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燕京
来源=《史学月刊》
清末十年，在主持改革与力挺宪政的政治群体中，趋新少壮派亲贵显得思想开明，行为激进，敢于任事，他们招贤纳士，优容革命党人，成为执政舞台上一群星光熠熠的政治明星。他们三步并作一步，急功近利，贪大求洋，试图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强盛国家”的大业。那么，在清末贵族宗室普遍慵懒与麻木不仁的氛围中，什么因素驱使他们格外“奋发”？在内忧外患下，他们是怎样认知自己及王朝大势的？他们中间有没有较为共通的性格因素？本文试图解释趋新少壮派亲贵的心理基础与思想动因。
少壮亲贵的立宪趋新
本文涉及的少壮亲贵，主要包括载沣、载洵、载涛、载泽、载振、善耆、溥伦等人，他们年富力强，位尊权重。虽然这批人在资历、声望方面与历朝重臣相差甚远，但却经由身世走上历史前台。他们本初的生活样态是优容、玩乐，但在不经意间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清末政改，特别是宣统三年的立宪改革，趋新的突出特点是求全、追高、速成。关于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研究汗牛充栋，这里从略，笔者想追究的是“改变”之下的政治心态。翻检清末史料，可以感受到少壮亲贵的心态植根于“救急解困”。
庚子事变以清廷巨大的羞辱与让步逃过一劫，但接下来的危机却越来越重。光绪宣统代际转换之时，日俄企图撕裂中国的野心愈益膨胀，致使朝野上下形成普遍的焦虑。“甲午、庚子之后，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而操纵失宜，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中国等级向居人后，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亲贵出洋，何尝无所激刺，奈事过辄忘。”搁置“事过辄忘”一句，这种刺激和耻感，易转化成奋发趋新的动力。载沣等少壮气高心急，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改弦易辙、用西用新之路。
少壮亲贵此时的情绪，就是“焦虑”。这种焦虑的心态直接影响社会。由于强邻逼迫，清末十年全社会弥漫着“恐慢”心理。恐慢心理在情绪上转化为急切，容易导致行为上的急功近利。胡思敬谈到各部委为适应新时代而学新知学外语，你追我赶，甚至焦虑本部不办学馆则“无以自存”。“赵尔巽署户部尚书，设计学馆，令司员赴学，已而刑部设法律馆、兵部设兵学馆、工部设艺学馆、吏部设吏学馆，翰林院开学会，彼其所学亦不外异国语言文字，与僧伶优妓无以大过也。予闻吏部人语同僚云：‘今新署林立，我而不开学馆，将无以自存，渐为他部所并’。”官员们竟张皇到担心不改革就会被其他部门吞并的地步。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社会舆论、立宪派以不断请愿的方式迫使清廷预备之期一改再改，也是这种焦虑情绪驱使下的“恐慢”与“急进”。1907年，清政府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各国认为中国没有海军，不具备头等国家资格，这使少壮亲贵大受刺激，海军兴复计划也再次热闹起来。至1909年，出任海军大臣的载洵提出庞大计划，宣布用七年时间重建中国海军，责成度支部筹银1800万两。可以推想，即使国家财政充裕，短短七年也未必能建成规模初具、列装严整的海军，何况“库款奇窘”呢。
尽管除海军建设规模、速度当时是问题，而对趋新少壮亲贵来说，急速变革不是能不能、而是敢不敢的问题。并不看好中国海军计划的外国军火商竞相巴结少壮亲贵，外商的追捧让这些年轻气盛、少不更事的亲贵昏了头脑，以至于摄政王、外事部门不得不专门发去电文提醒他们，不要轻易答应购买巡洋舰、军械和聘任外国军事顾问等任何要求，“至各国考查时固宜辑睦邦交、恪恭将事，惟无论何国，如有会商要求之件，均不得轻易然诺，致启将来种种纠葛”。
