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 故事学院

内文图随原书

有人曾经问我说《人物》的特稿、《南方周末》的特稿、《冰点》的特稿，它们三者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同行也讨论过，大家没有标准答案。我认为《冰点》的特稿人物，我们的GPS导航大多定位的，是有公正、公民、公心精神的人。《人物》更倡导自由的精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南方周末》的特稿重分析，它用客观的事实呈现主观的逻辑，来表达一种他们理解的“命运逻辑”和“国家逻辑”。

前两天，我看《纽约客》的主编说了一段话。现在美国报业状况跟我们或者全世界都差不多，可能就日本的报纸还没到我们今天这么紧迫的地步。所以《纽约客》的主编也很紧张，所有人都问他，“纸媒怎么走”“会不会死”“没有人读你们，会把你们抛弃掉”。

这个主编答得很好，我摘了两句话。他说：

我要表达的内容与屏幕大小无关。

我经营一项事业唯一目的是要把它做得伟大，而非追求某种意义的成功。

这个主编对杂志的理解，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令我们今天所有的媒体人感到汗颜。太伟大了，这种想法。

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叫“冰点”，为什么高冷。其实，我们一直在“热”事件中找“冷”视角。无论这个事情有多么热，我们一定要用冷冷的眼睛打量。还有，我们会写很冷的新闻，比如写熊。人的事还管不过来呢，干嘛去写熊啊？为什么要写《生命最后的礼物》啊？我们还年轻着呢，为什么要写生命最后一天的事呢？

我们做人物报道非常多。可写人物报道很难，因为人性非常复杂。尤其我做人物编辑，做得越久，越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你不知道真相是哪一种，你采访的永远是“局部的真实”。人的内心比北京西直门立交桥复杂得多，你根本无法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

你在有限的文字里，怎么去呈现它？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在“热”事件中找“冷”视角。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看到这张照片了吧，是贺延光拍的：一个父亲，背着一具尸体回家，那是他的儿子。

我们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回家的故事。当时我们没有全景式的报道，因为全景式的报道央视24小时在做，轮不上我们做。我们就写了这么一个个体的故事。但是，后来我们就把它总结成：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距离“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3天。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摧毁了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和通讯，没有人知道镇

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跟随着救援人员，沿山路徒步往里走。

……这时，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略有些鬈发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平静。背上的人，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两条腿不时拖在地面上。他头上裹一块薄毯，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校服。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但这个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摆了摆手。“不用了。”他说，“他是我儿子，死了。”

——《回家》

这篇稿子出来后反响非常大。当天，林天宏坐地铁到办公室这一路他接了无数个电话，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其实就这么一个小故事，记者在灾区遇到了这么一家人，一个父亲背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心被抖动了，就去找他们家写了这篇稿子，很简单。我觉得可能这篇稿子切中了当时的环境，在地震中，让灾民回家成了全中国当时最大的主题。所以我们写一个个体的故事是在背景里去写的。

还有我们的动车事故的报道《永不抵达的列车》。当时各家媒体都在尽自己的“本分”，有揭黑经济链条的，有反思铁路改革的，报道非常多。但是偏偏我们关注了这两个大学生的命运。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一样，前往北京南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

——《永不抵达的列车》

还有《拐点》。当时西安“保钓”游行事件中，数万人上街游行，在那天晚上，微博里面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前方砸车，日系调头”。

这张照片当天在微博上传了十万次。我们的记者老秦正好在西安，她通过人人网翻了几十页评论之后，找到了一条线索，最后找到竖牌子的这个小伙子，做了独家的采访。最初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就觉得这会是一篇有标志意义的稿子。

其实当时在“保钓”事件当中有很多的报道，但是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要去做的就是一个“拐点”。当记者还在前方的时候，编辑部已经把这个标题拟定好了，叫“拐点”。因为编辑部已经想得很清楚，它是一个现实的拐点，是车的拐点；也可能是他这个人一开始激情澎湃地去上街、去游行，到最后他举起这个牌子，他内心的一个拐点；然后也是整个民族的拐点，老百姓从一种狂热，到理性思考的转折，十万次转发，转发也是一种力量，鼠标也是一种力量。这个标题实际上赋予了三层思考。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卖车行很普通的销售员，一点都不起眼的小人物。

“爱国，先爱同胞。”此言不虚。

2012年9月15日下午两点左右，李昭手持一块纸板站在西安市长安中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机动车道上。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

