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国际关系学界“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代表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均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安全诉求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相类比，认为美国拜登政府的许多表态是虚伪的。当然，两位美国精英的出发点存在一定差异：桑德斯希望美国能够将施政重点放到国内的改革，而米尔斯海默希望美国能够拉拢俄罗斯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两位美国精英对“门罗主义”的讨论，触及到美国是否承认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涉及到当代美国对自身的定位：它是要奋力捍卫自身岌岌可危的单极霸权，还是承认并顺应全球秩序走向多极化的趋势？
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2008）。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兼任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公法与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近代宪法史与思想史，区域国别学理论，等等。
长期从事问题导向的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思考全球秩序变迁之下中国道路的开拓，尤其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
重审“门罗主义”话语传播-解释史研究：为什么？怎么做？
*本文发表于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33-154页
“美洲人是美洲人的美洲”、“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共享了“XX是XX人的XX”这一句式，它们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吗？它们的源头，究竟是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或“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还是可以被追溯到域外？它们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空间政治诉求和规范，又是如何被历史行动者运用的？这是过去几年里我所回应的一系列问题，而我的问答凝聚成一本小书《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于2021年在三联书店的“哈佛-燕京”系列丛书中出版。[1]我的基本观点是，以上这些口号，都与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在1823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门罗主义”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
如果没有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权的“横空出世”，我大概不会对“门罗主义”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特朗普强烈主张在美墨边境修一堵墙以挡住拉丁美洲移民，甚至宣布了一个紧急状态以便于调动修墙资金。而他的高级外交官蒂勒森（Rex Tillerson）、博尔顿（John Bolton）等对拉丁美洲重新宣布了“门罗主义”，警告拉美国家不要和中国和俄国等域外国家交往，并指责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区域内国家破坏“民主”。而在2013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的国国务卿克里就宣布“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门罗主义”话语卷土重来，其实表明美式全球化的动力在枯竭。在后冷战全球化的高峰时期，美国将全世界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都是美帝国的“内部”，那就没有特别的必要去强调拉丁美洲的特殊性。但是特朗普挑战了这一“至大无外”的想象，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本部”上，于是本土之外的空间就成为“外部”，按照与帝国“本部”的亲疏远近进行重新排序，拉丁美洲作为美国“后院”的地位就进一步凸显出来。蒂勒森、博尔顿重申“门罗主义”，其实是宣布“美洲人是美国人的美洲”，重申美国对于拉丁美洲的排他性支配。
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不少精英还认定中国“国强必霸”，必然走西方历史上走过的殖民主义老路，将“门罗主义”帽子扣到中国头上。这就出现了悖谬的现象：“门罗主义”用到美国头上是个正面的词汇，强调的是美国捍卫拉丁美洲的民主和国家自主性不受域外势力破坏，但用到中国头上，就成了负面的词汇，美国的评论者将中国“一带一路”描述为中国的“门罗主义”计划，将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描述为“债务陷阱”，认为它们均是为了建立对某些区域的排他性的支配。这当然在本质上是“以己度人”，认为美国做过的利己主义的事情，中国必然会做，但在修辞上，仍然诉诸“民主 vs. 专制”这一二元对立。由此，“门罗主义”呈现出两幅面孔：正面用法将其界定为捍卫区域内部各国民主不受外部干涉的主义，负面用法则将其界定为霸权国家谋求对区域的排他性支配的主义。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为了捍卫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门罗主义”话语的做法还会持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整合力与应对新挑战的能力不断下降，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冲击着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和斗争呈现急剧的局势，而斗争既包括了实力政治层面的斗争，也包括了规范层面的斗争，讲究“师出有名”。中国官方多次表态称维护国际秩序，无意另起炉灶。但对于何谓“国际秩序”，中国所指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美国及其盟友大讲“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所谓的“规则”，却又不是以《联合国宪章》以及既有国际法为基础的规则体系，而是从根本上认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代表了所谓“国际社会”，应当具有国际规则的制定权。