1910年，载洵、载涛兄弟俩交替出访，甚至没有明确具体任务就翩然上路。驻美公使私下跟载涛讲，身为贵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列国的猜忌，说：“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载涛无言以对。张荫棠公使规劝道，“国家之危，将在旦夕。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就是“装”也得装得像一些。1910年，期盼得到美国支持复建海军的清廷，派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去联络，以实现中美海军合作。驻华公使嘉乐恒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国务卿：“如果允许我表达对这项计划的意见的话，事实是中国不需要任何庞大的海军；他们也许只需要为沿海和内河巡逻警察工作所需的、或为缉私和镇压叛乱和训练官员所需的已有的炮艇、游艇等等，但战舰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他们没有钱支付这些战舰，也没有能够操纵这些战舰的官兵。这是目前普遍的看法：如果他们有一艘或更多的战舰，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加强或扩大日本的海军，因为如果日本与中国或其他国家发生麻烦，在他们需要时日本会攫取这些战舰，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能阻止它的发生。由于他们的固执和保守，中国人有许多的想象和虚骄心理，他们热衷于表面文章，不关心事物的本质；他们喜欢拥有一个大国的所有标记，并像大国那样受到尊敬。因此，他们想要陆军和海军、枪炮和堡垒、战旗、战鼓和军号，同时却没有使用它们的经验或能力，此时他们对战舰的需要还不如一个小孩对枪的需要。鉴于他们发动的许多实际改革以及他们正在倡导的教育工作和商业及资源的开发都急需金钱，并且也因为他们的税收或其他的收入来源都到了极限，因此，在我看来，鼓励他们负债发展海军或进行庞大的海军投资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一个不友好的行为。我想没有任何比它更大的金钱浪费。”其中所说，“他们热衷于表面文章，不关心事物的本质；他们喜欢拥有一个大国的所有标记，并像大国那样受到尊敬。因此，他们想要陆军和海军、枪炮和堡垒、战旗、战鼓和军号”一段，最耐人寻味。这是对趋新少壮亲贵虚骄心态的一种素描。
少壮亲贵贪大求洋，在“趋新”方面则是紧跟世界潮流。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亲贵的开明与新式做派，确实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1909年讨论修改刑律问题时，载沣说：“此次核定，须先将主义拿定完全，以世界为主，期合于人道之大凡，方不负先朝修改刑律之美意。”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按中国几千年的条规，此举属于十恶不赦。但是，办案的善耆却显示了新风格，非但不杀，还给予汪精卫相当的礼遇。“此次汪兆铭一案，监国意主宽大，又得肃邸及内城总厅为之维持，故前日廷谕免死，将汪、黄二人交法部永远监禁。罗某则监禁十年。一切皆按文明之法相待，并闻朗贝勒将此案定拟时，先请庆亲王指示科刑办法，庆王答称摄政王意旨所在实为至善，若处以极刑，该党必益反对，恐有暴动之虞。各王大臣皆以为然。后由法部堂官说明，现值立宪时代，即取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律变通处罚如何。自庆王以下诸枢臣皆以为然。”以宪政的名义，体现出来的办事新风自然博得国内外舆论一致盛赞。少壮亲贵的办事新风不仅表现在对革命党的宽容，还表现在对贵胄子弟不轨活动的严惩。同年，在烟台水师学堂实习的二十多名贵胄学堂学生，成绩不佳，却“挟贵骄人”，与平民学生极不融洽。他们在一次训练时，因失误引发了平民学生的哄笑，于是“宗室各学生竟引以为奇辱，相约退校回京。洵贝勒接到该省电报，初意俟接见该学生时稍加申斥，劝其仍行回校。不料该学生等不服贝勒劝谕，出言挺撞，贝勒大怒，遂将二十学生一律开除，并不准再入他项学校”。海军大臣载洵的处理手法与另一位趋新亲贵善耆如出一辙。
