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的国产电影《追凶者也》，我再次被人问起2008年本人去贵州水城采访代家弟兄然后写了《水城弟兄》那篇小说的事。为什么是“再次”，因为早几年蔡尚君的《人山人海》拍出来后，也有人问过。他们问：蔡尚君是不是根据你那小说改编的电影？我说不是，因为此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蔡尚君，他更没有给过我一分钱。我的理解是，代家弟兄万里追凶的故事仅仅是一件真人真事，是客观事实，媒体早在我写小说之前即已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公共事件，我既然可以根据它写成小说，别人也可以将它拍成电影。蔡尚君拍了《人山人海》，也不会控诉曹保平又拍了《追凶者也》，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我和这两部电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有，我相信蔡尚君和《追凶者也》的编剧都是看了我的《水城弟兄》才分别去搞这两部电影的。我的根据是：1、去年，某制片人要把“呼格案”写成电影，找编剧时，蔡尚君向他推荐了我；2、《追凶者也》的编剧张天辉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加过我的QQ，他说他看了我的小说集《越来越》里的《水城弟兄》，很有兴趣，他想再去贵州一趟，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代家弟兄的手机号码。我当然给了，唯一的条件是他能帮我将我的《越来越》送给代家弟兄一本，他也照办了。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我写《水城弟兄》的前后，曾应“VICE中国”所约，写过一组“手记”那样的东西，也在《青春》杂志上发表过。在此就不赘述了。这件事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似乎再次强调了两点文艺现状：1、中国导演们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越来越逼仄，寄生于现实案件似乎成了他们从观众腰包抢钱的唯一出路。眼下一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新闻事件，都能成为他们的所谓IP，然后被他们抢购一空。2、“现实比小说更精彩”再次成为了某种共识，所以作家们纷纷玩起了“非虚构”。“非虚构”的故事比虚构的故事好玩多了，对于作家来说，“非虚构”一旦被某个上述导演买走，比虚构挣钱快多了。
我不算电影圈的人，第一个问题就不说了。我想说说第二个问题，谈谈我对“非虚构”的理解和看法。
“现实比小说更精彩”，在我看来，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没有现实，连小说都不会有。这甚至是一个哲学问题。“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的反动之处在于，它暗示作家写作的无效和无用，歧视也应运而生。这在所谓“公知”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些年来，公知们忧国忧民的屌样已是众所周知。确实，这个国家需要改变，相信没人会反对这一点。公知们通过自己140个字的微博来呼吁改变这个国家，虽然可怜，但也可以理解。可惜他们还是太土，甚至太法西斯。他们居然还奢望作家们的写作成为政治吹鼓手。揭露、控诉、讴歌、宣传，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作家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按照他们的逻辑，还是应该成为戈培尔、巴金和江青同志。确实有一些当代巴金和江青在公知圈，乃至在西方大受欢迎。正所谓没有慈禧就没有孙中山。慈禧和孙中山其实是一对相看两不厌的情侣。慈禧死后，孙中山就失落了，他没办法，只好把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意淫成慈禧。马克思说，中世纪的哲学是神学的奴婢。文艺在过去一百年里也一直是政治的奴婢。这些苦命的奴婢既要帮政治家舔痔吮痈，还要经常让他们肏肛。凡此种种当然很苦，但被肏出快感来也未可知。这就是整整一个时代。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什么进步的话，就是有人不再愿意舔、吮和被肏。这点想法只是常识。孙中山和慈禧一样，都是不讲常识的人，都很土的。
“非虚构写作”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有人说，非虚构到底是个什么屌东西嘛，难道不就是报告文学？叫我说，这话对也不对。据我所知，报告文学起源于革命和斗争，是被资本主义压迫培植起来的，高潮是冷战时期的东欧和八十年代的中国，比如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社会批判和政治干预，是报告文学的先天合法性所在。冷战结束，中国迎来全民经商的九十年代之后，报告文学的使命基本就终结了，最后沦落为给企业家及其企业写点神化文字。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名誉扫地臭不可闻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听说有报告文学家开大会时使劲攻击这两年火起来的非虚构写作，说后者仅仅是改名换姓的数典忘祖。这也在对也不对之间。如果说非虚构具有社会批判和政治干预功能，就已有的文本来看，至多是一种自我期许，并不符实。如果说非虚构拐着弯变着法儿的献媚于现实政治，我看也不能算说错。暧昧、浑浊、忽明忽暗、面目不清，就是这个东西的外貌特征。非虚构刚开始是一些所谓的“良心媒体”率先抛了出来，后来《人民文学》这样的官家刊物也将它祭了出来，你拿屁股都能想象得出，它会是个什么货色。现在的非虚构写作，据说也和其他写作形式一样，迅速形成了发表—出版—评论—座谈—获奖这一系列机制或产业链。就是这样，任何事情在当代中国一旦发生，其结果总得落实到名利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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