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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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
日记、档案和各类“实验室”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它们是奇妙的催化剂。
一月一日
一段时间没记。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不适合脑力劳动。
我在罗夫诺见了费佳·雷卡洛夫。在那儿待了一星期。相当无谓。二月中旬之前，我们可能开拍不了，而从现在到那时候，我将无所事事。
我和尤索夫必须讨论将来拍《候车室》的事情。劳莫夫叫我放心，他跟迪米乔夫[1]谈过《卢布列夫》的发行，他一直在促成此事。看来最高苏维埃开完会就能发行。跟意大利人拍《约瑟》究竟有没有问题，我越来越不确定了。
曼怎么拍？显然不可能。
一月二日
我们现在能开拍就好了。
一月六日
正在读一份报告，有关《卢布列夫》及其公开发行的讨论。很多有趣的东西。
这是第一份文件，日期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有些东西值得抄下来。
V.M.科瑞斯：“……在提交的新素材中，我很喜欢有些新场景。我觉得它们让电影有所改观。为了把杀死那只猫的场景放进去，不妨把另外一些地方剪掉。”（？！）
一月八日
罗曼诺夫今天给我打电话，非常尴尬。巴黎的大使给罗曼诺夫发电报，叫他跟我谈谈，原来是要我（公开）拒绝法国影评人颁给我（只有我）的奖项。
问题在于那个机构的主席沃曼夫人，据大使和罗曼诺夫说，是个从事反苏宣传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建议不发一言来表示与此无关。对这个奖不作任何回应。柯茨约夫（副外长）也这样想。
麻烦的是，罗曼诺夫想和迪米乔夫谈这件事情。
若是需要，我将表明这个奖并非沃曼颁授，而是法国影评人颁发的。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我第一次去见新来的厂长——那个叫尼古拉·特洛费莫维奇·西佐夫的人。现在一切不明朗。这个星期他想跟我谈谈《飞向太空》。能谈些什么？
读克拉克《二○○一太空漫游记》。结束之前突然打住。I.叶弗雷莫夫的后记解释为什么结尾要“切断”——如他所说。我很愤慨，写了封信给编辑。当然，并非会有什么结果。即使有，也只会令人不快。
二月十七日
很想拉洛契卡——她到乡下张罗修房子的材料去了。
她现在困在那儿，因为我们这种无可救药、马马虎虎的俄罗斯办事方式。他们全都答应帮忙，但全都夸夸其谈。时间对他们没意义。废话连篇的家伙们。拉洛契卡只要不在那儿，就总要出问题。我去电影大厦，跟瓦夏·利瓦诺夫干了一架。他在喝酒，我在喝酒，我俩拳来脚往，弄得现在谁也出不了门。他第二天打电话来道歉。他肯定先动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拉洛契卡离开太久，就会出这种事。
安德鲁什卡是个天使。
给实验协会的电影剧本写完了。结果只对我有用。是个好剧本。完全为了赚点稿费。我和弗雷德里克为了钱才开写的，结果却相反。这样是赚不了多少钱的。
我们是这样工作的：
1．拟一个精确的大纲（我来负责）。
2．弗雷德里克马上开写（对白、细节等还不及润饰）。
3．在拍摄脚本之前，我来修改对白和所有东西（弗雷德里克不再插手）。
贝利亚耶夫拿它怎么办呢？
拉洛契卡回来就好了。
二月十八日
“审美恐惧乃虚弱的第一征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罪与罚》的笔记，五六○页。
“社会主义的最高思想是机械化。它把人变成机械人。凡事都有规则。人于是被降低了。人活生生的灵魂被除掉。不难理解，在这种东正教寂静主义之中，人可能变得安静，而这些绅士说他们是进步论者！我的天！如果这就是进步，那东正教寂静主义是什么啊！”
“社会主义从来不可能把人组织起来。它将暴政施加于人，并声称那就是自由！”——同上，关于斯维迪里嘉洛夫，五五六页。
日记、档案和各类“实验室”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它们是奇妙的催化剂。
看来——《精灵》真的不错。只是决不能告诉任何人，这剧本是关于什么的。
它是关于：
1.凡人之自命不凡。
2.简单事物之伟大（就道德意义而言）。
3.宗教内部的冲突。（理想破灭。没有理想就无以为生，没人能创造新的理想，旧的又已破灭：教会。）
4.实用主义之出现。不能谴责实用主义，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与状态：的确是个必然阶段。它开始于世纪之交。不能谴责生活。必须接受。这不是玩世不恭的问题。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是最后一场富于浪漫色彩的战争。
5.人是历史的玩物。“个人疯狂”与社会主义秩序的安静。
《精灵》与下一世纪的交替之相似。举国上下的超级实用主义，正如街头行人所见。消费主义。
三月十二日
我突然想到，凯文父亲拍的影片，也就是克里斯带走的，应该拍得像一首诗。（根据父亲的一首诗来拍。）
尤索夫读了《精灵》，但还没发表意见。再看吧。
安德鲁什卡闹肚子。牙也有问题，或者就是牙。他甚至变轻了，可怜的小家伙。
昨天我给库利赞诺夫打电话要一套房子。他说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时候，电影工作者协会应该会有两套房子，第一套就给我。那太好了。
雅布洛什金要求来《飞向太空》。纳戈奈亚虽然是个很差劲的制片主任，但现在太迟了。电影厂党委要找麻烦的；纳戈奈亚是党委成员。
