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强者越强的幂律分布世界中，却一再发生屌丝逆袭的现象，这就是《创新者的窘境》中描述现象，也是六百年来世界霸主更替背后的本质规律。
中国搞“一带一路”，与美欧之间欲说还休的“贸易联合”，正是“创新者窘境”所预言的典型情形。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破解“创新者窘境”！
正文：
在本公众号号的前
两篇文章中（
从量子力学模型看互联网时代的”强者通吃“（数理看世界之一）
“人穷不能怨社会”这句话居然是错误的？（数理看世界之二）
），
我们知道了普遍存在的幂律分布和正态分布，搞明白“强者越强”的残酷现实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数学规律。
但是问题来了，在不是说好了强者越强，甚至强者通吃吗？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是广泛存在着 屌丝逆袭的事情呢？
最大规模的屌丝逆袭，无疑是新兴国家击败原先的世界霸主，成为新一代世界领袖。近六百年世界贸易史反复上演着这样的故事，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英国，再到美国，风光无限的世界霸主似乎总是会被原先的屌丝国家所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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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文所说的规律，国际贸易网络是典型的复杂网络，理应遵循幂律分布。强者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断巩固其强者地位。那么，屌丝（后发国家）
到底是如何实现逆袭的呢？
规律的总结归纳，需要长期的观察，大量不同的案例比对，才有说服力。但是国际贸易体系更替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才开始的，次数也比较有限，似乎很难总结出有说服力的规律。
幸好，我们有理想的替代研究对象。
生物学家在研究人类的遗传规律的时候，不会直接拿人类进行研究。因为人类的寿命实在太长，代际更替的速度太慢，等到出结果黄花菜都凉了。因此，他们会将研究目标转向果蝇，这种小昆虫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十天就能繁殖一代，一年就能更替三十多代，差不多相当于人类从宋朝到现在的更替数目。
类似地，研究国家的兴衰，也可以找到类似“果蝇”这样的理想替代物，那就是“企业”。国家与企业同作为人类组织，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而后者的寿命要短得多，绝大部分企业都活不过十年。研究企业的兴衰周期，对于国家的兴替，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所撰写的《创新者的窘境》，就是这样一本探讨企业兴衰规律的书籍。这本书解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商业界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什么管理良好、一直努力做到最好的企业，反而会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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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的窘境（全新修订版）
作者：(美)克里斯坦森
1997年克氏在撰写这本书时，仅仅是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此书一出，就此确立了他在创新技术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苹果前ceo史蒂夫·乔布斯坦承，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而亚马逊的创始人兼ceo杰夫·贝索斯，更是对这本书尤其重视，每年都要组织亚马逊的高管集体学习一遍。
头一个得他“真传”的人，是英特尔的前任 CEO 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
安迪·
葛洛夫
早在《创新者的窘境》问世前，克里斯坦森的上述发现就吹进了葛洛夫的耳朵。当时葛洛夫已经隐约意识到，英特尔所处行业的底层市场正在蠢蠢欲动地酝酿着什么。
他明白，某种不知名的威胁就要生成，但他不知该如何向他人、以及向自己明明白白地解释这一切。
于是，他把克里斯坦森请到公司当面请教一番。葛洛夫豁然开朗。他随后请克氏向全体员工宣布这一发现，并迅疾带领英特尔转向。1998 年，因特尔公司推出了与低端电脑十分匹配的廉价芯片赛扬（Celeron），并于一年内占据了相关市场 35% 的份额。
这本书让许多公司的管理层如梦初醒，意识到真正的威胁究竟来自哪里。如今这些市值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不无不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成长起来的。当然，认识到和真正做到中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比如摩托罗拉的CTO