显现文明气象的还有资政院的种种新举措。担任总裁的溥伦，对资政院的工作相当热心，参政内容处处模仿行宪国家。资政院开幕在即，“尤为中外观瞻所系”，一定要办得体面，事先演练细节，给记者留席位，不放过任何疏漏。在军机们煞费苦心密谋未来国会如何限制民党时，载涛据理力争道：“两党互争政见，各国通例，若抑民党，何用议员？断不宜干预。”甚至提出应开放“党禁”。至于设责任内阁、召开国会等问题，趋新的少壮亲贵更是积极发声。
自放洋归国后，这些少壮亲贵锐意进取，奋发图强。载振归国后即建议实行商务、办学、路矿三大政。1904年赴日本参加国际博览会，溥伦“遍视帝国大学、博物馆、陆军士官学校诸处”，当即提出要“规复”海军。载涛赴欧美访问，觉得发辫低垂令自己难堪，命令部下率先剪辫(但终归自己身为王室成员未敢擅自径剪)、改穿西装，他还效仿他人，给美国华侨会捐款。1910年，载沣的两位胞弟因剪辫问题与众军机大闹，辩论再三，甚至“互相口角，两造声色俱厉，大触监国之怒”，以至于影响到军机的去留。主管海军、陆军的载洵、载涛觉得，以中国之大，“若内外大臣实行痛处虚糜，共守维持国脉之心，想年省千数万两尚非难事”，缠着主管财政的载泽要军费，实在拿不到就向隆裕伸手。他们急于振作，急于施展拳脚。一向谨慎小心的载沣不得不婉转地表示，载洵、载涛“虽敏锐有为，然求进之心太速，恐多贻误。且于政治阅历尚浅，非再经验三五年断难倚任”(24)。
清末改革顺应了世界潮流，是大势所趋，但追新、求高、速成的难度与代价甚高。改革不仅需要国力、财政支持，需要良好的内外环境，还需要智慧与能力。令人叹息的是，趋新少壮亲贵多无处理综合性、复杂性决策问题的能力。德龄评价他们说：“满人不想学习，他们非常自负、没有头脑，他们认为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想要的就是快乐，皇族中的青年子弟只考虑娱乐。摄政王不想学习，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兄弟们也不想学习”，“当他们在国外时，他们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改革，希望中国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可他们一回到中国，他们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又表示满足了。我对此非常惊奇。有一次，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以那样的方式生活，不得不感到满足’”。德龄的评价与上述表现完全不同，看似形成了悖论，但实际反映了趋新少壮亲贵在说与做、思与行、时代进步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与理想冲突。他们拥抱时代的动因还羼杂着强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
少壮亲贵的性格特征
20世纪初年，在内外压力及时代感召的驱使下，少壮亲贵走上了立宪趋新之路。强烈的危机意识、救亡志向，加之身世赐予的当仁不让，促使他们迅速崛起并风光无限。在立宪趋新的道路上，他们的性格特征迅速升腾为决定性的一方。
表现之一，是与他们年龄密切相关的不服输的朝气。
