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孙小闲去行政办公室找饭搭子苏姗唠嗑的时候，苏姗正在为筹备年会而挨个给律师们打电话——名册上不少名字看着十分陌生，头像她也不太对得上号。
好奇心驱使孙小闲发问，苏姗的答复刷新了她的认知：
这些律师确实归属所里，但要么因为业务不景气，要么单纯觉得座位费贵，就没有在所里留卡座，甚至共享工位也很少用
。
还在实习期的孙小闲多少有点不理解：卡座好歹是个正经办公的位置，而且万一客户要来所里找律师，岂不是会因此丢掉不少业务机会？
苏姗掰着指头给她算账：社保公积金以及年检、会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得有4万以上，再加上律所的提留，本身就算是不小的固定成本了，特别是近两年不少业务偏卷，他们所2.8万起步的座位费成了一笔值得斟酌的额外支出，选择不租卡座的律师也更多了。
至于孙小闲提到的客户问题，苏姗翻了个缺乏攻击性的白眼：你以为他们省下不来律所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当然是到处奔波找客户和案源去。也别低估律师们精打细算的能力，即便不交座位费需要给律所多交些提点，行情不好时一年到头做下来交给律所的部分也要比座位费低上不少。
孙小闲虽然知道自己实习期结束后需要补座位费，但还真没认真算过这些门道，也不知道律所里甚至会因此出现不少自己几乎素未谋面、又确确实实登记在册的同事。
和家境即底气的孙小闲不同，单不团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是所有律师都能归进“精英”一栏——也包括他自己。
从业前三年里，他亲身碰上过的同行辛酸面就已经数不胜数，当故事全写出来估计能有2/3本劳动法那么厚——在算上艺术加工成分的前提下。
单不团见过有律师在酒过三巡时接了个电话，因为电话里客户试图赖掉3万块的代理费而当场面红耳赤、掩面失声；也碰见过40多岁风尘仆仆的中年律师，揣着劣质胶皮封装的软牌在法院门口摆地摊，上身西装白衬齐整也盖不住皮鞋上的尘土和泥。
见闻迫使他提前将平日网上看到的高收入律师和普通律师区分成两个形象。“
普通律师不一定真的很穷，但有太多需要省钱的地方。
” 单不团说，“有时候省钱只需要付出面子，有时候面子里子都丢了也还嫌不够。”
相比之下，他觉得不买/租卡座算不得什么大事，只是“二八定律”中的“八”，或者“一九定律”的“九”而已。“进一步说，这八九成律师里也可以分出普通白领、入不敷出等很多层级，但具体该怎么分，我也拿不准。”
省钱即是节流，而节流的思潮来源于行业对“卷”的共识
。
几乎所有和律师人数相关的讨论区里，都少不了类似“从业者太多”“竞争太激烈”“市场过饱和”的论调。
高屋建瓴的从业者通过横向对比国外数据和市场环境以及近期大事件来分析国内法律行业到底还有多少增长空间，行走基层的小律师则是被客户的不续约、律所的冻薪/降薪/裁员等具体行为深切教育，随后抱团讨论或吐槽生存发展之艰辛。
开辟新蓝海式的“开源”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需要集团化作战。比如今年讨论热度较高的业务机遇——IP、出海等等，都属于没点实力很难拿捏、小律所和普通律师往往只能望而兴叹的领域。换言之，只有服务能力上了一定量级，才能去挖掘那些尚未被涉足的新兴业务。
对更多律师而言，“节流”是更现实可行的操作。“这种大环境下，怎么开源只能是最头部的那一小撮精英律所、律师能办到的事，像我们这样的小律师，更现实可行的是想想办法省钱，比如放弃卡座，比如跳到成本更低的律所，等等。” 单不团表示。
单不团的说法其实也有误区：
并不只有小律师在意成本，大律师和合伙人们一样在意。
新则发布的某篇匿名对话里，作为访谈对象的合伙人离开原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较高的固定成本。
相较于独立律师，合伙人的成本开支里往往得加上律师们的薪资，头部律所还会为合伙人设立较高的创收考核门槛。市场形势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但当市场陷入波动，不确定性加剧，以往尚可接受的开支就随时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想要通过跳槽实现“降本”的前提，往往是律师本身具备一定的“议价权”。“比如你本身谈客户、拉案源的能力很强，律所很看重这点，就会给你开出优惠条件。”某位长期负责横向招聘的合伙人表示，“像自带团队的合伙人，尤其是头部律所出来的合伙人，更是香饽饽——只要业务不冲突，律所几乎是求着进。”
能力不够出众的普通律师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局面：既难以被作为人才引进，也缺少自立门户的积淀。单不团的说法是：“从我身边的情况来看，开家只有几个人的小律所慢慢爬升就已经可以算是天胡了，大多数还是拿着时高时低甚至时有时无的收入，期待某天量变引发质变。”
有现象，就有人关注。放弃卡座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律所想办法减免这部分费用以吸引律师加入。
凭借在规范化运营基础上提供更低廉的执业成本，一些强运营性质的新锐律所开始崛起。
比如有律所将大部分工位开发成灵活变动的共享工位（更进一步的还为合伙人层级提供共享办公室），或通过类似对赌协议的条件来为律师减免座位费、管理费等以往更多被固定成本的支出。
高品质的办公环境和吸引人的成本减免是它们的核心优势，但写字楼的租赁费用、办公室的装修费用和给律师的优惠福利不可能单靠运营能力实现降本，往往需要一定的规模才能摊薄，或是依赖“强运营→强人才→强业务→强收入→强运营”的良性循环形成后才能维持运作并进一步发展。
也因此，截至目前为止，这类律所更多出现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以及少部分省会城市，瞄向的也主要是这些区域有潜力、有动力的青年律师。
失败的尝试也有。孙小闲所在的律所也是去年开始试推共享办公位，初衷是提供给一些经常需要出差的律师，划出了大概20个左右的位置，通过行政层面的统一预约来协调——结果是七八位原本买了固定卡座的律师提出要退费换成共享工位，开会商讨几轮后不得已又给共享工位加上了仅供低年级律师的门槛和一定的费用。但律所的主力年龄层是70、80后，近两年招新力度又不够，导致使用率很低，更多律师直接选择放弃。
如今这批工位越发鸡肋，主任也还没想好怎么处理，索性就放着不管，日常多数时候客串律师们的午餐区，见证过律师圈掼蛋潮的骤然兴起和光速陨落。
省钱的需求仍在贯穿整个律师行业，放弃卡座的律师仅仅是个开始。
上到律所主任，下到律师助理和实习生，都在从各个角度抠出供律所或自身生存发展的资本——主任选择进修管理学精要或者直接向合伙人开刀，律师、助理和实习生们则将衣食住行的各种省钱小技巧收藏得满满当当。
单不团的一位客户曾经在看到他穿着西装骑着共享单车去见他的时候发问：“你出行这么不讲究，到时候怎么帮我在对方面前镇住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