对于这样的话语斗争，中国知识界总体上准备是不足的。自从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以来，知识界已经习惯于以合作性的中美关系为基础来思考整个国际秩序，对于中美斗争的历史记忆，来自于上世纪的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但在当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今天中国已经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西方殖民列强的后代指责中国搞“新殖民主义”，这是二十世纪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于是，中国不仅要继承二十世纪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批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了解过去的殖民主义者是如何认识弱者与整个国际秩序的，从而在理论上凸显出中国认知世界的方式与殖民主义者的根本差异，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与国际交往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化。
为了考察殖民主义者的世界观，近年来，我参照“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仿造了一个新概念“帝国理由”（raison d’empire），指向殖民帝国扩张和统治过程中自我证成的规范性话语。“帝国理由”话语具有多种功能，它被用于回应殖民宗主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以凝聚共识；它也被用来应对其他殖民帝国对本国殖民事业的攻击，在此，争论仍然是在欧洲内部发生的；最后，它被用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精英和民众进行传播，以获取他们自觉的服从。“门罗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帝国理由”，但它在传播过程中也被用到不同的空间层次，从而超出了“帝国理由”的功能。
“门罗主义”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简洁有力的口号。这个句式把人群和空间关联在一起，探讨人群的空间边界和空间的人群边界。界定边界的政治自古就有，但在近代的政治社会大转变之中，空间秩序的各个层面都在经历着边界的重新界定：个人与个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而“XX是XX人的XX”这样的“门罗主义”式的话语，就会在界定边界的政治过程之中，发挥某种“应然”尺度的作用，被用于设置议程、区分敌友、证成决策和行动等等方面。在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空间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了诸多的不确定性。而要理解种种探索确定性的努力，历史上的“门罗主义”话语与实践先例，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参照作用。
下文将分若干方面对我做过的“门罗主义”研究进行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的总结和反思：第一是结合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演变史，分析“门罗主义”的规范结构，我尝试“挤干时间”，提炼“门罗主义”的观念结构中所包含的规范性内涵；第二是探讨“门罗主义”越出西半球之后所带来的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矛盾，以及“门罗主义”话语在这一矛盾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是“门罗主义”传播史中的空间政治话语的联动想象，以及“门罗主义”话语与新式空间政治之间的关系；第四是对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方法和进路进行一定总结和提炼。
“门罗主义”话语的重要特征是其巨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它被用在不同空间层次和场景之下，为不同类型的实践进行辩护。要理解这种弹性和适应性，我们首先需要探讨的是，“门罗主义”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规范要素和规范结构？事实上，1823年的门罗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并未使用“门罗主义”这一表述，更没有将其主张以类似法律条文的形式列出。毋宁说，1823年的门罗国情咨文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供后世参照的“先例”，但“先例”究竟包含了什么“规范”，却往往依赖于后人的总结和提炼。
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
美国第五任总统
什么叫做“规范性的”（normative）？根据某些标准，将某些行为或结果评价为好的、可取的或可允许的，而将其他行为或结果评价为坏的、不可取的或不允许的，而不是描述行为和结果“是什么”，这种评价行为就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但是，“规范”究竟从何而来呢？“应然”和“实然”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分？这在思想史与社会科学理论中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认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尤其是接受“目的因”的观念，那就不太能接受“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截然二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目的因是追求幸福（eudaimonia），这究竟是一个事实陈述，还是一个规范陈述呢？这种思维方式，首先是着眼于宇宙的等级秩序，然后寻找人在其中的位置，然后论述人有什么样的追求，才能与这一位置相匹配。各个古典文明传统中都存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正名”预设了一个“名”的体系，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名”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理解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个“名”的体系是稳定的，秩序也就是稳定的。
近代欧洲出现了“主体性”的勃兴。从笛卡尔的“我思”到休谟对于“是”和“应当”的区分，我们逐渐看到一组二元对立的形成：是（实然）与应当（应然）、事实与价值、规律与规范、客观性与主观性、描述性与评价性（规范性）、因果律与自由律、科学与伦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观念，逐渐被近代的思想家视为主体的主观价值的表达，并没有客观性可言。主体性的勃兴更是带来了“主观权利”的观念——主体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的权利，而外部世界不管原来是什么样子，都需要根据这种主权权利而重新组织，才能够得到正当化。享有这种“主观权利”的主体首先是个体；不久，“国家”乃至于“民族”也以个体为模型，在话语层面获得了一种“主观权利”：国家被设想拥有“主权”，而民族被设想拥有一种“自决”的权利。
