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乘数”缘何创新高

1、2017年以来，货币乘数持续上行是基础货币下降和M2增速下行不及基础货币共同作用的结果。货币乘数一般具有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引起货币派生增加进而带来货币乘数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通过抑制M2增速进而造成货币乘数下降，也就是说，在基础货币增速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乘数一般会跟随货币政策松紧引起的M2增速的升降而同势变化。2017年以来，货币乘数却在“金融去杠杆”和货币政策“稳健偏紧”的背景下出现了逆势上行，主要原因是：1）基础货币大幅下降；2）M2增速下行不及基础货币。

2、通过对基础货币B进行拆解可以发现，外汇占款下降和政府存款增加是导致基础货币收缩的根本原因，二者合计的贡献率高达77%。同时，我们还对影响广义货币M2的因素进行了深度拆解，对比后发现，企业中长期贷款、房地产、企业短期贷款和银行自营非标，以及外汇占款、企业债券和票据融资这7个科目是决定M2变动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前四个因素对M2产生正向影响，后三个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拖累”M2增长。单项看，企业中长期贷款、房地产和企业短期贷款，以及票据融资和企业债券这5项是影响M2的核心因子，尤其是中长期贷款和房地产，它们对M2变动的贡献率分别高达70%和36%，其他三个因子对M2变动的贡献率也在20%以上。

3、通过拆解M2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如2017年以来，银行的企业债券和票据融资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行，但银行自营非标却快速增长。这与2016年三季度开启的“金融去杠杆”和随后的“债市调整”具有密切关系，银行在面临缩表压力和MPA监管下倾向于减少对企业债券的投资和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而且从去年8月以来，已经累计超过4500亿企业债券被取消或推迟发行，这说明金融去杠杆和债市调整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同时，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也在不断推升银行资金成本，在难以通过传统信贷完全转嫁成本时（一季度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上行了19BP，但SHIBOR3M上行了118BP），银行具有做大非标的内在需求。

4、向后看，虽然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B的拖累仍将发挥作用，但随着房地产销售继续下行、金融去杠杆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冲击持续加大以及MPA等监管政策对银行自营非标的限制，M2增速料将仍有下行空间，相应地，货币乘数也可能会随之下行。

近期，货币乘数的连续上行引起了市场的关注，截止2017年4月，已经高达5.33，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位。那么，货币乘数为什么会出现大幅上升？它与金融去杠杆有什么关系？

货币乘数一般具有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引起货币派生增加进而带来货币乘数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通过抑制M2增速进而造成货币乘数下降，也就是说，在基础货币增速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乘数一般会跟随货币政策松紧引起的M2增速的升降而同势变化。从数据上看，2015-2016年7月“稳健偏松”型货币政策确实推升了货币乘数，2016年8月开启“金融去杠杆”后，货币乘数也从8月的5.30下降到2016年底的5.02。然而，2017年以来，货币乘数却在“金融去杠杆”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开启了逆势上行模式，并创出了历史新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定义上讲，货币乘数是指，在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基础上货币供给量通过商业银行的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作用产生的信用扩张倍数，货币乘数即为货币供给扩张的倍数。在计算公式上，货币乘数m等于M2除以基础货币B。因此，考察货币乘数的变化就需要对M2和基础货币B分别进行研究。

基础货币B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直接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直接查到，它主要包括“货币发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这两个部分，前者是指流通中货币和银行的库存现金，后者专指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涵盖法定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存款。从研究角度讲，仅知道基础货币数据的意义并不大，我们还需要对央行资产负债表进行拆解，进而对影响基础货币变动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相关内容可以参见我们前期的报告《缩表的名义：穿透央行资产负债表》。

相比之下，广义货币M2比较复杂，一方面M2可能会跨表产生（央行资产负债表和银行资产负债表都可能会产生M2），另一方面M2还存在“存量结构”和“资金来源”等多种形态。

从存量结构上讲，货币是按照其流动性的不同来划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M0、M1、M2等，无须赘述。

从资金来源上讲，“广义货币M2”包括了“货币”和“信用”两个部分，前者属于“真金白银”或具有“实物纸币”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商业银行“无中生有”的结果，因此，前者主要与中央银行行为有关，后者主要与商业银行行为有关。这里所谓的“有关”主要是指其资产负债表的变动。

