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浙大社科学报
，特此致谢。
张亚静，
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文学、数字人文研究。
通过对比蒲远犹、罗必元的他撰、自撰墓志，可以发现北宋时两类墓志差异显著。而南宋时自撰墓志选事、叙事“公共化”，风格趋向他撰墓志。自撰、他撰墓志拥有不同的写作传统，自撰墓志属“自述”文体，历经自证、自况、自陈、自辩的模式变迁，从关注“时”转向关注个人之“幸”。北宋自撰墓志多模仿白居易自陈，南宋时则多用冯道之法自辩。该变化源于文人在他者凝视下进行自述，而宋代的他者凝视又因为墓志传播由石向纸而强化。纸本使得刻录自撰墓志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时人不再据石本容量整合自撰、他撰内容，反将他撰文本作为“题跋”附于自撰墓志。传播环境的变化不仅改变了自撰墓志的刻录形态，也促使自志行为和文本走向分野。
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8期
参考文献及注释请见原文
逝者去世后，一般由家属撰写行状作为蓝本，再请托他人撰写墓志，但自撰墓志是逝者在世时，想象和书写自己的死亡，两种墓志的生成过程和文本形态差异巨大。自撰墓志融墓志的体用及汉代以来的自述传统为一体，在唐宋时蔚然成风，成为文人书写自我的一种途径，唐代的自撰墓志也颇受关注。但学界多将自撰墓志置于自传体系中考察，以个性化的表达为正体，对宋代平民和一般士人自撰墓志异于前代的写法、特色及体现的心态未予以充分关注，也并未深究其与他撰墓志的关系
。本文将宋代自撰墓志置于墓志与自传文学的互动中，结合其文本生成及文体特色来阐释相关问题。
宋祁生前要求不请谥、不求铭求碑、不用陪葬、不编缀作集，但他谥号“景文”，有文集传世，由范镇撰写神道碑。此类违反逝者意愿的情况在宋代极为普遍，甚至在逝者自撰墓志的前提下，儿孙仍会请他人撰写墓志。北宋蒲远犹、南宋罗必元存自撰、他撰两种墓志，南宋孙介、孙承节的自撰墓志被楼钥、黄震原文录入为其所撰墓志之中。面对同一个人，自撰与他撰墓志的书写有何差异？
蒲远犹自评“乾坤中一幸民”
，但黄庭坚认为他“命奇不耦”，不同的视角和定位影响了墓志的书写策略，二人在父祖、学习、仕途、卜居书写上各有侧重。蒲远犹只记述父祖及授业恩师名讳，讲传承而非名望，整体调性低。黄庭坚强调蒲家在唐代为“仕家”，还指出蒲远犹受教于大儒，与姐姐学问俱佳，为蜀地士大夫称赞，整体叙述调性偏高。二人在蒲远犹的仕途和卜居描述上差异巨大：
庆历六年进士及第，授绵竹尉。移集州司理参军、梓州司理参军，皆以亲忧不赴。服除，了无仕宦意。闲居，益读书学文，婆娑乡里者数年。亲友激劝，乃调河南尉，用荐章移临晋令，以蜀人例移闽清令。到官踰年病脚气，寻医归至舒州，长风沙而舟坏，全家几葬鱼腹。会任师中伋在齐安，馆我于临皋亭。不能期月，孙叔康昌龄在蕲州，以舟来迎。至则寓浮屠舍，且谋归蜀。而蕲州亦江淮之会，有鱼稻布帛，养生之具足。年又渐老，遂卜居焉。买宅一区，有田数十亩，可供伏腊。其归蜀与否，则在子孙矣。……有歌诗杂文十帖，未次。
而府君亦登庆历六年进士第。……命奇不耦，为绵竹尉，移集州、梓州司理，继丁内艰，皆不行。服除，久之不出，益自刻苦于文学，不以不逢故怼，而沉浮田里间也。父老期以远大，后数年，乃劝之就调河南尉，荐为临晋令，移闽清令。病缓不能拜，移疾去，而沉舟于长风沙，几死。旅次齐安、蕲春，盖二十余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耋老。亦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于家。
蒲远犹授官之后，连续丁忧，后退居乡里，以读书为乐。蒲远犹叙述笔调平缓，并无自怜之情。他写自己得病、遭遇风暴，皆为卜居蕲州做铺垫，之后描绘安宁的乡居生活，全文笔调从低到高。黄庭坚认为墓主运气不佳，连续丁忧，但“不以不逢故怼”，将其不仕转为“不遇”。黄庭坚详述墓主的职位变迁，对路途的坎坷和卜居的惬意轻轻带过，将墓主的人生描述成下降态势。蕲州物产丰富，蒲远犹卜居此处，自得其乐，但黄庭坚将墓主的安逸生活转写成厚积待薄发。自撰墓志叙事有历尽千帆的平淡之美，而他撰墓志以高低错落的布置说明墓主能知足常乐。蒲远犹发自内心认可自己的“幸”，而黄庭坚塑造了一个“不遇”的士大夫形象。源于不同的撰述传统，蒲远犹和黄庭坚对其形象塑造大相径庭。