这条路通往钟楼，那里是西安的中心。看到这块纸板的日系车驾驶员，立即向南折返。与此同时，一群反日游行者正从北面向这里涌来。他们经过的道路上，几辆日系车都被掀翻、砸毁。

直到下午3点左右，几位交警采纳李昭的建议对向北必经的两个十字路口进行“交通管制”，他才放心回家。

这个疲惫的小伙子掏出手机打算给朋友打个电话，忽然发现自己举着纸板的照片，已经被微博转发两百多次。此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特殊”的事情。他和另外3位市民阻止了近60辆日系车开往可能遭遇打砸的方向。

它们几乎包括所有日系品牌，从并不昂贵的铃木“北斗星”，到豪华的雷克萨斯。和那些底盘朝向天空、玻璃悉数破碎的车辆一样，它们都悬挂着“陕A”的牌照。

到当天晚上，李昭的照片已在微博中被转发10多万次。尽管并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大部分网友还是不吝将各种褒奖送给这张照片的主角。

“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有人评论道。

——《拐点》

其实我们在写这些热点事件中，都在找很冷的视角，一些被忽略掉的小人物。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2014年，昆山的一个台资企业发生粉尘爆炸，7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一个持续的热点。全国无数媒体都抵达昆山，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关注到1987年哈尔滨亚麻厂粉尘爆炸，那个工厂是仅次于苏联工厂的世界第二大亚麻厂，被视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明珠，58人死亡，185人受伤。27年过去，这些年轻女工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青春戛然而止，美好的容颜不复存在，“像煮开锅的玉米粥”的伤疤会伴随到老。她们的人生发生了断崖式的急剧变化。至今这群人都住在一个红色的“鬼楼”里。所以我们用一个整版展示了这群女工27年的命运。

还有一篇，描述的是距离昆山爆炸现场900公里之外，南阳一个村子里的一位尘肺病人。他每天要吃7种药，几乎没有办法躺下去，只能不停地像风箱一样喘气。他曾经是昆山这家工厂最早的一批员工，因为得了尘肺病，被工厂赶出来了，所以他躲过这次爆炸。在这个村庄里面，80%的年轻人都在昆山这家工厂打过工，他们都与爆炸有过生命的交集。全村人都认为这样一个躲过了爆炸、又快死掉的尘肺病人曾经是最不幸的人，而现在变成了最幸运的人。

在稿子里，我们把这个人的故事当成一个黑球，不停撞击各色球。所谓各种颜色的球，是指村子里很多曾在这家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纵横交织。我们用这种写作，用这个人的视角，就是我们理解的“冷”的视角，来记录这场爆炸事故。我们没有写爆炸现场的惨剧，我们写这个最不幸的人，最后变成最幸运的人，用人物命运展现大背景。我想如果马尔克斯在的话，他也会写出这样的故事。我们写900公里外的这个村庄，是另一个意义的马孔多镇吧。我想这就是冰点。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熊的稿子，很多人都叫我“从熊”。其实我是被迫写这篇稿子的。我对熊无感，对动物无感，从没养过狗也没养过猫，养金鱼还死掉了，唯一的关联是有一个熊造型的发夹。临出发前，家里人还说：你们编辑疯了，好好的人不写，写熊，报社还花那么多钱，采访那么多天。但是这个采访非常打动我，这篇稿子出来后，有些反响，后来哪里吃狗肉了，哪里要抢救流浪狗了，都会联系我。

其实我很讨厌那种在高速路上拦着车，恨不得车追尾，救几只流浪狗的行为。但是这篇稿子，让我对动物有了另外的认识。

第90块石头，与别的石头没什么不同。

这块石头上写着：“SYNTEGRA，？—08／26／09。”这是一个拗口的拉丁文名字，它死于2009年8月26日。“？”意味着无人确切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

这块石头很干净，三两只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而更多的石头则长满青苔，有的半陷在泥土里，上面的字迹模糊可辨。每块石头的背后都有小木片做成的十字架，它们插在长满青草的不足膝盖高的土堆上。

这些土堆掩藏在一大片竹林里，地上开着紫色的小花，小手模样的藤萝四处攀爬，郫河支流从旁缓缓流过。

显然，没有比这儿更适合的墓地了。这里埋葬的不是人，而是90头熊。

——《熊的解放：人的救赎之路》

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墓地，这么悲剧？为什么不写得阳光一点？这问题问得太深刻了。甚至在别的大学讲课，有新闻系学生问我，你写这么多悲剧，性格很悲观吗？你写这么多小人物，和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吗？

