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传 |佛教的数字化生存：对北京龙泉寺宗教媒介实践的考察

内容摘要：

宗教复兴是当前世界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其高度媒介化的特征迫使媒介研究学者必须去探寻宗教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宗教何以需要媒介、如何使用媒介，而媒介又如何影响与塑造宗教实践，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本研究以龙泉寺作为个案，深入到宗教机构内部，通过对龙泉寺的实地考察、龙泉寺媒介活动的参与式观察、龙泉寺相关媒体文本的文本分析以及对龙泉寺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试图呈现龙泉寺的媒介使用态度、动机与行为，勾勒出数字媒介时代宗教传播的模式、方法和面临的问题，并进一步理解宗教在现代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的位置。

关键词： 宗教媒介化，世俗化，全球宗教复兴，另类媒体

在2016年涌现出的众多网红中,一个卡通外形､会进行简单对话 的机器小和尚跻身其中｡这个名叫贤二的机器僧之所以能成为舆论热 点,缘于其出产自一座寺庙,而非高新技术研究所或企业——后者才是 符合普遍认知和期待的制造机器人的社会机构｡这一反差效应,让贤 二的家,坐落于北京西郊凤凰岭的龙泉寺备受瞩目｡ 这并不是北京龙泉寺(以下简称龙泉寺)第一次成为舆论的主角｡

2010年北京大学学生柳智宇放弃 MIT 的全额奖学金研究生项目，选择出家的地方就是这个寺庙。北大数学天才出家的新闻在当时引发了 一场社会大讨论，主题是关于大学生应不应该出家、遁入佛门是否辜负了国家高等教育的培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当时的主流声音认为出家是一种避世的、消极的、落后的行为。然而有趣的是，当龙泉寺再一次进入主流舆论圈后，报道的焦点却是对这座寺庙有不少北京高 校毕业生充满了好奇和惊叹。一时间，“科研最牛寺庙”“佛教界的极 客”等标签在大众媒体、微博微信中流行开来。昔日几近衰败的寺庙， 不仅成为佛教徒朝拜的新兴景点，更吸引众多普通人慕名而来，带动了庙宇所处的凤凰岭景区的人气和旅游业。

同样是高材生遁入佛门的问题，却产生了惋惜和惊奇两种截然不同的公众认知。这一区别是媒介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一个信号，但如果简单地将产生变化的原因归结于媒体舆论导向的作用，认为公众对佛 教认知的变化只不过是随着大众媒体提供的“幻象”而发生的自然转 变，那可能就丧失了一次进入中国宗教媒介实践现场的机会。换言之， 如果仅从媒介效果的层面去分析，将这一转变纳入大众媒介“魔弹论” 的解释框架，那就无法有效地理解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图景，也无法借此发掘宗教传播所具有的特殊性，进而失去了一次从媒介研究的 角度与宗教复兴问题展开理论对话的机会。因此，本文将“贤二机器僧”所引发的舆论转向放置到全球宗教复兴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以龙泉寺所进行的一系列媒体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媒介文化 研究的角度，探究宗教与媒介之间更为深层的互动机制，思考宗教的现代命运在数字媒介时代有哪些新特征。

现代意识形态曾许诺，宗教将与政治完全分离，其公共性将消退， 不再成为动员和组织集体身份的要素，而仅仅作为私人事务的一部分 存在，即宗教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衰落。然而，从现实的发展上看， 宗教并没有因为理论上的被放逐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 的诸多事实表明，宗教正从个人的心灵领域再一次进入社会的公共领 域。基督教福音派的兴起和扩张、中东地区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暴力冲突事件，以及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可见的复魅(re-enchantment)现象， 都让宗教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范围。中国并不是宗教全球复兴浪潮中 的飞地。随着1978年开始的社会转型，中国的宗教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对宗教的高度管制逐渐放松，宗教场所开始恢复开放，寺院庙宇进行大规模重修重建，宗教信仰者人数有所增加，祭祀祈祷、拜佛念经、占卜看风水等宗教现象逐渐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复苏。这些社会现实都反 映出社会主义中国不再是没有宗教迹象的无神论国度。甚至有学者对2007年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真正无神论者，即完全宣称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同时也未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 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的人群比例不超过总人口的15％。

这一吊诡的历史发展轨迹，激发了学者对世俗化(secularization) 理论的争论，出现了宗教市场模式(religious economies model)、多维 度(multidimensional)与“去制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等试图对 经典世俗化理论更新的论述，用以解释当前全球宗教复兴的原因。然而这些新的理论构建在提出自己创见的同时，又都存在一些缺陷。要么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把宗教的兴衰视为宗教市场内部的竞争和供求关系变化问题，复杂的宗教问题被还原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要 么是基于西方—基督教中心论而提出的教会组织边缘化思路，试图把宗教的复兴范围框定在微观的个体层面。这一思路显然无法解释非西方宗教以及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的制度化复兴现象。这些对世俗化模式更新中的问题告诉后来的研究者，对当前宗教复兴问题的讨论，不 仅仅是一个理论预言落空的问题，也不能停留在否定宗教衰落本身，而 应该借由宗教的现代命运所呈现出的复杂状况，把研究深入到对传统/ 现代、宗教/世俗二元框架的批判和反思中，在宗教变迁与现代性的动 态关系中比较、探求不同社会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构建的多元化问题， 发展 一 种多元宗教现代性 (multiple religious modernities)的 研究理念。