委拉斯凯兹油画《宫娥》（1656），
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福柯认为这幅画作标志着古典话语秩序的瓦解，“人”开始作为知识的主体与对象出现
这个“古今之变”，跟“门罗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门罗主义”恰恰是帮我们理解现代政治话语内在逻辑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它的基础是非常现代的，立足于某种类似于“主观权利”的观念。这种观念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就全球、区域、国家和省域四个层面而言，近代世界在政治空间边界问题上最为系统的话语出现在国家层面——民族国家寻求民族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重叠，其实就是将特定的族群与特定的国家空间锁定在一起。我在《此疆尔界》中提出，国家层面的边界话语对其他三个层面的边界话语经常起到了某种示范的作用。“门罗主义”代表着以国家“主权”观念为参照、在超国家的“区域”层面界定自主性边界的努力，但这个开端同时潜藏了对区域空间内部进行支配与干涉的诉求，其培育出的霸权机制具有相当精巧的观念结构。
基于对“门罗主义”发展到全球霸权阶段的话语结构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从中识别出若干规范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存在状态。
这一层次是对人民源初的“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的肯定。美国独立战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人民”起来摆脱自上而下的统治，决定自己的政治存在状态的范例。美国1787年宪法序言确认了人民的源初权力。当然，哪些人属于“人民”范畴，在一开始当然是有重要限制的——黑人奴隶没有公民权利，在政治代表权的分配中，一个黑奴被统计为3/5个白人；印第安人更是被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外部”。但是，有了这个“自下而上”的正当性原则，美国就无法再接受欧洲基于“君权神授”和家族血统的纯正性的王朝主义原则。
第二个层次是：“美洲”或“西半球”应当被界定为一个尊重人民自决权力的政治空间，它比压抑人民自决权利的“旧大陆”更为优越，在前者处于弱势之时，有必要排斥来自后者的干涉与压迫。
而这个层次的规范，恰恰有助于美国在“新大陆”实现领土扩张。在182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之所以拒绝与英国发表反对其他欧洲列强干涉美洲革命的声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已经着眼于未来在美洲的领土扩张——亚当斯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得克萨斯和古巴，担心与英国共进退会导致美国在未来自缚手脚。[2] 当时美国精英还通过古巴中转偷偷进行奴隶贸易，许多美国精英将正在大西洋上游弋、打击奴隶贸易的英国海军视为更值得担心的敌人。[3]接下来，美国策动得克萨斯从墨西哥共和国独立建国，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总统用“门罗主义”来为得克萨斯的独立与加入美国保驾护航，论证如果美洲大陆人民中的一部分独立建国并寻求与美国合并，欧洲列强不得干预。[4] 在美墨战争期间，波尔克甚至试图用同样的理由来吞并宣布从墨西哥独立出来的“尤卡坦共和国”。在二十世纪初，为了垄断巴拿马运河的修筑权，美国先后排除了英法两国对于修筑权的诉求，在进一步遇到哥伦比亚国会的阻碍时，公然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建国。
因此，“门罗主义”虽然反对欧洲列强改变已经形成的美洲主权国家边界，但并不向美国自身施加这样的自我约束。当美国试图改变既有国家边界时，诉诸的是人民源初的制宪权。非常要命的是，美国执政精英宣布自己把握乃至代表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将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势力描述为压抑其本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势力。在晚近的三十年里，无论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还是利比亚，美国都会诉诸这样一种自我标榜的代表其他国家人民的自主性话语逻辑，来进行军事干预。
支配性的逻辑是怎么从上面两个话语层次中产生的呢？那就到了第三个层次：如果这个空间中有人民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从而引来域外力量的压迫，空间总体就处于危险之中；为了避免这个结果的出现，有必要提前消除导致人民无法自决的原因，无论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而这个层次是有明确的主体性的——是美国在发出这个声音，是它在宣布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否处于一种真正的自治状态，从而决定是否出手来帮助他们达到自治的能力，或恢复自治的状态。简单地说，它去代言了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自主性，以教化和解放的名义来建立支配。
1990—1991年美国发起海湾战争，这是美国自越南战争后主导
参加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
通过海湾战争，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这里我们还要稍微区分“教化”与“解放”——“教化”多少还保留了一下父权主义的色彩，其实限制了第一个层次的主观权利，亦即行使权利的资格依赖于行为能力的成熟，如果行为能力不足，那只有在“教化”之后，才能够行使权利。而“解放”的逻辑则不需要依赖这样的前提，它可以承认对方当下就有行使权利的能力，只是由于内外压迫，导致无法行使这种权利。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解释“压迫”和“消除压迫”。美国寻求自己掌握这一解释权，如此，在宣称“解放”他人的过程之中，美国就可以行使某种看起来是暂时性的支配权力，但只要强调“压迫”一直存在，这种暂时性的支配权力就可能被长期化。