蒲远犹恐惧于“空文”而自撰墓志，但子孙仍向黄庭坚求铭。无独有偶，南宋末年，罗必元自撰墓志，并叮嘱家人“吾死日，可刻醉吟先生传一本置墓前，余今效之刻北谷山人墓志铭于安宅堂下，以诏后人”
，然而子孙还是向刘克庄求铭，刘氏笔下的罗必元和罗氏的自我认知相差几许？
罗必元的自撰墓志可分为三部分，官职罗列、典型成就及退居生活。前两部分的结构、选事标准、叙事节奏接近于尹洙所撰墓志。罗必元自述“年三十有六，以《春秋》为乡贡首，明年登辛未进士第。初任咸宁簿尉，次崇仁县丞，次福州察推，次余干知县，次两浙运司主管文字。次通判赣州，除行在诸司粮料院，迁司农寺主簿。知徽州，改除宗学博士，复知汀州。前后十一任，历仕四十余年”
。处理生平成就时，罗必元虽自谦“庸内之撰著，无可称纪，而仅能自立以行其志者，大都不过三五事耳”
，但列举了在咸宁、福州、余干、两浙、赣州、徽州任上的善政，详细记录了上言破除迷信、反对闭城清野之事，突出自己直言敢谏的性格，以及因此遭受的挫折。此文写法与尹洙、欧阳修所撰部分墓志十分接近。罗必元写退居生活也与他撰墓志别无二致，“即营北谷数亩，谋归田园。自开荒以至于今，松竹参天，长夏无暑，中为二亭，旁引三径，游行焉，憩息焉”
。除了文末议论自己与白居易的异同，罗必元的自撰墓志与北宋他撰墓志差别不大。
刘克庄所撰《直宝章阁罗公墓志铭》则依托自撰墓志塑造罗必元的形象。在结构布置上，刘克庄按照时间顺序对罗必元的每任官职的突出成就都予以描述。在人物定位上，刘克庄着意塑造罗必元的诤臣形象，屡次出现“以风闻免”“忤总领意，免去”“又以风闻免”
之语，他塑造的“诤臣”“能吏”形象在墓志中极为常见。横向对比罗必元的自撰与他撰墓志，罗、刘二人在其生平叙述和形象塑造上极为相似。若纵向对比蒲远犹、罗必元的自撰墓志，二者差异颇大，南宋自撰墓志对人生成就书写的底层逻辑与他撰墓志趋同，他撰墓志是对自撰墓志的铺叙。
程颐坦言自己遵从父命，“醇德懿行，宜传后世者，皆莫敢志”
，但他将程珦自撰的文本进行拆解，在各处添加历官、新生子孙、年寿和葬地等信息。孙介、孙承节虽自陈效仿程珦，但二人并没有遵从程氏自志的原则，孙介力陈自己向学之勤、为子之孝、为弟之悌，孙承节则强调自己的著述。楼钥、黄震将孙介、孙承节的自撰墓志原文录入他撰墓志，形式上将两种书写模式拼合。楼、黄二人所添加的信息类似于题跋，此操作具有可行性，源于孙介、孙承节的自述模式与他撰墓志高度重合。楼钥在孙介的自撰墓志后说“余复何所措其辞”
，故只添加了父祖、儿孙信息，并循常例称赞一二事。黄震在孙承节自撰墓志的基础上，添加求铭、儿孙信息，并在文后夸赞墓主“幼能博极群书，壮欲手缚强敌，老谓四海九州，虽一尘不如，岂惟惊人，且惊鬼神也。自号不羁，是真不羁者耶？虽然，终非凡子也
”
。孙介自撰内容加之楼、黄所添信息，整体近似他撰墓志的文本内容，不像程珦的墓志文本一样风格混杂。
北宋自撰墓志者如宋祁、陈尧佐、王雱、蒲远犹，大都简叙世俗成就，但南宋诸人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颇有得兮文颇有声”
，偏好对外塑造有成就的“我”。南宋自撰墓志转向他撰墓志的趋势明显，呈现出公共化叙事风格。人格结构像一颗洋葱，最外层便是
“公共自我”，内在核心由价值观、自我概念、心理冲突、情感等组成。在社会生活领域，个体与绝大多数人的交往并非为了缔结亲密关系，因此个体多交换外在的“公共自我”。个体对隐私的袒露牵涉到具体的文化、性别、动机、语境和对风险的不同预期，还需要交往双方对隐私暴露的原则和边界达成共识，否则会引发冲突、混乱甚至是决裂
。墓志的功用导致其预期读者包含了许多陌生人，过度暴露并非良策，因此“公共自我”便成为书写对象。除此之外，公共事件牵涉范围广，利益攸关方众多，经过沉淀，公众对相关的人和事会形成定论或共识，这使其成为社会生活的通用语，因此“言天下之公”
、“书其大节”
成为碑志书写的通行法则。南宋自撰墓志由塑造个性形象转向展示公共自我，同时注重对外显示世俗成就，并以退居生活塑造离俗形象。这种写法实际上融合了他撰墓志和自撰墓志两种写作模式，在写作时需要弥合两种背道而驰的观察视角和写作习惯，难度较大。