全球宗教复兴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宗教在公共政治领域中日益显著的影响力息息相关。但如果要回答宗教重新政治化的原因，既需要政治维度的宏观梳理和理论辨析，也需要从具体的日常生活出发，以“活的宗教”(lived religion)为研究方法，让研究者得以提出、 解决真问题。媒介无疑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 在这一轮宗教复兴的浪潮中，媒介，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数字媒介被广泛运用于宗教传播和动员之中，甚至一度成为宗教复兴问题中讨 论的焦点，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简称IS)通过 Facebook成功招募大量欧洲青年人加入圣战就是典型的案例。宗教和 媒介关系的暧昧变化，无疑又给备受批评的经典世俗化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但其实也为世俗化理论解释宗教的全球复兴问题提供了一条 研究进路。透过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质，其世俗性与宗教之间 存在的文化矛盾和张力是研究当前宗教变迁问题的有力切口，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宗教是通过什么方式重新进入公共领域，介入到民众的 文化政治生活中;也能从社会科学而非神学的层面，获得宗教对现代人 的吸引力的实证解释，从而进一步理解宗教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简而言之，经由对宗教媒介实践活动的考察，能够让宗教和世俗社会的关 系突破普遍性的概念套路，回归到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状态中。宗教的现代命运与多元现代性的理论命题在媒介实践中勾连起来。

基于上述探讨，本研究采取传统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走进龙泉寺在线下的活动领域，通过参与式观察了解、感受其媒介生产的整体面貌与过程、媒介体系的设计与考量，又对该寺已经生产出的媒介产品进行在线化的文本分析，与此同时，辅以对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通过对其媒介使用者媒介认知、使用态度的把握，分析作 为宗教传播主体的寺院的媒介理念。

在多元现代性理论的研究思路的引导下，梳理现代化意识形态 中宗教与科技对立认知的形成逻辑，并对这一逻辑在中国的特殊轨迹进行把握，获得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宗教问题演变史的文化语境，是理 解、分析龙泉寺所进行的一系列媒介实践行为，以及对宗教媒介化问题 做出本土化解读的前提条件。

毫无疑问，贤二机器僧之所以引发中国人的精神震动，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被视为传统文化，甚至在一部分人的意识中属于迷信范畴的佛 教，与代表现代科技前沿成果的人工智能技术发生了交集。而一般来说，这两者在大众认知系统中应该泾渭分明，甚至是相互背离和排斥的 领域。现代社会意味着科技的昌明和蒙昧时代的结束，人类从此进入 一个以物质、理性和经济为取向的时代，世俗化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 社会特征。与此相对应的是前现代社会———人类由于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解释，从而需要借助巫术、宗教等力量来构建自身的世界观，那是一个处于“巫魅世界”(enchanted world)的时代。也就是说，随 着人类科学技术活动的深入发展，自然的神秘性、不可知性越来越弱， 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无需再借助宗教的力量去认知自己的生活，从而可以运用理性的思维和视角，走出由虚幻的假象构筑的宗教环境。 这个人类走向理性、成熟的世俗化叙事，以线性的进化史观为现代人编织了一条技术发展与“上帝之死”相关联的因果链。因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于２００６年发表的圣诞讲话，虽然本意主要是为了 强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但依旧立刻被 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以 “信上帝，别信技术”(Worship God Not Technology)为题，裹胁到现代 技术与宗教对立的报道框架中;科技爱好者则将苹果手机(iPhone)称 为“JesusPhone”来反击教皇对技术的“蔑视”，认为“我们确实还需要 救世主，但不是上帝，而是技术，甚至可以直接地说就是iPhone，它是基于史蒂夫乔布斯技术进步誓言的新救世主”。

