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情出岔子的时候，总要有人承担责任。这一点看似理所当然，但到底谁来承担、承担到什么地步为止，这在现实中可就复杂多了。
在近年来诸多事件中，
最终承受反击怒火的，未必是直接责任人，而是那个象征性的核心人物
：肖战粉举报AO3封号，引发的报复是由肖战来买单；墨香铜臭的粉丝得罪了晋江文学的耽美圈，到头来对方的举报甚至把墨香铜臭本人送进了监狱；而最近的《休战》一星运动事件中，网上的抨击也都集中在译者韩烨身上，打一星也是她最直接受损，虽然她辩称自己并未指使朋友捅到学校去打压当事人，事先完全不知情。
哪怕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在人我不分的社会网络中，也会变得异常棘手。在《休战》事件中，这起初原本是译者韩烨和批评者高晗之间的讨论，但韩烨的朋友杨君宁却把这事捅到高晗所在的学校，让院系领导“批评教育”。
举报者固然是人我不分，把朋友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学校也没有边界意识，把学生在网上的个人言论当成了影响院系学术声誉的事，而到最后，网上的怒火又对准了并非直接责任人的译者和编辑。
这正可见网络舆情危机的复杂微妙：这些核心人物其实也难以控制自身社交网络的每一个节点，但当有人触发公众的怒火时，他们可能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火山口上，根本来不及反应。此时，迅速止损的最好办法恐怕就是切割，声明自己并未指使人作恶。
但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切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很多人并不相信这类声明，就像昨天一位留言说的：“真的控制不了吗？其实很多时候偶像对粉丝一句话就能控制住，只不过在最初还没有想到严重后果的时候乐见其成罢了。”根据这样的看法，
无所作为的放纵本身就是在暗中支持，而切割不过是试图洗脱自己，拒绝承担应有的责任
。
袁世凯（1859-1916）
1913年，革命家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凶手武士英很快被捕伏法，但他不过是受人指使的喽啰，虽然一直没有直接证据，但当时舆论的矛头都指向总统袁世凯。历史学家唐德刚推断，这不大可能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的，因为作为政治家他不可能没想到这引发的严重后果，只会让自己陷入极其不利的局面，但他又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根本不需要下令，一句牢骚、甚至一个眼神，手下就会自动领会，去帮他“分忧”，除掉让他不快的政敌。
一百年后，历史学家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一书中研究所有证据后得出定论：宋教仁遇害，确实并非袁世凯及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使，而是袁氏亲信、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擅自主张，联络上海会党首领应夔丞后找人下手的。虽然洪述祖闯下大祸，但他毕竟又是在为主子做事，因而袁氏事后又态度暧昧，不愿与他切割干净。
在英国史上也有著名的大教堂谋杀案。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与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爆发争执，这位暴躁冲动的国王被他不停的挑衅气疯了，怒吼：“这些食君之禄的懦夫们难道没有一个能分君之忧吗？就没有人能收拾这个只会搅局的主教吗？”四位骑士听到后，随即默默出发，刺杀了这位大主教。
尽管贝克特生前的行为也有可争议之处，但此时都已不重要了，教皇当即宣布他为圣徒，
他所有的过失都被遗忘了，他在受难后比活着的时候更有影响力、更难对付
。此事立刻成为整个西欧的丑闻，哪怕亨利二世原本只是私下的气话，但骑士们的血腥罪行仍被看作是他的直接授意，他不得不公开认罪，这成为他余生的污点，再从未能从这一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如果说这还算是直接的手下所为，那么在另一些事件则可表明，群体的弥散性行为要控制是极难的。日本近代崛起后，“爱国”的狂热席卷列岛，1891年俄国皇太子来访、1895年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到马关谈判条约，都被激进者刺伤。这两次事件都让明治当局极为被动，尽管它本身就要为这样的情绪负责，但要控制这样个人自发的激烈之举却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更不可能去指使人做下对自己如此不利的蠢事。
相比起这些事件，国内当下这些风波当然算不上什么，但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
激烈的个体即便没有得到直接授意，但他们自作主张的行为，最终付出代价的都不止是他们本人
。也因此，所以好莱坞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桥段：特工在执行秘密使命之前，都被告知“一旦你失手，白宫将宣布对此完全不知情”。
核心人物可能事先真的完全不知情，是被他们的鲁莽之举坑了，但他们没能控制住，这本身就被视为问题。当事情已经发生时，公众在追究责任时，并不管你的权责边界，而要求你承担起连带责任。
更进一步说，情绪被点燃的人群，往往也无暇分辨这其中的细微之处，倒不如说是秉持某种
“方便报复原则”：打击那些暴露出来的目标
。就像在《休战》的一星运动中，网民最容易采取的报复手段，就是给这本书劣评，以惩罚译者和出版社。相比起来，本应承担责任的院系领导，即便也有人非议，但你一时之间却似乎很难找到什么途径去惩罚他们；同样的，打击弥散的粉丝个体太难了，但他们的偶像则靶子大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