保罗·斯坦伯格（Paul Steinberg）曾说过：
“克里斯坦森的理论确实很有说服力，而且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他的推断令人心悦诚服，最终，我将自己那套理念弃诸脚下。如今，我已经登上了更高的位置，也就更认识到：管理者必须想办法吃透克氏的理念，否则其公司难逃厄运。是他，让我弃旧从新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甚至改变当今商业世界的整个竞争逻辑。被誉为“
20世纪最有影响的20本商业书籍之一”。
与其他商科书籍不同，这本书具有明显的数理思维与科技化倾向。克氏在考察企业时，也和我们一样，借鉴了生物学家的思路，选择了企业中的“果蝇”——生产硬盘的公司。因为这一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企业更替过程十分明显。
克里斯坦森
克氏的结论是：
领先企业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认真听取了消费者建议，并积极投资于能够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下一代产品、技术和生产能力。
但是，这也正是这些企业遭遇失败的根源。
40MB的8英寸硬盘出现时，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要求硬盘产品具有400MB的容量。因此，生产8英寸硬盘的企业，将8英寸硬盘销往一个全新领域—微型计算机市场。微型计算机制造商找不到为它们的微型计算机配备合适硬盘的方法，14英寸的太大太贵，尽管8英寸硬盘单位容量成本高于14英寸，但这些新客户愿意为对它们所看重的其他属性（小尺寸））支付更高的价格。
后来，8英寸硬盘每年以超过40%的速度增加其产品容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8英寸硬盘制造商已经能够满足低端大型计算的容量要求。随着容积的高速增长，8英寸硬盘的每兆字节成本组件降至14英寸硬盘以下。最终，14英寸硬盘制造商全部被淘汰出硬盘行业。
随后，8英寸硬盘被5.25英寸硬盘取代，5.25英寸被3.5英寸取代，3.5英寸被2.5英寸取代，2.5英寸被1.8英寸取代。每一代新硬盘企业用破坏性技术颠覆前者后，又会“魔咒”般地犯了与前者同样的问题，再被后来者所颠覆。
如果你以为成功者骄傲自满，停下了技术创新的脚步？恰恰相反！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新产品研发，甚至颠覆自己的下一代产品，往往是由这些领先者首先研发出来。
然而，原创技术并没有什么卵用，这些技术反而是在原先不起眼的竞争对手那里发扬光大，最终自己被淘汰出局。
这一规律实际上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个人电脑所需的主要技术并不是IBM或苹果的原创，而是由施乐公司首先研发出来；颠覆胶片行业的数码照相技术，是由胶片行业的领袖柯达公司研发出来；智能手机的主要技术，早在iphone出现若干年前，就被诺基亚公司研发出来了。
然而，这些当年不可一世的行业巨头，并没有继续用新技术引领时代，反而被弱小的竞争对手用新技术打得丢盔弃甲。
如果仅是个案，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决策层的失误或愚蠢。但是这种状况一再出现，肯定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而必然是有某种深层次的规律在起作用。
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要解释清楚这个规律，我们首先要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寻求灵感。
生态系统中的任一物种，总是生活在某一个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中。生态位，指的是物种占据的空间、时间以及生存资源的总和。每一种生物占有各自的空间，在群落中具有各自的功能和营养位置，以及在温度、湿度、土壤等环境变化梯度中所居的地位。
很显然，由于要竞争相同的资源，生存竞争一定发生在
生态位相互重合
（或部分重合）的物种之间，而
生态位不同
的物种之间则可以和谐共存。
生态平衡时，各个生物的生态位原则上不重合。若有重合，那么必然是不稳定的，它必然会通过物种间的竞争来削减生态位的重叠，直到平衡为止。竞争，比如需要相似生态位的入侵物种的进入，会导土著物种存在区域减少。如果存在区域太小，会导致一个物种的灭绝。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排除”原则。
生态学家麦克阿瑟（R.H. MacArthur）的研究发现，北美洲东北部有5种鸣禽在针叶林里一起生活，都属于林莺属（Den-droica），均以昆虫为食，对营巢地点也有相似要求，但每一种鸣禽在取食和营巢行为上，显示了复杂的差别和各自占据的生态位，至少在食物丰富时防止了竞争。
商业上所说的利基市场，指的是细分市场，就来自于生态位（niche）这个词。
说了半天生态位概念，与前文的企业更替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需要进一步理解一个词：
生态位宽度，是指被一个物种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