1901年，载沣赴德谢罪，行程日记中记载的多是富强之事，表达他强烈的复兴愿望。在他1909年摄政伊始，舆论一片颂扬之声。有夸赞他“生平喜阅西书，深知世界大势，凡应兴应革事宜，见解特异。对于国会，希望成立之心异常深切。刻闻王拟将国丧办妥后，与军机大臣协商预备一切事宜，果断施行，以期挽回因循之痼习”。赫兰德评价他“威严尊贵，聪明过人，话虽不多，但与人交谈时总能找到话题，不至于冷场。他不好闲聊，但与自己的平级在一起时，却也是妙语连珠，非常幽默诙谐”。言语之间虽有过誉之嫌，但那种年轻的气息跃然纸上。新晋度支部尚书亲贵载泽，办事积极，“命各司员于八钟到署，十二钟散值，毋庸衣冠”，刮起一股官场新风。当然，“惜于部事尚少阅历，故司员呈堂画稿，虽留心考察，终属茫无头绪云。然吾谓较有阅历而不肯留心考察者犹稍愈焉”。载洵第一次出国每每因发辫与装束感到难堪，第二次出访干脆改穿军服以壮声威。载涛访英虽屡屡受挫，但成行之后终于在骑术上给自己及皇室挣足了面子。诸如此类，皆是一股奋发之气，在清末政治中相当抢眼。
1910年间，风头正劲的少壮亲贵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上下(如下表)。
表现之二，是与身份、地位有关的敢于任事，不讲情面，敢言、敢作、敢当。
以剪辫易服为例。在国内，少壮亲贵发辫被赞优雅美丽。但走出国门后，他们却深感自己发辫所带来的难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载泽率先倡议剪辫，遭到慈禧的痛斥。到载洵、载涛受辱之后，这个问题再次突显出来。载涛坚“请全国上下剪去发辫，以示实力欧化”，最早出洋的少壮亲贵载振，曾借立宪之机提出“归并八旗”，这一激进的想法让慈禧大动肝火。
少壮亲贵虽因过急过激受到压制，但趋新热情却屡挫屡奋。载振自己不想学习，但不妨碍他提出大兴教育的计划，他曾力言教育的种种作用，以至于原本痛恨新式学生的慈禧也动了心思。善耆在崇文门税务管理、兴办现代警察、改革城市管理等方面都有建树。预备立宪开始后，作为第一批出访大臣之一的载泽，指出中国为什么不能长治久安，就是因为没有好制度，责任内阁的设立等同于“汤武革命”。他还对几百年间满人自称“奴才”的陋习痛加批驳，认为搞立宪就需要拒称奴才，推文明之风。1910年日本悍然吞并朝鲜，中国朝野极为震惊，一时间舆论哗然，多以力言危机、呼吁觉悟、防范日本为言。日本驻华大使“伊集院近以京外各报登载日本并韩种种情形，于该国有所不利，特向外务部要求代为禁止”。外务部官员对日本的恫吓惊恐万分，赶紧请示主持民政事务的善耆，善耆断然拒绝道：“日韩合并已经实行，各报所纪均属事实，即所撰之论说、时评亦不过借韩之灭亡以警惕国民政府，不犯公法，不违报律。本部实无禁止之理由，外人尤无要求之借口。贵部既不即时拒驳反商之于本部堂，本部堂不能为此无理之取缔，即使钦奉谕旨，亦难遵办。且此事各国报纸纷纷登载，不识该公使均请禁止乎？抑专禁止中国乎？”这样的外交辞令，在清末国际交往处于劣势的境况下难得一见。善耆不仅了解政情、了解宪政、敢言，还敢干。毫无疑问，即便对中外大势有了解，有见识、有远见，若没有近支王公地位，没有敢言敢干的性格，也很难在清末立宪中走远。 表现之三，思想开明，性格开朗，好结交。
与外界往来既能开阔眼界，又能增长见识。1903年新政初起时，《大公报》刊载评论说：“近来京中各亲王贝子与外国官商往来者，惟醇王、肃王、振贝子三人为最密，改良中国之心亦最热，肃王不仅学英文，并请某西员教其子以西国兵法。”此时载沣20岁、载振27岁，年长的善耆也只有37岁。据说载泽、载洵、载涛酷爱结交新式学生。由此有人讽刺说：“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
跟善耆往来密切的汪荣宝，曾给他特制一方“好贤如缁衣”的闲章，形象地说明了善耆的性格特点。而善耆则给归国留学生们安排工作，从而给清末城市建设和行政管理带来新风。革命党人程家柽、谷思慎与善耆交往密切，甚至被延为幕僚。善耆称程家柽为“学界魁杰”，颇“引之以自重”“备道倾慕”“言之殷勤”，还把程妻留在肃王府中教书。汪精卫暗杀未遂被捕后，善耆没有难为他，反而“再三慰问，极致钦祟”，这在亲贵中颇为罕见。汪精卫被捕之前，早已因为鼓吹革命而名动大江南北。即便这样，善耆仍力主不杀，足见其开明与胆识。善耆的新潮绝不是无源之水。史载，他接受新思想的源头之一是看《民报》，据说当时他每期必读，期期不落。不管善耆的出发点是什么，开明带来的社会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表现之四，政治上的不成熟及认识能力不足。