自撰和他撰墓志的文本生成机制差异巨大。他撰墓志一般是逝者去世后由家属纂集资料，交由作者撰写，写本确定后交还家属，后请人书丹、镌刻。石本完成后，家属制作拓本送给亲友、同僚等，也会请名人题跋。文章可能被收入文集、选集、总集或者家集。文本生成过程中牵涉到逝者的成就和地位、求铭者的地位和财力、作者的地位和写作能力及政治环境、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博弈。墓志横向联结了逝者、家属、作家等诸多关系，更在书写、传播时被纵向分割为抄本、刻本、拓本、辑本等物质形式。作者会有意识地考量其创作与接受者、传播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或显或隐的对话关系，同时需要借助书写策略去调合各方需求及文体规范等要素。相较他撰墓志，自撰墓志主要牵涉到对自我、社会及二者互动关系的认知，偏向抒发个人感受和情绪，限制较少。
因为不同的生成机制，两种撰述方式形成了各自的书写传统。自撰墓志由墓主个人主导，偏向于塑造无功利的自我形象，可以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王绩的《自撰墓志铭》一样用否定姿态对抗世俗，也可以像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冯道的《长乐老自叙》一样用肯定姿态呈现自己。他撰墓志铭功述德，以夸赞性表述为主。正因如此，以书写惯性而言，他撰墓志可以从功绩写到退居生活，前期的仕途成功和晚年的平静生活能塑造出立体丰富、有反差的形象。自撰墓志若想兼顾功业和退隐，就需要把二者的差异调小，即少写世俗成就，白居易、宋祁、陈尧佐、蒲远犹的墓志皆是如此。他撰墓志可以在写尽功业后以闲逸自适点缀，但自撰墓志如果在铺陈世俗功业后兼顾诗酒风流，就有自吹自擂之嫌。读者对于自撰墓志的写作为何形成了这种认知？
自撰墓志属于自传文学，自传文学则派生于汉唐以来的自述写作传统，宋初编纂的《册府元龟》包含“自述”类文章，通过其选文可窥探当时“自述”需要回答的问题及范式。《册府元龟》甄选了从东方朔《答客难》到冯道《长乐老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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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含难、对、序（叙）、传等文体。因为自传体记忆存储着与个体密切相关的图式，既包含个体对自我的认识（自我图式），也包含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识（社会图式），所以自述时要考虑两个问题：“我”如何认识所处时代，如何认识时代中的“我”。以《五柳先生传》为界，在陶渊明之前，难、对中的“主人”需要通过与“客人”辩论，来论证自己选择的合理性。而从陶渊明开始，自述开始采用序、传等文体，以具体形象自况，更关注自我生活和心理状态。
难、对中设客难己大多源于外界压力，文章讨论偏重社会图式，重在对“时”的认知和选择。“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
，来自外界的压力让自述者必须回答对社会的认知，即“我”如何认识所处时代。东方朔内心向往“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战国，对关闭了纵横家上升渠道的当下充满怨怼，说着“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但思想里充满了“虽欲勿困，固不得已”的躁动
。初始士人以为“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但上位者心意难测，中层执政者轻视，唯有自守可以全身，“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高危，自守者身全”
。扬雄及之后作者都写躬逢盛世，但对“时”的观感逐渐形而上化，“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