比如野猪这种杂食性动物，从草籽到小动物什么都吃，它的生态位宽度就很广。熊猫只以特定的竹子为食，它的生态位宽度就很窄。
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生态位宽度差别呢？
生物生存的基础是能量供应（对于动物来说，主要来自于食物），但是捕食总是需要消耗能量。于是，在生存资源丰富、自身也比较强势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能量消耗，生物会优先以最容易获取、营养最丰富、口感最好的食物为食，也就是俗称的“挑食”。并且自身也会越来越向适应该食物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其食谱就会越来越窄，术语叫做“生态位宽度收缩”。
越是稳拿，因为地位强势，越是挑食；越是屌丝，糊口尚且不易，哪有挑食的资本，于是胃口越杂。
猫科动物中，越是大型的如狮虎，其食谱范围越小，越是小型如山猫猞猁，食谱越杂，就是这个原理。
换句话说，呆萌的熊猫之所以食谱这么单一，主要原因是其生存条件一度过于优越，没有竞争压力，生存资源极大丰富，于是形成了“懒得费事”的进食习惯，而这种进食习惯又会使得它越发呆萌。而这种单一的食谱显然是与“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规律相悖的，于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上，熊猫实际上已经走进了自我灭亡的死胡同。
生物进化史上，无数曾经无比辉煌的强大生物就是这么灭亡的。生活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剑齿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从捕食所需的能量消耗的角度衡量，
草食动物中，移动速度最慢、体重最大的厚皮兽（象类），显然是性价比最高的猎物——只要 捕食者能够成功杀死它。于是剑齿虎进化出巨大的上犬齿、强壮有力的前肢、能够张开到90度角的巨口。只要一对獠牙嵌入猎物的厚皮，造成可怕的伤口，就会使其失血而死。相应地，剑齿虎的奔跑能力、咬合能力都偏弱，对于体型更小、奔跑速度快的羚羊、斑马等猎物无能为力。
剑齿虎基于草食动物的分布，形成了优先捕捉最优质头部猎物的习性，获得了最高的捕食效率，并且也越来越向适应这种捕食方式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效率。然而，
当气候发生变化时，大型象类如猛犸象因为食物缺乏大量死亡，剑齿虎也就迎来了它的末日。
对应于企业，客户就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客户种类的分布决定了企业的生存资源，也就是它的“生态位宽度”。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利润率是最核心的指标，市值、高管薪酬、投资者对其的青睐，一切的一切都围绕于此。
市场上领先的强势企业正如剑齿虎，具有了优先选择头部用户的特权，而市场上的客户资源也是遵循幂律分布的，因此它一定是拼命追随并满足头部用户的需求，于是它可以用20%的资源消耗，获得80%的利润，从而尽可能地
提高利润率
。
如果要进一步争取头部之外的长尾用户，那就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源，赚取更少的利润——也就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因此，企业的核心用户实际上定义了企业的行为和发展方向，正如厚皮兽的特质决定了剑齿虎的进化路径一样。
这
背后体现了一条基本的物理法则——
最小作用量原理
：所有的自然现象，作用量趋向于最小值，也可以表述为：所有可能的结果中优先选择效率最高的那一个。
这条原理事实上决定了所有物理公式的表达形式，决定了生物的演化路径，也决定了商业竞争演化的规律。
克里斯坦森说：真正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是市场价值网，而非管理者。管理者只是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角色而已。
企业向核心用户聚焦，也就意味着企业自我限定了边界。边界之内是高价值区，边界之外是形同放弃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市场。
然而，破坏性的力量，就蕴藏在鸡肋之中。
在《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中，给出了“破坏性创新”的前提条件：
1、技术发展的速度，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期。
个人电脑 CPU芯片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二十年前，CPU性能还不尽如人意，每一次升级换代都会引发换机潮，因为现有产品的性能总是不够给力，新产品会给我们不得不换的理由。然而现在，英特尔已经要出第九代酷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若干年前的产品仍然足以满足需求。
这就意味着， 优势企业产品的性能优势越来越不够吸引人，原先的边缘产品的性能越来越能满足主流客户的需求，而它的其他特性（便宜、便携、寿命更长）越来越有吸引力，甚至形成反超优势。