我总是解释我个人挺阳光的。我只是习惯了职业地记录悲剧。

当时我采访的保护区在成都郊区，需要每天从市区坐保护协会的大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只狗，那只狗看起来特别光鲜，却是要去做安乐死的。我没想到还需要坐大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安乐死，“哪里不能死？一只狗而已”。途经很长一段破破烂烂的路，经过很多个小村庄。突然上来一个啃油条的小伙子，时髦极了，身上打孔那种，简直可以当偶像。我想哎呀这种破地儿，还有这样的小伙子。他说他是从上海来的，为了服务于这些熊。他原本在上海的外企工作，英语很棒，很聪明，现在为了离熊近一点，就住在不太远的镇子上，天天就上这个大巴。他们的办公室是一个很破的三层楼，我还没坐下来，所有的猫狗都涌上来了，大家开着会，这些猫狗像出入在无人之境，这真是动物的王国，让我惊讶极了。

后来我再一走，沿着河，经过了一片野花和一片紫藤萝，漂亮极了。在熊的居住地，我看到的都是活的熊，这些熊快乐极了，吃蜂蜜，谈恋爱，美极了，一点都不觉得悲惨。

我到墓地的时候惊呆了，以前从来没想过怎么还会给熊建一个墓地，而且每个墓地都建得特别漂亮，都垒一个土包，上面搁一块石头，石头上面都有名字。每一只熊都有一个名字，哪怕才送来这个熊，马上就要死了，他还是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墓地上都有花，还写着信，我说那信是哪里来的呀，他们告诉我是世界各地写来的信。

这些信后面都画着那个邮局的邮戳，齿轮都画得一丝不苟。我当时太惊讶了，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对于人道精神的理解，远远超出我曾经理解的那个范畴。本来编辑说因为缺稿，你就去吧，也就是个二流稿子了，没关系就凑一个版吧。但是那一刻不一样了，我深深地被打动了。

我看到安德鲁熊的照片，比我人还高大，三只腿站在那。这时候我去采访安德鲁的饲养员，这个饲养员是附近的农民，曾经是养猪的，后来开始养熊。因为这只熊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永远被这个笼子压这么高，饲养员养着养着就发现，怎么让这只熊站起来是个难题。当你真的去把笼子打开后，它就会用手去摸一摸头顶，始终觉得笼子压着它。当它第一次上草地的时候，草地应该是它的家，但是它的脚触到草地会弹回来，它害怕，它怎么蹭都迈不出去那一步。当你看到那个饲养员学熊是怎么爬出来、怎样第一次踏上草地，三脚朝天打滚的时候，你会被他深深地打动。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曾经在训练安德鲁的时候给它带枣，最后安德鲁死的时候他又带了一颗枣子给它，向它告别。安德鲁成为一个雕像之后，这个饲养员每天从它前面经过的时候，每天都会向它致敬。

这是这个农民从没告诉过别人的秘密，他说：“这个事儿只有我自己能够明白。”

采访需要五官像春天的树叶，一点点打开。如果我写一篇大特稿，采访笔记不到80页，我几乎是不敢动笔的。所以我做编辑，有新记者第一次出门采访，我几乎是要列50到100个问题的。拍纪录片，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到让墙面上布满都像苍蝇一样的摄像头，可是用文字去做画面感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摄像头。

我们要用求圆周率π的精神，去提问，每一个提问，让3.141592……这个小数点往后精确一位。

五官的打开，是一个技巧活儿。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看不见，可编辑让记者一次次地改稿，补充细节，就会强化记者的五官完全雷达式打开，就像福尔摩斯说的：你们在看，我在观察。

举个例子：

这个住在窑洞里的家庭实在太倒霉了。用女主人韩爱平的话来形容，差不多每刮一阵风，都会刮到她家。

有人用32个字的简洁语言，就讲完了这个倒霉的故事：“高长宏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短短的两句话！

可只有从太原坐上大巴，走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3趟车，再走一段灰尘能淹没整个小腿肚的山路，坐在山西省交口县回龙乡高长宏家掉着墙皮的窑洞里，这两句话的温度才算刚刚升上来。