。时非人力可以转圜，束皙认为在治世进退皆可，而乱世“时难自讬”
。因此不论治世乱世，保守的策略都可行，退而读书著述逐渐成为“主人”的共同选择。从东方朔到束皙，“时”被哲学化，而官小位卑也变为主动选择。
来自他者的压力促使主人自述，在自述模式变为“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后
，“客”隐于幕后，为了对抗客的视角和观点，不慕荣利的读书人形象成为自述主流。从《太史公自序》开始，为了对抗社会的排斥，找回自己的价值，愤而握笔、自我宣示的事例不少，自我表白成为一种从社会否定中获得自我回归的有效手段
。《五柳先生传》通过否定式的自谦确认了读书养性的传统，诗酒风流成为对抗流俗、表达个性的工具。王绩归隐的时间在其一生中占比很少，但他以退隐生活作为仕宦生涯的反面，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
。恰是因为对社会图式的不满，他们便以一种极致的否定确认自我图式。李行之、王绩都用自撰墓志解构世俗价值观，对抗“客”的视角。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转向自娱自适，对外界批判的力度减弱，到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其关注重心完全由社会图式转向自我图式。白居易不像前人一样否定世俗身份和成就，他在自撰墓志中详述族系、儿孙。他在自传中积极肯定自己的天赋，大方承认“好学，长工文”
，而这与他能累进三科，最终以少傅之位致仕、著作颇丰紧密相关。他总结生平“吾之幸也，寿过七十，官至二品”
，并对“幸”阐释说明。白居易热爱生命，对“时”积极响应，他的自传和自撰墓志占据了前代自述中“客”的视角和观点。不论公共还是私人层面，白居易没有将重心放在是否应时，如何应时，而是展现出了应时之“幸”，社会图式和自我图式的互动实现了完美平衡。冯道虽身处乱世，也自认“六合之内有幸者”
，但自述的目的指向自辩。
宋人在自撰墓志中将“幸”从个人体验变成了一种集体感受。陈尧佐感叹“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
，表达出应时而用的满足感。宋祁回顾生平，“祁之为名，宋之为氏。学也则儒，亦显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操完履”
。他不像陶渊明、白居易用自号呈现主体，而用真名面对自己的成就。程珦官位不高，仕途也不平顺，但仍表达生在治世之幸，“予历官十二任，享禄六十年。但知廉慎宽和，孜孜夙夜，无勋劳可以报国，无异政可以及民，始终得免瑕谪，为幸多矣”
。北宋士人无论官位高低，在自撰墓志中始终强调躬逢盛世，幸有所为。
宋人为何在自撰墓志中以世俗功利视角观照自我？难、对中的主、客分裂为自撰与他撰墓志的视角，“客”虽然在《五柳先生传》中退场，但他者的审视始终存在。经过古文运动，他撰墓志叙事的公共性不断增强，它是自撰墓志隐藏的写作前提和对话对象之一。北宋文人的出仕条件和上升路径优于前代，因此即便自陈“厌于职事”
“弃俗学”
，仍需要解释应时而功业匮乏的问题，如王雱自述“以病废于家”
。北宋现存最早以单篇形态出现的自撰墓志出自陈封、程珦，二人都抱着入世之心，但陈封屡次落榜，非不为而不能也，他自己也深以为憾。程珦因不满新法而致仕，致仕后闲居二十年，他所谓“不能自奋，以嗣先世”，“但知廉慎宽和，孜孜夙夜，无勋劳可以报国，无异政可以及民”
，都隐含批判之意。陈封、程珦、王雱都在他者凝视下回观生平，并为自己辩护。
北宋中后期士人入仕、升迁愈发困难，蒲远犹、韩潭、彭愈、魏宜墓志中自我辩护的倾向也更为明晰。蒲远犹自陈丁忧后毫无仕宦之意，“孝”行的天然合法性让他免于责难。韩潭“一生困于场屋，蹉跎已老”，以至于用他撰墓志的视角自夸，“疾甚，邑中贤士大夫以至田翁、野老、家人妇子田塞门巷，其周人情可知”
。魏宜“自幼读书学文，随群众干禄，三试乡举不一贡”