比如，ARM架构的CPU原先相对于X86的CPU，性能要差得多。但是随着性能过剩，前者的低功耗、待机时间长的特点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在物联网（LoT）设备中，功耗问题将代替性能问题成为CPU芯片的主要考量，因此未来的竞争中，ARM公司将全面取代因特尔在CPU上的霸主地位。软银的孙正义早已预计到这一点，豪掷310亿美元收购ARM并将其私有化，为下一代的技术竞争提前布局。
2、“破坏性技术”初期，用原有主流用户关注的指标衡量，一定是相对于原先的产品是劣化的。
如果不符合这一条件，在主流指标上进步的技术则被称为“延续性技术”。在延续性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严格遵循“强者越强”的规律，因为越是强者越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延续性技术的研发，
强者 形成“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更多利润—更多研发投入—更好的技术”的正反馈循环，追赶者只能在后面吃灰，获胜的机会极低。
比如英特尔与AMD在X86技术的竞争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英特尔
的优势成为其继续强大的理由，
英特尔
对于AMD是猫捉老鼠的心态，后者存在的最大理由，恐怕是避免因特尔遭到反垄断诉讼。
能够颠覆英特尔这只“剑齿虎”的，一定不是AMD，而是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导致其他赛道上的选手异军突起。
英特尔的没落源自PC的逐渐式微，
带动英特尔业绩下滑，
相当于猛犸象进入灭绝周期成为剑齿虎灭绝的诱因。除了前面提到的ARM，英伟达（Nvidia）也逐渐成长为英特尔的掘墓人。这个大众熟知的显卡厂商所积累的GPU（图形处理器）方面的技术，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这都是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
中国在燃油车制造技术和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上追赶如此吃力，就是因为这是“延续性技术”。但是电动车技术在商业化的逐渐成熟，以及“摩尔定律”即将失效，使得这两个领域都出现了“破坏性创新”的良机。
表面上，“创新者的窘境”面对的是技术创新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出在技术本身，而是利益分配上。
用户的幂律分布规律，决定了优势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向头部客户聚焦，放弃了大量的长尾用户（最小作用量原理），同时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破坏性技术在短期内不符合头部用户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开发这些产品，就会在一段时期内，对主流产品的销售产生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会使得企业短期内的利润率下降，因此优势企业不可能对其大举投资。
特别是原有主流业务模式早已成熟，又占有优势，相当于躺着挣钱；探索新业务需要资源投入，结果未知，还会损害主流业务的盈利。
优势企业的组织架构，人员配比、利益流向，都是与主流产品相适应，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性。企业从上到下所有的绩效评价，都与利润率挂钩。就如同剑齿虎与猛犸象共存亡一样，这种被称作“价值网依赖”的强力依赖，会使得优势企业绝难主动进行变革，将重点转移到“破坏性创新”，虽然它代表了未来。
俗话说：“挡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进行破坏性创新，相当于“自损财路”，谁会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就算CEO高瞻远瞩，看到了战略未来，但是企业的董事会、高管、中层以及员工从各自的短期利益出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施以阻挠，令变革泡汤或流于形式。
在PC时代，微软因windows成功，百度因PC浏览器页面的竞价排名而成功，他们在移动互联时代，都遭遇巨大的“创新者的窘境”，不是因为他们技术不行，也不是对时代变革置若罔闻，而是过于依赖过去的主营业务，产生了强大的价值网依赖（在纳德拉时代，微软终于突破了创新者窘境，百度在陆奇时代一度看到了希望，但是如今又退回去了）。至于技术确实不行的联想，则随着环境的改变，境遇跌落得更快。
如何才能跨越“创新者的窘境”？
这个难题虽然困难，但并不是无解的。
快把这本书研究烂了的贝索斯，对此颇有心得。他的对策是：
1、“愚公移山”——将企业的目标从短期的利润率上移开，树立长期的增长目标。
贝索斯在创办亚马逊之前，是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按照贝索斯的理解，一味追求利润率，就是万恶的根源，是企业把自己最终作死的源头。贝索斯认为，竞争对手对利润率的热爱是亚马逊的机会。因为对手会受制于此,和这些公司竞争“如同用热刀切黄油”。
跨越“创新者窘境”的根本障碍，是短期的利润率下降
，正如物理上脱离势阱需要先做功一样，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痛苦过程。贝索斯让公司上下以及投资人相信，亚马逊拥有长期的美好未来，短期的零利润甚至负利润不成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亚马逊连续二十年几乎不盈利，把实际利润全部用于投资，实现公司规模迅速增长。
