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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但凡提到古董，总会带有神秘的色彩，这一方面因为古董知识本身的专业性，另外一方面，古董背后往往带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牵扯更为复杂的人与事。
1956年4月底，周恩来总理邀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李宗仁秘书、并一直与李宗仁交往从密的程思远从海外到达北京。在与程思远的会谈中，周恩来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并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林黛
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是著名演员，1957年，她以时装片《金莲花》首夺第四届在东京举行的亚洲影展女主角奖;1958年又以古装黄梅调歌唱片《貂蝉》再夺第五届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影展女主角奖。1961年以歌舞片《千娇百媚》三夺在吉隆坡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影展女主角奖;1962年又以爱情悲剧《不了情》四夺第九届在汉城举行的亚洲影展女主角奖。四膺影后的佳绩，堪称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而1962年公映的由主演林黛的《白蛇传》，也打破了香港中外影片卖座纪录。后来，林黛嫁了前云南省长龙云的五公子龙绳勋。
1958年，林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她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李宗仁在信中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而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由此，李宗仁称赞道：“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李宗仁与周恩来
对于李宗仁献出的这批赝品，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李宗仁当年收画时即上当打眼，在捐献时，李宗仁对此并不知情，而另一说认为，李宗仁就是出了一道哑谜，要大陆方面破解。
不管是哪种情况，大陆方面都面临选择，究竟该怎么办？拒绝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可以做出的选择，一种是如李宗仁所称“献给祖国”；二是依照等价原则以3000美元上限购买；三则是更高溢价，但有个怎样溢价的问题。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周恩来当然明白李宗仁“投石问路”的意图，他在反复考虑后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也就是估价的10倍，这一价格既远高于真实价格，又低于李宗仁自己按照全部真品的估价。而毛泽东给出的12万美元则不仅满足了李宗仁11万美元的开价，还略有盈余。李宗仁称赞共产党“是识货的”，也已经与赝品字画价格无关，而是从中看出了大陆方面对于他回归的答复，明白了会给予他一个怎样的前途。
李宗仁与毛泽东
实际上，虽然周恩来本身不喜欢古玩收藏，一生劳碌，为革命事业奔波，但他却也曾是古董店的老板。
1927年底，上海有个“松柏斋古玩号”，老板名字叫伍豪。伍豪的真实名字叫周恩来。当年，松柏斋古玩号的地点在黄浦江边，开张的时间不会早于1927年11月(此时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之后，刚刚由武汉抵沪)，而实际歇业的时间约于1933年秋天(1931年周恩来离沪去江西后，松柏斋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人董健吾负责)。
当年，中共“特科”的古玩店至少设立了四处：1.黄浦江边的松柏斋古玩号，是为掩护周恩来而开设的；2.上海法租界的古玩店，为掩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化名余达强，对外的职业为古董商)开设的；3.上海西摩路斜桥会馆旁开设的古玩店，为中共中央秘密接头处，中共特一科朱胜(化名，湖南人)当老板，顾顺章岳母张陆氏负责烧饭；4.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向忠发情妇杨秀贞当老板。
对于以古玩店做掩护，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认为，“古玩店是探听青洪帮、黑社会动向的好窗口”。
在周恩来的家族中，与收藏有关系的人是他的六伯父，叫周嵩尧，是江苏的一位收藏名家。
周嵩尧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于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50年4月，周恩来、邓颖超和周嵩尧于西花厅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先生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做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终于，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2010年1月8日，在周恩来逝世34年之际，他的六伯父周嵩尧先生手写本《周氏家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周嵩尧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写，当时日本军队占领扬州，周嵩尧避居乡间，将周家一些历史情况写出。
《周氏家训》中所披露的周家文玩颇为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