因此，即便我们只观察“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实施形态，也能够看到美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来决定是诉诸“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还是“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满足美国的利益需要，美国会诉诸“宪定权”，主张捍卫法律与秩序，保护既有的制度框架乃至空间边界；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严重触犯美国利益，那么美国就会诉诸“制宪权”，召唤“人民”，根据美国的需要重新设定制度框架乃至空间边界。美国的话语有着极大的弹性，能为各种政策选项找到理由。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民的利益/意志”和王朝的继承世系相比，要抽象得多，如何对它进行再现/代表（representation）本身就极其复杂，而这正好制造了“浑水摸鱼”的机会，让美国发展出自己的“帝国理由”。
[加] 彼得·艾夫斯《葛兰西：语言与霸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分析清楚这个话语结构之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门罗主义”是对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hegemony）概念的很好的演示。它的正当性原则基于一种“自下而上”的正当性，因此从观念结构上说，它需要寻求被支配者的某种“同意”（consent）。这种观念结构要求它至少寻求生产出“同意”的表象。在十九世纪，美国正是利用这种“自下而上”的正当性原则，来界定“美洲”或“西半球”的同质性，将其与“旧大陆”区分开来。但这种界定同质化的原则中，同时也包含了越出“西半球”区域边界的潜能。只要美国将“自下而上”的正当性原则视为“门罗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而将区域空间的限制视为一个阶段性的特征，“门罗主义”就可以越出区域空间限制，成为一个适用于全球的原则。而这正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最终在1917年迈出的理论步伐。此后，在欧亚大陆运用“门罗主义”进行干涉就不再存在根本性的理论障碍。十九世纪版本的“门罗主义”，由此发展为二十世纪版本的“门罗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欧亚大陆上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对两洲的区域霸权力量产生了一定的挤压效果，而这恰恰促进了“门罗主义”的全球传播——事实上，其他区域的精英往往是“门罗主义”的主动传播者，尤其是渴望建立区域霸权的国家，一方面对于美国在西半球建立的区域霸权非常羡慕，另一方面又深感美国带来的现实威胁，于是经常不约而同地采用一种话语策略：运用美国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话语，来反对正在迈向全球霸权的美国对于它们所在区域事务的干预。德国、日本与俄国在某种程度上都诉诸了“门罗主义”来对抗美国自身。当然，它们对“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还是与美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更强调民族性、有机性、历史性。
与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英、法、美等国不同，德日两国缺乏与其本土工业稳定配套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承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能力较弱。日本政治精英在十九世纪70年代即已学习了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在十九世纪末，“门罗主义”与“亚洲主义”话语合流，产生“亚洲门罗主义”话语。而美国在日俄战争后也一度扶植日本与欧洲列强对抗，鼓励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许多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者”主张日本应当在中国享有美国在周边地区（如墨西哥与加勒比海地区）所享有的特殊权益，但这与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日益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使中国重新回到若干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打击了日本的在华利益。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中国东北。日本不断运用“门罗主义”来主张自己在中国东北应当享有特殊权益，但美国与国际联盟均加以拒斥。最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进而将“亚洲门罗主义”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这样一种全面的区域霸权理论。
在德国方面，1939年3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引用了“门罗主义”的先例，称苏德瓜分波兰纯属德国与苏联自行决定的事务，美国无权干涉。希特勒在4月28日的国会演讲中称德国人为了欧洲利益，特别是大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和利益，有权奉行与美国“门罗主义”类似的主义。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论证国际法应当从以主权国家为本位走向以“大空间”（Großraum）为本位，“大空间”中的主导国（Reich）将以其政治原则辐射整个大空间，拒斥外部势力干涉，而美国在美洲的“门罗主义”，正是“大空间”理论的生动范例。施米特试图论证苏德两国为瓜分波兰签订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就体现了“大空间”理论，然而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很快越出了施米特所界定的德意志人的“大空间”。这提示我们，所谓“民族精神”的原则，并不足以让区域霸权满足于区域霸权的地位，而不向全球霸权转变。二战期间日本的国际法学家也借鉴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大力构造为日本扩张辩护的“广域国际法”，将之用于对日本、伪满洲国以及汪伪政权之间关系的解释。[5] 德日的压力迫使美国改善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进而宣称自己的“门罗主义”与德日的“门罗主义”有本质性的区别。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右）与一名红军士兵在战壕里观察作战情况
我国国内既有的对施米特思想的讨论，有的是将其作为纳粹思想来批判，有的是将其思想作为可供借用的建设性资源，而我的论述方式，是将施米特视为“区域霸权”国家的理论代表，对其思想文本的解读，有助于分析历史上区域霸权的思维方式：它一方面对抗诉诸普世主义的全球霸权，另一方面也以“民族精神”或“有机体”的原则，在区域内部建立起不平等的关系。而自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既受到英美这样的全球霸权的压迫，也受到日本这样的区域霸权的压迫，因此，中国对于霸权的反抗更为彻底。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区域霸权对于全球霸权的种种伪善的批判往往是深刻的，但其对于区域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压迫，无疑也需要深刻的反思。