追求利润的极致，就是脱实向虚，转向金融——没有比什么业务比金融业务来钱更快，更方便。但是一旦食髓知味，其他更辛苦的业务就提不起兴趣去了。伊斯兰教的创立者默罕默德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如果可以通过金融赚钱，那么谁还从事艰苦的贸易呢？”于是伊斯兰教法严厉限制放贷收息。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金融出身，贝索斯却一直对于金融业务的开展极为克制，虽然国外的金融圈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亚马逊银行”的传言。
这就相当于中国不断地制定“五年计划”，确立长期目标，将收益不断地用于投资未来。严厉打击过度的金融投机活动，严防经济脱实向虚。
经常有人批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上，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只有不断地投资才会迎来增长，美国当年也经历了高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只有盲目投资，无收益的投资才是有害的。而且
收益也得分现金收益、长期效率收益等不同情况。亚马逊投巨资建设物流体系，表面上看没有现金收益，但是长期来看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中国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样的道理。
2、“为人民服务”——
放弃为了利润率聚焦头部优质用户的想法，尽可能地覆盖更多的用户。
在《
特朗普为什么要怒怼亚马逊？
》这篇文章中提到过，亚马逊的最大特点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紧逼的情况下主动降价，这违反了通常理解的商业逻辑。
但是从“创新者窘境”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降价可以尽可能地覆盖长尾用户，就可以消除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不给竞争对手留任何机会，任何死角。
亚马逊的套路是：把可能的道路都占住，让别人无路可走。或者也可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敌人弄得少少的，把战线划在敌人脚下。
想想看，如果国民党把基层组织扩展到广大农村，甚至建立在井冈山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就失去了土壤，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但这就意味着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那么它也就变成了共产党。
中国的产品过剩，造成利润率下降，不断有人建议压缩产能，削减产量，提升利润率。但是换个角度想想，世界上除了发达国家，还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几十亿人口，他们也需要各种工业品，为什么不能将这些产品卖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就帮他们修，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就业，才有足够的消费力。这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3、“民主集中制”——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体系，从顶层推动创新。
当今的政治世界，以美式民主为风尚，但是在竞争更加激烈、迭代速度更快的商业领域，没有一家大企业会实行美式民主制度（金融行业除外），基本都是中央集权。乔布斯被评论为独断专横，贝索斯就更是如此。
贝索斯特别善于听取员工的意见，特别是一线员工的建议，但是决策都是自己来做，只要认定是正确的，就会坚决推行。
贝索斯聚焦的长期目标是如此的反常规，反共识，几乎每次都会遭到高管的集体反对，但是每次都是贝索斯单枪匹马，一意孤行地推动重大决议。
其中最典型的是亚马逊的Prime会员制度，最初因为担心会导致企业亏损而被集体反对，甚至提议的员工被高管下令降职。但正是因为贝索斯的“独裁，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才得以实行，事后被证明是导致亚马逊的C端客户高速增长的妙笔。
美式民主制度听起来很美好，但说实话，大部分人是目光短浅，人云亦云，盲目且容易被误导，
甚至是被操纵，而不是出自所谓的“自由意志”。
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民众只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一切从短期利益出发，至于国家的长期利益则无人关心。从操纵者的角度，民众按照各种标签划分，相互争斗，正好便于操纵。