“JesusPhone”的故事反映出现代启蒙主义有关科学与宗教二元 对立的思维框架，依然牢固且灵敏地运转于现代人的大脑中。对宗教而言科技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伽利略因此被宗教裁判所审判迫害，而科学技术则应该对宗教势力进行抵抗。在这一经典的叙事中，媒介作为 现代社会最为日常的一种科技形式，一种甚至让罗马教廷逐渐丧失其 意识形态支配权的世俗文化意义生产系统，自然而然地被归类到宗教的对立阵营。事实上，宗教与媒介之间也确实存在矛盾和张力，一些宗教保守主义者认为世俗化的媒介会弱化信徒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度， 并且无法接受媒介内容创作中对耶稣身上人性与神性冲突的探讨。美国天主教协会就曾针对马丁斯科塞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发起抗议 活动，认为该片对耶稣形象的塑造是一种亵渎，号召进行全国性抵制; 与此同时，法国一家影院在上映该片时发生了爆炸事件，这无疑又加 深了普通人对于宗教是反科学、反现代的认知。2015年法国政治讽刺 杂志«查理周刊»遭受恐怖袭击的事件，则暴露出世俗媒介言论自由的价值理念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然而，宗教似乎并没有选择远离媒介及其构建出的世界。相反，在宗教和主流媒体之间冲突不断的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宗教组织和团体对媒介的运用日益广泛。早在20世纪电子媒介的时代，宗教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使用现代媒介技术进行传播活动，出现福音电视(Televangelism)等新兴的传教方式。近二十年间，媒介传播技术的巨大变化也 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参与宗教的实践形式。“赛博教堂”(Cyber chunches)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把广播电视复制到网络论坛中，而是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的交互功能，把线下的布道、祷告等宗教仪式网络化和虚拟化。因而在数字媒介的联系下，宗教与科技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对立 关系的缓和，而是朝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演变。如何理解这 种新兴形态? 是对现代性的颠覆还是宗教的发展策略? 这需要回到具 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寻找答案。

不同于西方社会宗教与现代世俗启蒙主义的对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中国，传统/现代的“古今之争”同时也是“中西碰撞”的文化冲突问题。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传播具有意料之外的联系。尽管中国传统上有邸报、京报，但期刊这种传播形式 无疑是一个现代化的、西方的事物，其信息来源、产生流程、传递路径等都与中国传统的信息生产流通方式不同，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传教士报刊成为中国的现代新闻报刊业的“启蒙者”。正如戈公振所言， “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 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成为第一份中文期刊。 而第一份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也是由传 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创刊于广州。根据美国传教士范约翰1890年提 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1815—1890年间出版中文报刊共76 种，其中约有一半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 对中国的“异教徒”传播福音、 使其皈依基督教的强烈使命感，让来华传教士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包括 曾经让自己失去西方文化统治地位的现代报刊，这促使现代报刊介入 到中国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进程。然而，虽然这些宗教传播活动的主观 意图是期望通过推广世俗知识，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进而创造出一 个有利于中国人改信基督教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但客观上传教士 报刊运用科学为布道工具的取向，却具有自掘坟墓的性质。宗教报刊传播的西方世俗知识体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对中西方文明的理解和判断——西方从蛮夷变成了可学习的对象;报刊的现代化运作 方式及其表现出的舆论影响力也吸引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关注和仿效， 成为传播现代变革思想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媒介以宗教的面貌介 入中国社会，结果却演变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重要力量。当中国 士人自办的报刊开始成为传播西方世俗化知识的主角时，传教士报刊在中国新闻出版业中的“历史使命”也完结了。

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不仅仅改变了中国精英阶层对西方科技文明的态度，让其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改变了他们对宗教的认知和观念。与西方基督教拥有正式的组织性体系、在社会组织 框架中拥有明显的结构性地位不同，传统的中国宗教形式是多样性的 统一。多样性表现为儒释道及各种民间宗教传统长期共存，没有出现 排他性的某一宗教独大的局面;统一则是多元化宗教并没有各自为政， 以宗教组织起来的社会共享“王朝国家”这一政治秩序中心，宗教和政 治之间具有密切的结构性关系。然而，传教士在中国的“福音”传播 不仅仅触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他们运用西方现代科技知识为布道工具， 更是拉开了中西文化论争的序幕。文化论战的影响之一就是把清政府 在外交、军事上的失利阐释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革新的理由。清朝的统治者和传统政治文化精英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压力之下，开始以西方现代价值为标准来进行自我审视，思考如何改造中国，得以富强。宗教作为一个在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中应该被改造的对象，被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纳入革新名单。1898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建设现代化 国家的第一次制度性尝试，其变革政策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把佛寺和道观改建为教授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培养新式国民的现代学校。这 一举动触及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根基，并将传统宗教与建设现代化中国对立起来。与此同时，报刊作为当时中国该向何处去的论战战场，在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将大量的民间信仰甚至包括佛教、 道教等宗教的实践活动和宗教仪式视为“迷信”，构造出一套把“迷信” 与科学对立、宗教等同为“迷信”的现代主义话语，形成传统宗教与现代化存在矛盾冲突的思想意识。至此，在现代国家制度与现代的话语 体系中，宗教曾具有的政治文化伦理功能被逐渐抹去，其存在的价值和 合理性开始动摇，中国传统的宗教想象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相应地， 儒道佛等传统宗教的精英人士为能够继续存活于现代化变革中的中 国，主动进行了宗教改革。改革方向主要是模仿西方基督教的教—俗 规范模式，建立类似于教会的全国性宗教组织。这一制度化的宗教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宗教认知观，也改变了传统宗教与地方社会间 原有的伦理关系和互动模式，西方式的神圣与世俗对立、宗教与现代对立的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基本常识，内化于现代中国人的认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