首先，央行资产负债表某些科目的变动会对M2产生影响，主要是外汇占款的变动，但在特定时期，其他科目的变动也会对M2产生影响，如2015年7月“救市”期间，央行“货币当局: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增加了2000亿，相应地会使M2增加2000亿。但是，这属于比较极端少见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主要考虑“货币当局:国外资产:外汇(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变动（我们在此假设央行外占全部投放了对应的基础货币）。

其次，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些科目的变动会对M2产生影响，这属于经典的“货币创造”过程，主要包括对居民债权、对企业债权、银行自营非标和银行对非银贷款变动等。一般情况下，银行对非银贷款的变动较小，2016年初以来一直维持在2.4万亿左右，但在特定时期，如刚刚我们提到的2015年7月“救市”期间，该科目就出现了超过1万亿的变动，这里面除了银行向非银的正常授信之外，主要是银行向证金公司投放了1万亿“救市”资金。

综上，除了特定时期外，我们可以将M2简单以如下公式表示：

M2=外汇占款+（银行对居民债权+银行对企业债权+银行自营非标）+调整项

相应地，货币乘数m也就可以从上述基础货币B和广义货币M2中计算得到。

为了更好地研究货币乘数的相对变化，我们选择以2017年4月的最新数据与2016年12月进行对比研究。从数据上看，2016年12月-2017年4月的货币乘数分别为5.02、5.12、5.23、5.29和5.33，也就是说，2017年以来货币乘数单边上行了0.31。

根据第二部分的研究思路，我们发现，2016年12月-2017年4月基础货币下降了0.95万亿，但M2却上升了4.63万亿，也就是说，2017年以来货币乘数的上升主要归因于基础货币的下降和广义货币的增长，二者的背离共同推升了货币乘数大幅上升。

1、基础货币B下降的原因

在前期报告《缩表的名义：穿透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对央行资产负债表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此以简单回顾的形式对基础货币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

下图是一张简化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根据“总资产=总负债”的会计恒等式，我们可以得到：

总资产=国外资产（A1）+对政府债权（A2）+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A3）+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A4）+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A5）+其他资产（A6）

总负债=储备货币（L1）+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L2）+发行债券（L3）+国外负债（L4）+政府存款（L5）+自有资金（L6）+其他负债（L7），因此：

L1=（A1+A2+A3+A4+A5+A6）-（L2+L3+L4+L5+L6+L7）

通过将2017年4月与2016年12月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进行“做差”后可以发现，基础货币下降主要是受到“货币当局：政府存款”大幅增加和“货币当局：国外资产”大幅下降的影响，也就是说，2017年以来的基础货币供给下降的原因可能主要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部分基础货币退出流通，以及国外资产下降等原因带来的央行基础货币供给下降，二者对基础货币下降的贡献分别为-39%和63%，合计贡献率为102%（其他科目变动也会对基础货币产生影响，部分科目贡献率有可能超过100%）。进一步，通过分析“国外资产”科目可以看到，外汇占款下降是国外资产下行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变动的贡献率为38%，政府存款的贡献率为-39%，二者合计的贡献率高达77%。

2、广义货币M2上升的原因

在第二部分，我们给出了广义货币M2的计算公式，但是“银行自营非标”科目很难统计，因此为了研究的系统化，我们将“银行自营非标”和“调节项”合并称为“其他”，即：

M2=外汇占款+（银行对居民债权+银行对企业债权）+其他

其中：其他=银行自营非标+调整项

 依据相同的思路，我们也通过将2017年4月与2016年12月的上述科目进行“做差”来观察它们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2017年以来，影响M2变化的主要来源是对企业债权和对居民债权的变动，二者对M2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43%和52%，合计为95%；与之相对应的是，外汇占款累计下降了3636亿，对M2的“拖累效应”约为8%，也就是说，外汇占款对M2的贡献率为-8%。