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其实法国民众已经意识到，福利过多是导致法国竞争力下降，国力长期衰落的罪魁祸首。但是总统马克龙出台削减福利的法案，立即引发规模盛大的游行，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心里知道要削减福利，但是只能削减其他任何人的福利，而不能削减我的福利——于是这件事就彻底无解。
法国示威游行现场
说来似乎挺奇怪，一再克服“创新者窘境”的贝索斯，听起来像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企业经营。至于国内与贝索斯作风近似的企业家，如小米的雷军，阿里的马云、美团的王兴，更是动不动引用毛泽东语录。
无论政治、经济、商业，背后的基本规律都是幂律分布，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利益分配。因此，“创新者窘境”与美国及发达世界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破坏性技术”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是相通的，争取长尾用户与走群众路线是一致的，亚马逊的颠覆之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一脉相承。
贫富差距来自于社会网络导致的幂律分布，资本主义只会使得这一分布越来越极端，最终从两个方面扼杀自身：差距过大导致普遍不满，底层造反；差距过大导致底层购买力不足，经济循环停滞，效率下降，从而被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创新者窘境，本质上是价值网束缚，更深层的本质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因此，破解“创新者窘境”的不二法门就是毛泽东思想，或者更具有普遍意义地说，是社会主义原理。
认清了这个底层规律就能明白，“美欧联盟”对付中国只是无知妄人的臆想，参议院悄悄给中国商品减税，才是符合“价值网依赖”逻辑的选择。
中国搞“一带一路”，在亚非拉发展“工业革命伙伴”，与美欧之间进行某些媒体口中的“强强联合”，正是“创新者窘境”所预言的典型情形。
如果美欧日真的能实现经济一体化，消除内耗一致对外，其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确实能成为中国最强大对手。然而，在美欧日政治统一实现利益一体化之前，这是不可能的。
还记得前面说到过的生态位吗？美欧日经济发达程度接近，产业结构近似，优势产品高度重合——没错，他们正处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在生存资源充足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和平共存，但是在经济停滞资源日渐紧张的今天，他们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们彼此才是真正的敌人。
如果这种矛盾可以消除，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就不用打了。如果美欧可以在贸易上握手言和，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不用瓦解了。——这是根植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本矛盾，除非消灭这一制度，否则无法调和。
与聚焦优势头部市场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健全的产业链，中低端为主的产品体系决定了，中国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破坏性技术”生成器，在几乎各个主要产业上，中国发起的“破坏性创新”都在蚕食欧美日的生存空间。“发达国家粉碎机”的称呼，并不是浪得虚名。
“破坏性创新策源地”的地位，再加上广大待开发的亚非拉市场，决定了在正常的产业交锋中，中国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方面，美欧日的联合必然是心怀鬼胎，同床异梦，脆弱且漏洞百出。
与没什么开发潜力的发达国家市场不同，中国市场还蕴含着巨大的潜力，无论是开发中国市场，还是与中国一起开发一带一路市场，都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利益取向决定了美国的“合纵”，是不可能抵挡住中国的“连横”——它的盟友随时会为了利益而倒戈。
中国拥有的众多优势中，规模优势是比较容易被忽略，但是又意义重大，也是中国独有绝难被超越的，但是却很难把道理讲清楚。
幸好，研究复杂性科学的圣塔菲研究所的前所长杰弗里·韦斯特写了一本叫做《规模》的书。他本人原来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运用物理方法研究从细胞到大象，从人体到企业再到城市等形形色色复杂对象中蕴含的简单规律，告诉了我们关于规模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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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
作者：[英]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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