，退居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虽然士人有应时之心、仕进之举，但因资质或际遇无法实现。而在回答完社会图式的问题之后，撰者就可以写闲居生活的意趣。铺叙科考和仕途之难，是写诗酒风流、闲居教子的必要前提。这种结构承继自白居易，但北宋的写法更多来自他者带来的心理压力。自传作品中瞩目的不是作为个人的我，而是我这个人的“生”。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感觉到自己与过去的不同
。右文政策之下，士人没有必要遁世，因而“我”青云直上但看淡功利，或“我”蹉跎场屋、仕宦沉浮但闲居终老，是北宋自撰墓志中两类典型的文人形象。
及至南宋，自撰墓志中延续了写闲居生活的传统，但分化为两种路径。第一种如马永卿、陈正卿、孙承节等人的墓志，墓主多为下层官员、未入仕者或遗民，墓志以闲居生活为主。作者选择这种模式并非与时和解，而是将其作为逃避他者凝视的工具与手段。于部分南宋自撰墓志而言，自撰墓志中增加闲居细节是对俗世无成的解释，而阅读、著述、教子也是针对时不我与的隐形抗辩：“仕宦四十年，年逾六十，而卒无所成。……时运已往矣，乃退居于铅山南溪之上。”
南宋士人对“天也而厄”
有切身体会，他们无法像北宋士人一样安然，特别是像周密、黄仲元之类的遗民，他们借写隐居生活表达对现有政权的否定，这也是一种他者凝视下的身份确认。
第二种写法如赵鼎、洪起畏等人的自撰墓志。此类文章公共生活占比远超闲居生活，在整体结构、价值取向上接近他撰墓志，回归了难、对中的双重视角。孙介以超过半数的篇幅强调自己为子、为弟的贡献，古代家国一体，所以孝悌之行具有公共价值；他虽有“闭门养痾，不交人事”之举，但退居生活的描述也指向有益于世，“平居确意安贫守分，不萌非义之求。闻人有善，心恨弗及，见人之恶，口不忍言”
。莫子文的自撰墓志中绝大多数笔墨叙述仕宦生涯，强调自己“鞭笞不及百姓，作邑三考，未尝屈于权势。民不当受杖者，虽一箠亦不加之”
。洪起畏仅用“晚读诗史，有会于心，即号拙全，生平始终，此可概见”
一句总结除秩后的生活，公、私占比与传统自撰墓志完全相反。章祖义以“尝曰”而起的议论是为自己位卑功小进行辩护，“于仕非必位伊皋，任韩范而后为至。于家非必营陶朱，享二疏而后为足。于文非必轶王杨，迈欧苏而后为工。顾所存何如，自适其所适耳”
。在南宋的自撰墓志中，外部的凝视使墓主必须在功利的视角下回望生平、塑造自我，自撰墓志中强烈的自我表达冲动被对外展示的意图所替代。
自述从汉唐到宋经历了自证、自况、自陈、自辩的写作模式变迁，分别以东方朔和扬雄、陶渊明、白居易、冯道为代表。白居易在自撰墓志中以“幸”代“时”，转变讨论重心，创造了新的书写范式。冯道面对危机，引入他撰墓志视角以自辩。北宋士人将“幸”变为一种集体心态，体现出对“时”的肯定。“无功者”也须铺叙科考或仕宦之难，为退居生活铺垫合法性。南宋士人面对外界凝视的强化，自撰墓志中自陈、自辩模式并行，并融合了难、对文体中的双重视角。南宋自撰墓志整体趋向他撰墓志，这种转变缘何发生，又如何影响了自撰墓志的文本形态？
白居易、宋祁等人都以俗世之“幸”安放身心，这种认知源于他者观察主体的方法。社会学中的“透明”假设指出人们通过行为举止认识他人，一般会趋向于认为“心”“迹”统一。外界通过墓主公共领域的成就确定其在社会网络上的位置，所以他撰墓志围绕功业塑造墓主，即所谓“德勋立而铭著”
。他撰墓志来自“客”的凝视和发问，自撰墓志为“主人”发声，二者共同构成自述时需要面对的社会图式和自我图式。
从《五柳先生传》到北宋末年的自撰墓志大都简叙历官，但冯道的《长乐老自叙》和彭愈的《连山子自志》较为特别。冯道“前事九君，未曾谏诤”
，有违儒家的道德准则，所以他改变了“醉吟先生”的内核，结合自撰和他撰模式以自辩。而彭愈的自撰墓志则用大半篇幅记载官职迁转，及在职时如何解决冤狱，受到帝王和上级的重视。彭愈绍圣年间登第，转知潭州后，仕途戛然而止，放意林壑可能是遭遇靖康之乱的无奈之举。当面临自述危机时，冯道和彭愈都以世俗功业来肯定自我。
从南渡到偏安一隅，南宋士人面临着华夷冲突、朝廷内部危机、个人仕进退隐三重问题，其心理压力客观上大于北宋士人。对于赵鼎、洪起畏这样的入局者而言，外界压力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出现，他们接续冯道、彭愈的写法，在自撰墓志中大幅增加公共事务的占比。赵鼎自撰墓志“独书迁官次第，问其事则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