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到两岁零一个月大的伟伟午睡醒来，9岁的壮壮放学回家，揉着面团的女主人打开话匣，男主人熄了烟，重重地叹气……

这个倒霉的家庭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

——《最倒霉的家庭》

这是我以前写的《最倒霉的家庭》，三聚氰胺、问题疫苗、两个小概率事件集中在这一个家庭里，两次悲剧的叠加，而且这些悲剧不是自然原因，完全是社会原因。这个家庭是剖析社会病理很好的样本。

两个孩子一个叫壮壮一个叫伟伟，父母取这些名字，就是希望他们壮实健康，可就是出了这样反讽的事儿。

这种采访并不难，我不是很习惯拿着笔记本坐在那儿你问我答，录音笔一旁在转的那种记者。特稿记者就是一次次地去，一小时一小时耗着，等着对方完全开口。和采访对象下地干活，帮管宿舍的阿姨叠一天男生的臭袜子，是我们记者常干的事。就像赵涵漠说的，你变成他家的冰箱了，你的采访才刚刚开始。

一旦开始，你的眼睛就是摄像机了，什么都能看见。我觉得这种采访一点都不费劲，那个小孩因为三聚氰胺的问题不停地尿尿，他骑着摇摇车，一边摇一边尿，连醋缸旁边都不放过，院子里挂满了他的尿布、床单、衣服。大孩子回来了，大孩子因疫苗出了问题，所以比较笨，打沙包永远是挨打的那个，背一篇作文要背好多遍还背不下来。他们的妈妈揉面，给孩子做饭，她成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揉面不断地洗衣服。她揉着面说这个事儿，就会不由自主地靠着她家的窑洞哭，说“为什么每刮一阵风都会吹到我们家来呢？为什么我去烧香连庙门都给关了呢？”这样的直接引语多有力。

说着说着就开始哭，也顾不上她手上的面粉，脸上印着白色面粉的五个手指印，你还用看笔记本吗？笔记本不会写她这个的，你会去听录音吗？录音没有这五个印子的，只有你的眼睛能够看见。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场面，就算我不做记者了，也是终生难忘的。

当时，很多记者都来了，给这家人带吃的。孩子的妈妈就把零食藏在从不用来洗衣服的洗衣机里头。结果这个小儿子发现了，但他又不会说话，个头又不够高，就指着自己正在换牙的空空的嘴巴，然后指着那个洗衣机。就是这样的场景，只有眼睛能看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巴，哭喊不已。

——《最倒霉的家庭》

我们有一名女记者采访一位钢琴天才。她观察那个少年的手掌，她量了一下——25厘米。她计算这中间要跨越多少个白键，她掐表看一秒钟最快有多少个音符。这么一句话的信息有什么？有声音，有画面，有动作。这就是采访的功力。

这是一双宽大灵敏的手。张开手掌，大拇指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能达到25厘米，在钢琴键盘上跨越12个白键，快起来一秒钟能弹奏十几个音符。

——《奖牌少年》

还有我们写过一个大胡子，是广州的一个政协委员。他对政府不公开39号文件，非常生气。他说你什么时候公开我就什么时候把胡子给剪了。结果胡子越来越长，最后政府都着急啊，说你把胡子给剪了吧，我明儿就公开了。他就是用这个胡子去丈量政府的公开度。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商量好了，要观察一下这个胡子。记者在飞机上就想好了，要看胡子到第几颗扣子了，有几厘米。睡觉的时候，是把长胡子搁在被子外头还是里头？喝汤的时候，要撩开胡子喝汤吗？结果采访中，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还得到更多的细节。他老婆说：“因为这个胡子我一年多都没亲过他了。“还有他的老丈人睡在病床上，唠叨说：“你快剪了吧，我看着害怕。”

长胡子是现状，短胡子是过去，把长短胡子交叉着写，现状和背景交融，胡子作意象，作结构，实现了时政报道的软硬结合。

还有，我们写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毫无疑问，这个肺的特写是绕不过去的。我记得《新京报》写的这篇稿子，是这样进入这个肺的。

一直到走进医院，我的心里都空洞洞的。呼吸科病房走廊里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填满我的鼻腔。我似乎感觉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很沉重。

呼吸病重症科室，张海超病房所在的区域。我推门而入，看到一个年轻男人躺在上面，他的鼻孔插着吸氧管，手上拨弄着手机，脸色发暗。他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要好。在来郑州的路上，我的心里预画了无数有关于他的形象，我甚至想象他是否戴着呼吸机，“嘶嘶”地呼出每一口气。