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区域大国运用“门罗主义”话语来对抗全球霸权的场景，在我们的时代再次上演。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前后，在西方世界围绕着俄罗斯意图和军事行动的争论中，有一种将俄罗斯对近邻地区的执着关注与美国“门罗主义”相类比的论述。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国际关系学界“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代表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均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安全诉求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相类比，认为美国拜登政府的许多表态是虚伪的。当然，两位美国精英的出发点存在一定差异：桑德斯希望美国能够将施政重点放到国内的改革，而米尔斯海默希望美国能够拉拢俄罗斯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两位美国精英对“门罗主义”的讨论，触及到美国是否承认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涉及到当代美国对自身的定位：它是要奋力捍卫自身岌岌可危的单极霸权，还是承认并顺应全球秩序走向多极化的趋势？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1941年9月8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现任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1947年12月14日— ），美国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之一
那么，俄罗斯精英运用了“门罗主义”话语了么？以“解放全人类”为话语诉求的苏联从来不屑于引用美国在西半球的“门罗主义”作为一种正面的先例。然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门罗主义”话语在俄罗斯的地位不断上升。早在叶利钦时代，一些俄罗斯精英就曾诉诸美国的“门罗主义”，主张俄罗斯在“近邻”（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指俄罗斯联邦之外的沙皇俄国与前苏联国土）地带有特殊的权益，并促使西方认可俄罗斯的诉求。1992年6月，时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和对外经济关系联合委员会主席叶夫根尼·安巴尔楚莫夫（Евгений Амбарцумов）就提出：“俄罗斯联邦应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宣布前联盟的整个地缘政治空间为其重要利益领域的学说之上（如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并应努力实现国际社会对其在这一领域的特殊利益的理解和认可。”[6] 安巴尔楚莫夫主张在独联体协定和各种双边协定中特别规定俄罗斯有权在周边国家捍卫俄罗斯人的生命和尊严，并对俄罗斯军队在独联体国家的地位作出特殊规定。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独联体中心主任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也主张援引“门罗主义”，以西方可以理解的术语说明拟议政策的合理性，而他主张的政策是重新整合那些被从俄罗斯割离开来、寻求俄罗斯保护的地区（如南奥塞梯、卡拉巴赫、克里米亚和德涅斯特河沿岸），俄罗斯不应该容忍其他前苏联继承国相互之间或与第三国之间形成反俄同盟，不应容忍西方或其他国际势力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进行干涉。
叶利钦政府推动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签署，并以“维和”的名义主张俄罗斯对于“近邻”的特殊权益和责任担当，但这一诉求得不到西方的接纳。北约的不断东扩激发俄罗斯精英深刻的不安全感，一系列对抗性的理论主张也由此形成。俄国地缘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继承了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施米特“陆地 vs.海洋”的理论框架，主张俄罗斯代表着与北大西洋（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欧亚（Eurasia）文明，负有在欧亚区域排斥北大西洋（西方）文明侵蚀的责任。而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概念是“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2001年，普京总统在第一次俄罗斯同胞大会发表讲话使用了这一概念，旨在整合俄罗斯联邦境外之外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的发展做贡献。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世界”越来越被界定为俄罗斯人、俄罗斯国家、俄罗斯土地、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价值的结合体，带上了浓厚的地缘政治对抗乃至“收复失地主义”的色彩。
2014年3月21日普京签署克里米亚统一条约
将“地域化”进一步推上高潮
从桑德斯和米尔斯海默的反应来看，部分美国精英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俄罗斯精英借助美国的“门罗主义”所表达出来的地缘政治诉求。然而，正如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晚近的《新势力范围》（“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冷战之后美国决策者不承认“势力范围”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7] 主流的西方精英仍然能够以一种威尔逊式的话术来做出辩护：“门罗主义”并不是一种立足于“安全”的“势力范围”思想，而是带有价值观诉求的空间政治思想，俄罗斯没有资格诉诸“门罗主义”，因为它所诉诸的并非美式“门罗主义”倡导的那些价值观原则。在二战期间，美国精英就是用这样的说法来回应德日的“门罗主义”版本。通过强调用以界定空间同质性的实质价值观，并牢牢掌握其解释权，美国时刻提防着其他国家运用“门罗主义”话语对其进行反击。