三月十七日
今天拍兹维尼戈罗德冬景。我们决定，克里斯带走的影片里必须有哈蕊。克里斯有意把影片放给她看，想看她如何反应。他在试探她，与此同时，是史劳关于访客的谈话。
我觉得我们的母亲（O.芭奈特）很不错。伊娜既没答复库什涅里夫给她的短柬，也没回复我就申卡一事写给她的信。（我昨晚又梦到她——再一次心痛。）
安德鲁什卡不舒服——牙和肚子。他好些了。他太可爱了，怎么也看不厌。
我决定让娜塔莎·邦达尔丘克来演哈蕊。她最后一次剧装试镜非常出色。
我现在必须开始尽量收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资料。
《各各他》将是个不错的片名。我几乎肯定得自己来写。
四月二十四日
我终于设法摆脱了纳戈奈亚。现在的制片主任是V.I.塔拉索夫。他当过委员会人事部门的头，因为一些纠纷被免职。他没摄制组工作经验，也没做过制片，但另一方面，他关系很广。有两三个好帮手，一切都会顺利。不管怎么说，他乐于助人，容易相处。
我们正等机会去雅尔塔。
米亚诺耶的修复开始了。拉丽莎去了那儿，几天都没音信。她太欠考虑。难道她不知道，正因为那些“不要紧”的事情，最稳固的关系也会动摇？
读瓦伦金的《莫迪利阿尼》。无力，不通，乏味。唉，我多想拍电影！这是什么国家，居然不想用我来赚钱？！
去见罗曼诺夫。在座的有格拉西莫夫、邦达尔丘克、库利赞诺夫、波戈泽瓦，还有中央委员会某人（叶马什的探子）和巴斯卡科夫。西佐夫也在。《卢布列夫》还要修改。受不了。我火了，跟他们顶起来。最糟的是，西佐夫坚持要修改，即使迪米乔夫同意影片不修改就放行。我得去见迪米乔夫，问个究竟。等着吧。
七月十二日
我的天，我太久没碰这本笔记了。工作令人麻木，不再有什么念头，而且也没时间。不过现在有点空。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
我们开拍了——
1．尤索夫跟我就画面生成有分歧。我反对将背景与演员等同处理。我要用50.75镜头，尤索夫要用35。我们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2.结果证明，用娜塔莎·邦达尔丘克来演哈蕊对头。
3.我们要重拍三个场景。之前的都不要了。
(a)克里斯与史劳的初次会面。
(b)第二次……
(c)图书馆的一半。
4．柯达胶片用完了，而我们还没拍完。他们还会给我们吗？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想拍《晴朗的日子》。大致说来，它应该是混杂了黑白与彩色，根据回忆而定。重要的是，至少得开始收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料了。
八月十日
根本没时间写东西。《飞向太空》拍得很苦。我们的进度落后了。但新年我们得拍完。拍摄的同时，我想完成声音与剪辑。天哪，这些日子在莫斯科电影厂工作是多么艰难。根本不可言传。
碧妲·提克维茨来这儿参加电影节。她建议我去波兰拍部电影。（他们会让我去吗？）
我已把《精灵》剧本寄给他们的电影副部长维什列夫斯基。我请求批准用三位俄国演员，请沙弗卡做设计。
我和尤索夫争个不停。现在与他共事很难。再有一个星期，我们要去兹维尼戈罗德，九月底去日本。
八月十一日
我很害怕《飞向太空》没完没了。那些该死的走廊、实验室、仪表房。或者不可能。天晓得。
我觉得都应该用50.80的镜头来拍。但很多地方我们用了35。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很担心。
拍摄很难。非常非常难。比起这一单生意，拍《卢布列夫》就像假日野餐。我们现在做的，完全是麻木的。
《卢布列夫》没在电影节上映。他们究竟要不要发行？我再次开始怀疑。
我真想开始新片的工作。我受够了《飞向太空》，就像我拍《卢布列夫》的某个时候那样；苏联导演注定要为每部电影耗上太多时间。
八月十四日
文化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但是，比如说，它是否比个人价值更重要呢？（如果不把文化与个人价值看做同一事物。）参与文化建设的人，如果他是艺术家，没有理由洋洋自得。他的才华是上帝给他的，他必须感恩才是。
才华之中不存在奖赏，你只是运气好。一个人生于富裕之家，并不因此就有价值，也不因此获得他人尊敬。精神与道德文化，不是个人的创造——个人才华是偶然之物——而是国族的创造，它自然会凸显具有艺术创作与精神生活潜能的个人。才华是公共资产。拥有它的人，就像种植园奴工、瘾君子或无业游民一般卑微。
才华是不幸之物，一方面，它既不能给人荣耀也不能予人尊崇；另一方面，它让拥有才华者肩负重任，他就像一位忠厚的管家，受人之托看护财宝，却又不能使用。
只要觉得需要，人人都可以有自尊心。我不理解名望为什么成了艺术圈的最高追求。虚荣是庸人的最大标志。
在读《新世界》上S.伯曼的回忆录节选，用了一个自命不凡、俗不可耐的标题：“命运赋予我的相会”。我的天！有关戈登·柯莱格与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她援引他们关于《哈姆莱特》的对话，特别是谈及奥菲利娅的部分。
废话连篇！
柯莱格诠释《哈姆莱特》充满形而上学，自以为是，愚不可及。那个白痴与自大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哈姆莱特》也一样荒谬。
但是，柯莱格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奥菲利娅离开了这出悲剧，她是无关紧要的；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只眼睛永远盯着观众，因为他对他们的意见怕得要死，坚称她是纯洁美丽的姑娘。为了惹人注意，这个糊涂老太婆讲了这段哗众取宠的蠢话，真是让我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