1902年，载振出访英国受到强烈震撼，回国后立即提出发展商务、路矿、学堂等建议。慈禧细问其详，载振回应说：“西国盛轨一时，不能遽臻，若日本今日情形，中国不难企及。”1910年，海军大臣载洵抱定分购各国舰船的计划，曾说根本的办法是自己制造，但一时能力财力有所不逮，为了救急，只能采买，既可以“联络邦交”，也可以保守中国海军的机密。年龄最小、阅历最少的是载涛，他出国后受的刺激最大。他深感“国势之危，千钧一发”，还经常为此伤心落泪。因此极力主张速练陆军，“有欲将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头等国之概”。随即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昌言改革。谈及政纲，他直截了当地说，“欲破除今日政界积习，非持急进主义不可”。皇族内阁宣布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在就职演说中讲道：“诚以交通时代与闭关时代不同，立宪时代又与专制时代不同。昔以保守为主者，今则以进取为宗。昔行消极主义，而可以保安者，今则非行积极主义不可以图存，是则大势所趋，不得不然。”
政治上的不成熟还表现在保路运动兴起之后，少壮亲贵们的盲目乐观。保路运动、黄花岗起义发生后，亲贵不以为然，甚至说：“纵使广东亦叛，不过四川第二而已。彼广东无故尚有匪乱，何况今日有词可借，以此恫吓，殊不足畏，转是总督借端要挟，为可畏、可恶也。”他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远比其他因素更高。在辛亥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汪荣宝等一伙年轻人跑到善耆家里问计时，善耆依旧相当乐观，他“以为东南各省之纷扰如同儿戏，倘中央政府立定脚跟，各省自然瓦解，并力劝余镇定，毋自惊扰”。
表现之五，头脑易热、盲目乐观。
1907年，溥伦自日本归国，顺道查看南方政情。他觉得“苏杭甬路款一事，异常固结，均守定商办拒款四字宗旨，相持日久，人心渐形惶惶，无论外交上如何为难，必须竭力商量，稍微变通，以顺舆情。只须办到此项借款与路无涉，民情庶可稍安”。这意味着，只要把为修路所借的外债换个名目，糊弄一下百姓就可以暗度陈仓了。他还建议，“派盛进外部，庶事权相属，办事较易为功”。事实上，在清末，列强给中国借款除了经济动因外，还绑定了政治条件；况且国际间条约不可能形同儿戏，冠之以其他名目却挪用修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他知道外国人信任盛宣怀，便天真地以为，派他到外务部任职就一切都好办，这岂不是过于幼稚？诸亲贵中，善耆是公认的“有才识，睥睨傲物”式的人物，在各任职岗位上也政绩突出，但常常出言随意，判断简单。孙宝瑄曾评论说：“肃邸状貌极厚重英伟，惜出言太轻，看事太易。”王照回忆戊戌时讲了一段故事，很能反映善耆的性格。“其前岁(光绪三十三年)肃王曾谓余曰：我所编练之消防队，操演军械，无异正式军队。以救火为名，实为遇有缓急保护皇上也。至是(光绪三十四年春夏之交)余自保定来，题及前话。谓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爷即可带消防队入南海子，拥护皇上入升正殿，召见大臣，谁敢不应。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后手矣。王曰：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我朝规制，我等亲藩，较异姓大臣更加严厉，错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无法。余曰：不冒险，恐不济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曾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余扼腕，回保定。又百余日而大变酿成，清运实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