《此疆尔界》讨论了全球、区域、国家和省域四个层面空间政治话语的联动。在全球范围之内，这种联动展开最为充分的地方，还是在中国。在我看来，联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关键，就在于“门罗主义”话语所采取的句式“XX为XX人之XX”或“XX者， XX人之XX”也这种话语的感染力。“门罗主义”的关键口号“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在中文语境中被翻译成“美洲是美洲人之美洲”，恰恰可以与中国传统的空间政治口号“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发生密切的关联。但它主要是一个否定性的表述，和近代的将特定的人与特定的空间关联在一起的思路，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清朝的秩序中，满汉矛盾始终是一个结构性矛盾。乾隆皇帝采取了弱化“夷夏之辨”的策略，来论证清朝的正统地位，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正统必有所系”。[8] 在此，“天下人之天下”并非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而是对特定族群垄断中原王朝政权的批判。但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太平军曾经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称“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全篇渲染“中国”与“胡虏”或“满洲”的对立。[9] 太平天国的话语，对于晚清的反满革命者有着深刻的影响。众所周知，孙中山毫不掩饰他对洪秀全的推崇。
“门罗主义”话语在多个层面第一次发生联动，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旅日精英之中。1898年，近卫笃麿在接见康有为的时候就大讲“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倡导“亚洲门罗主义”。[10] 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则密切关注菲律宾人民的抗美斗争，在介绍美国“门罗主义”向着越出西半球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将菲律宾人的斗争精神表述为“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11] 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背景下，《清议报》发表文章疾呼“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引领了晚清报刊使用这一口号的潮流。[12] 而欧榘甲在《新广东》中，则进一步将这一句式发展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13] 引发其他省份的反满革命派的模仿。革命派与立宪派围绕着何谓“中国人”，在日本展开激烈辩论，而“省域门罗主义”的倡导者基本上都是具有反满革命意识者。
在辛亥革命之后，反满革命退潮，民国政府以“五族共和”为标准立场。但是各省脱离清廷自立的革命路径，也使得新生的民国政府缺乏对各省的整合力。“省域门罗主义”话语不断绵延和发展，并经过一战期间威尔逊重新解释“门罗主义”的刺激，衍生出了新的形态。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中，将近二十个省区出现了具有“省域门罗主义”色彩的话语，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制、“门罗主义”与民主、自治等观念的意义混同。一些省还本着“省域门罗主义”的精神制定了省宪法。然而国共两党的合作，开启了一个将“省域门罗主义”负面化的进程，“联省自治”被界定为地方实力派抗拒国家实质统一的策略。而之后的抗日战争，则使得各省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进一步丧失了正当性。在1949年之后，“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的用法，基本上是回到“超国家”的层面，尤其是在对美外交的语境中使用。
“XX者，XX人之XX”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句式，但它需要经过美国“门罗主义”的话语冲击之后，才发挥出话语中介的作用，引发不同空间政治话语的联动。这既说明了美国对于近代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以至于许多精英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引用美国的范例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更说明近代中国不同层面的空间秩序都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从全球、区域到国家和省域，各个层面都存在不同力量的分化组合，都可能引发辩论。而对于通过明治维新迅速稳定国家和次国家秩序的日本而言，“门罗主义”话语的主要运用空间就在“超国家”层面。而1949年后“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回归到“超国家”层面，也恰恰表明经过近代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中国的国家与次国家层面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确定性。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明治维新时期制定的宪法文件，于1889年公布，1890年施行，
该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的改革和崛起
同时，也正因为近代各层面秩序所具有的高度的不确定性，近代中国的思想者们在探讨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的秩序同时，也在“超国家”的空间层面对未来秩序进行展望和想象。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和“战国策派”对于中国重建亚洲盟主地位的想象，也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于亚洲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独立平等的联盟的前景的思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他们所思考的“超国家”层面，严格来说是“国家间”（inter-state）层面，尚且缺乏足够的经验基础，来思考商品、资本、信息、人员乃至病毒跨境流动的“跨国”（transnational）层面。但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跨国”（transnational）层面的联系不断深化，在后冷战时期更是出现了美国单极霸权之下的“全球化”。在这个“跨国”（transnational）层面，物理性的国界的影响力正在弱化，我们也很难用“XX是XX人的XX”这样的口号来对“跨国”层面的空间进行简单的划分。