眼前的张海超可以讲话，但是没说几句话，就要咳嗽。他患了气胸，尘肺病人常见的并发症。简单地说，他的肺部生出破口，本来应该从肺部和支气管排出去的气体，从胸腔里漏出来了，像一只不断膨胀的气球，挤压着他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肺。

——《“尘肺患者”张海超，这次他要面对死亡》

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多。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毛坦厂中学，毛坦厂里面其实是一个安徽的超级大中学。几个省的复读生全部在那里上学，一共有8000人，不能想象。整个一个小镇上，所有的煤电垃圾食品，整个的链条都围绕着复读生进行。这个镇但凡高考的时候就会开着几十台大巴，“嘟嘟嘟”去高考。高考一完这个城就会像一个死城一样，一片寂静，完全是因为高考产生的一个怪胎。

他们需要象征考无不胜的神，于是这个世界有了“考神”。在安徽一所著名的“神话中学”，近千名高三学生的陪读家长赶在凌晨抢拜“树神”。他们务必要向这位大神敬上高考前最后一个农历十五的头炷香，祈求他们的孩子能考个高分。

向神灵祈祷的香火堆积起来，引燃了“神树”下的石棉瓦顶棚和百余根祈福带，火苗四处乱窜。10多名保安人员，用光了8支灭火器，都未能控制火势。后来大家从附近出租屋内不停地运送自来水，毫不间断地扑火，火情才得以缓解。

我曾经探访过这所名为毛坦厂中学的“神校”，还特意参观了那棵当地人口中的“神树”。那是一棵百年老枫树，枝繁叶茂。不过怎么看，我也看不出神灵的样子来。但外人的观感并不重要，只要毛坦厂中学家长和学生相信那是神，就够了。

在这个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地方，人们相信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也因此有着种种规则和禁忌。学生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禁忌，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生的车队，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必须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而头车司机一定要属马，寓意“马到成功”。我问了不少人，这其中有什么因果联系，可每个人都神神秘秘的，却也说不上来。

——《高考前家长追逐“神秘力量”》

它就是中国高考的影子，就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我们就浓缩了这个小镇，围绕着这个小镇去写它的个体生态，这都是围绕高三复读生进行的。如果我让你去写这个小镇，你会很惶恐吧。那我到了这里我怎么写啊？我要采访这个学校，这个是想得到的。采访学生，这个是想得到的。那怎么写这个小镇的环境呢？怎么描写这么多人呢？这些细节从哪里来呢？我们的记者就问这个包子铺，你一天能卖多少包子，问垃圾处理厂你每天收多少吨垃圾，去发电厂问发多少度电。她还拿着表开始数，现在下课了，铃声开始响了，从第一个学生到最后一个学生出来用了多长时间呢？要15分钟。用15分钟才能够分流这一个学校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学校。但是你说大没有用，用了这些细节去表现，有说服力得多。

写作是需要一个意象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它是结构、密码。前面讲的胡子就是意象，《无声的世界杯》那块屏幕也是意象。这个意象也是个结构，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的那条线。有时候这个意象是实体存在的，有时候这个意象并不存在，是个抽象的东西。比如拐点，拐点是我们赋予的一个拐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回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实的，也可以说它是个虚的。

我们还写过一篇一个1米2的民办老师撑起一个学校“高大形象”的故事。1米2就是一个好的意象，采访中把所有细节都压在1米2的这个高度去观察，自然而然就不难体现他的“高大”了。当然，传统的“高大全”式人物报道应该扔进垃圾堆了。

其实还有很多寻找冲突的例子。比如我们写过“布衣院士”李小文，就用了加法和减法的方式。如果停留在写他生活简朴，穿几十块钱的布鞋，被当成修空调的，怎样做“扫地僧”，就太花絮了。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总理手上拿不到一种很精确的遥感地图，他就非常伤心，他认为是他们的工作没做好。但其实他在国际领域做得非常好。我们写他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减法：出了车祸都不愿去看病，作为一位院士，连ATM机都不会用。这些减法是为了突出写他的核心：踢走学术浮华。我们用一种冲突的写作，用加法和减法，用一种“奥卡姆剃刀理论”，刮刮刮！把生活琐碎的事情刮掉，留下的就是他认为最真的东西。

本文节选自《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

周逵 主编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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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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