然而，这个层面的斗争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在国际金融领域，围绕着美元霸权，一系列激烈斗争正在上演。美国主导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与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作为最为重要的金融通信网络系统，早已是美国对他国金融与贸易活动建立“长臂管辖”的常用工具。2019年初，德国、法国、英国发起建立INSTEX（支持贸易往来工具）结算机制，以绕开美国对伊朗制裁法令建立的“长臂管辖”；2015年10月，中国也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以保持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独立性。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美国及其盟友将俄罗斯许多金融机构踢出了SWIFT系统，一些俄罗斯银行转向中国的CIPS系统，采用人民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而美国的一系列高官诉诸“安全”话语与“价值观”话语，以经济和金融制裁来威胁中国，要求中国配合美国的对俄制裁，甚至放弃自己的统一国家的目标。
在跨国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美国也正在以“安全”话语和“价值观”话语来捍卫自身的霸权。少数美国跨国科技巨头主导了全球网络空间，其收割各国民众数据的能力远超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随着“网络战”成为一种重要的战争形式，数据本身成为暴力的载体，美国的科技寡头们正在削弱其他国家政府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它们制造的“数字封建主义”（digital feudalism）[14]，将是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难以克服的统治障碍。由于具有“平台优势”，美国一直易于通过互联网在国际舆论界设置议题，制定规则，打压相反的声音。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的黑客攻击，以及互联网平台上的“舆论战”和“认知战”。中国长期以来以“网络主权”话语来对抗美国的全球网络信息霸权，修筑“防火墙”，并要求数据的本地化存储，但在国际上不具有美国的“平台优势”，尚难影响全球舆论的走向。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积极在全球参加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也遭到了美国的系统性打压和排斥。
美国对华为进行指控和制裁，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华为集团CFO孟晚舟，图为听证会现场画像，绿色毛衣者为孟女士
在产业分工和供应链层面，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以及新冠疫情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对于全球供应链的信赖。拜登政府虽然缓和了对华“贸易战”，却进一步升级了对华“科技战”。2022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美国竞争法》草案，试图在半导体等关键科技领域加强自给自足，并组建跨国联盟围堵中国。4月，日本众议院也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草案，强化日本国内供应链构筑、确保基础设施安全、推进尖端技术的官民合作研究，以及规定特定专利的不公开。此举是对美国对华“科技战”的某种响应。而欧盟虽然宣称要加强“技术主权”，但在许多关键基础设施上又很难避免依赖美国的跨国科技巨头，其最终的效果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减少中国产品与技术的进口。同时，许多西方政客和NGO组织还以捏造的所谓“侵犯人权”情节为借口，为中国企业设置贸易壁垒，同时也向一系列西方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与中国市场“脱钩”。在这些场景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安全”话语和“价值观”话语的出场。
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二十一世纪门罗主义”：它以“安全”话语和“价值观”话语，从美国核心利益出发，将全球秩序的“跨国”层面界定为一个同质性“空间”，将各种削弱美国霸权的力量视为对于这一“空间”的威胁。当然，这个“空间”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虚拟”的性质。但对于美国来说，一旦对这一层面失去掌控，美国的金融霸权与科技霸权都将岌岌可危，而这会带来军事霸权的下降，美国的“价值观”话语也会随之失去全球吸引力。
图为英国摄影师马克·鲍尔（Mark Power）的画册《早安，美国》内页，鲍尔试图捕捉正处于变动中的美国，这本画册是反映美国政治、经济逐渐走向衰落的视觉证据
“二十一世纪门罗主义”仍然高度关注“国家间”层面的地缘政治，但其更大的活力在于综合使用对利润的渴望与对制裁的恐惧，来驱动一张全球性的权力网络，重申美国在“跨国”层面的霸权。随着它能够释放可供共享的“红利”变得日益稀薄，它的追随者日益显得三心二意。当它用以支撑的强制力量也走向衰弱，霸权中心就很难阻止网络上的点摆脱其节制，形成新的组合。变化的迹象已经显现，但奇迹不会发生，未来的结果并无定数，依赖于人们果断而有耐心的行动。
最后，《此疆尔界》涉及到一些对于学科、进路和方法的思考。它显然是一部跨学科的作品，涉及到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涉及到刚被列入国家一级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本书也可以被纳入纳入晚近兴起的“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的脉络。[15]
“全球思想史”是“全球史”与“思想史”的交叉。我们通常称为“全球史”的研究进路，其重要旨趣在于克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的狭隘性，克服传统历史写作中的一系列欧洲中心主义预设，强调呈现各种历史构成因素跨国（transnational）乃至于“全球”（global）的关联。但何谓“全球的”（global），在写作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全球的”可能与“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信念相关联，也可能只意味着在比较研究中，尽可能地纳入更多的地域和文化传统，而比较对象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全球性”也可能存在于跨越民族、文化乃至文明边界的中介因素身上。本书对于“门罗主义”概念与话语的研究，其“全球性”并非基于某种先验的普遍历史观念，而是研究对象本身的跨境流动性。处于不同历史时空中的历史行动者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空间政治议程，但不约而同地诉诸“门罗主义”概念与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以“门罗主义”的话语谱系作为切入点，考察这种话语谱系生长过程背后的地方性的空间政治冲突。
图为18世纪晚期伦敦证券交易所内景
交易所不仅全面地展示了“商业的社交性”，而且也展现了“跨文化相遇”以及由此所催生的以宽容、团结和世界主义为代表的“启蒙价值”，反映了“全球史”与“思想史”在18世纪的相遇
就具体的研究进路而言，本书可以被视为一个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的尝试。观念史家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在其《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所实践的以“观念单元”（unit idea）为基础的观念史方法[16]，并不适用于本研究。显而易见，“门罗主义”并不是一个自我运动的“观念单元”（Unit-ideas），而是一个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意义，不断经历着解释和重新解释。对此，我们更需要“语用学”（pragmatics）与“谱系学”(genealogy) 的研究视角，尤其关注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意外后果。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国际法史领域中的“帝国与国际法”研究路径。近年来，国际法领域的批判法学家以及一些历史学家致力于重新书写国际法的历史，在他们看来，近代从欧洲扩散到全球的国际法并不是在欧洲的封闭空间里造成的，而是在其通过殖民与帝国扩张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之中被塑造出来的，并经常扮演帝国扩张与霸权工具的角色。[17] 欧洲区域国际法的“国际性”，也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18] 本书对于“门罗主义”全球史的研究，有助于探索若干个殖民帝国的扩张事业与同时代的国际法实践/观念之间的关系：美国的帝国扩张深刻影响了拉丁美洲的区域国际法，进而影响到全球的国际法（如威尔逊主义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法的影响），然而二十世纪的美国政府慎于承认“门罗主义”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以防止其他力量与其分享对“门罗主义”的解释权；德国与日本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帝国扩张则频繁诉诸美国“门罗主义”先例，其理论家则主张将“门罗主义”变成真正的国际法原则，从而产生出“大空间国际法”或“广域国际法”的理论尝试，尽管遭遇失败，但在国际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战后，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图为约瑟夫·芬尼莫尔油画“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签署和平条约”（1919），现藏于澳大利亚战争博物馆
在分析观念传播时，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史（micro-history）的代表人物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对于形态学（morphology）的运用的启发。金兹堡经常通过认定两种时空跨度较大的话语在形态上的相似性，形成理论假设，并通过寻找二者的“中介环节”（intermediary link），建立起传播与影响的证据链条。[19] 美国“门罗主义”的口号“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与中国“省域门罗主义”的口号“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在形态上的高度相似性，在本书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而具体的研究方式则是“执其两端”，寻找一系列具有“家族类似”的“中介环节”，并将这些“中介环节”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进而探寻影响力传播的具体渠道和途径，其研究过程如同探案，根据既有的线索提出假设，然后再寻找新的证据，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以重建历史图景。
最后，也许还可以思考“门罗主义”的全球传播史研究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有什么意义。我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有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因此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并非与我无关。每一种“门罗主义”话语都指向一个政治空间，它可能小到省域，也可能大到“半球”空间，乃至全球空间。讨论“门罗主义”，就是在讨论那些试图为某个区域或国别设定秩序的战略行动者的自我正当化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帝国与霸权力量在划定空间并设定秩序，它们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知识工具和由此形成的知识传统，一并沉淀到“区域与国别”研究之中。然而，既然存在“帝国之眼”所看到的区域与国别，也就存在反抗者所看到的区域与国别。反抗者所用的许多空间概念，其实是压迫者所带来的，但是，通过反抗，这些空间概念可以被赋予新的涵义。比如，对于我们来说，“亚洲”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大英帝国与美帝国的“亚洲”概念，日本军国主义的“亚洲”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亚洲”概念，必然具有不同的内涵。对“门罗主义”话语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究话语使用者的主体性，从而进一步思考他们所推动的区域与国别观念的特征。
2021年8月5日，数百名古巴青年在首都哈瓦那举行保卫国家和平、团结反美游行，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近60年的封锁
而在当下，我们需要思考当代中国所提出的一些空间概念的含义。比如“一带一路”，其中的“带”与“路”都不是封闭性的空间，而恰恰是连接不同封闭性空间的通道。“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的“路、带、廊、桥”等概念，都是这样连接性的概念，无论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还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口号，都无法与这样的连接性的概念相匹配。“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也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英国门罗主义”——英帝国以全人类利益的名义垄断一系列全球重要的交通枢纽的控制权，从而通过海军和海上贸易，将其散布在全球的殖民地连接为一体。中国迄今是个尚未完成自身国土完全统一的国家，其力量根本谈不上控制一系列重要的交通枢纽。那么，“一带一路”视野中的“区域”与“国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时代提出的问题，有待我们作出系统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