为了进一步明确2017年以来银行的“经营行为”，我们还需要对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更深度拆解。通过将银行对居民债权进行拆解后可以发现，银行对居民债权增加主要是受到“住户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的影响，进一步看，“住户中长期贷款”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中长期贷款中的“消费贷款”。这与楼市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2016年10月限购限贷后，徐州、芜湖、开封等三四线楼市逆势崛起，以及长沙等弱二线城市房价逆势上扬，居民购房热情普遍较高，这会带来居民中长期贷款上升，从而成为驱动M2的重要力量。若把居民中长期贷款中的消费贷款全部归因于楼市的话，那么房地产对M2变化的贡献率达到了36%（1.66/4.63=35.85%）。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对“银行对企业债权”进行拆解，可以发现，银行对企业债权主要表现为银行对企业贷款，而企业债券却出现了1万亿的下行“拖累”，从贡献率看，“企业贷款”的贡献率为151%，“企业债券”的贡献率为-51%。银行投资企业债券大幅下降与2016年三季度以来的金融去杠杆和债市调整有关。对银行来说，一方面金融去杠杆带来缩表压力，另一方面银行在MPA框架下也难以像以前一样扩表；对企业来说，“两高一剩”和房地产行业发债融资被严格限制，其他企业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资本性开支动能不强，2016年供给侧改革使得部分企业有了利润（虽然不多），在债市大幅调整后，企业发债融资的动能有所下降，这表现为2016年8月以来推迟或取消发行的信用债已超过4500亿元。进一步，通过把银行对企业贷款进行拆解后可以发现，企业中长期贷款是企业贷款的主要贡献力量（即使考虑到地方债发行的影响），企业短期贷款小幅增加了1万亿，而票据融资却出现了1.28万亿的下降。显然，这也与金融去杠杆和债市调整密切相关，部分企业在发债融资受限后会求助于银行信贷，这也是近期企业信贷较强的原因之一。同时，票据融资大幅下降与银行授信额度有限有关，在经济下行和MPA以及相关监管政策下，银行会先保信贷，这会对票据融资形成挤压，另外，票据融资下降也可能与2016年底-2017年初的几次票据大案有关。

从M2角度看，企业债券对M2的贡献率为-22%，企业中长期贷款的贡献率为70%，企业短期贷款的贡献率为23%，票据的贡献率为-28%。

最后，我们还需要对“其他项”进行研究。根据M2等式，其他项主要包括银行自营非标、银行对非银贷款和央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的变动等。如前所述，除了特定时期外（如2015年7月“救市”期间），央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一般比较稳定，因此，其他项主要体现为银行自营非标的变化和银行对非银贷款的变动。

“其他项”拆解后可以看到，银行自营非标是引起“其他项”变动最为重要的因素，银行对非银贷款小幅下降了1100亿，央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券小幅增加了330亿。银行自营非标增加同样与2016年三季度开启的金融去杠杆和债市调整有关，随着央行金融去杠杆不断推进，银行负债成本开始上升，在难以通过传统信贷完全转嫁成本时（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上行了19BP，但SHIBOR3M上行了118BP），银行具有做大非标的内在需求。

从M2角度看，银行自营非标对M2的贡献率为15%。

综上，我们可以对引起M2变动的因素做个简单总结。从影响因子上看，企业中长期贷款、房地产、企业短期贷款和银行自营非标都对M2产生正向作用，外汇占款、企业债券和票据融资均对M2带来下行压力。数据上，上述7大因子合计产生了3.96万亿的M2，占M2总变化数的86%，这说明我们较好地把握了“影响M2变化的主要因子”。

从具体因子看，企业中长期贷款、房地产和企业短期贷款，以及票据融资和企业债券这5项是影响M2的核心因子，尤其是中长期贷款和房地产，它们对M2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70%和36%，其他三个因子对M2变动的贡献率也在20%以上。

1、2017年以来，货币乘数持续上行是基础货币下降和M2增速下行不及基础货币共同作用的结果。货币乘数一般具有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引起货币派生增加进而带来货币乘数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通过抑制M2增速进而造成货币乘数下降，也就是说，在基础货币增速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乘数一般会跟随货币政策松紧引起的M2增速的升降而同势变化。2017年以来，货币乘数却在“金融去杠杆”和货币政策“稳健偏紧”的背景下出现了逆势上行，主要原因是：1）基础货币大幅下降；2）M2增速下行不及基础货币。

2、通过对基础货币B进行拆解可以发现，外汇占款下降和政府存款增加是导致基础货币收缩的根本原因，二者合计的贡献率高达77%。同时，我们还对影响广义货币M2的因素进行了深度拆解，对比后发现，企业中长期贷款、房地产、企业短期贷款和银行自营非标，以及外汇占款、企业债券和票据融资这7个科目是决定M2变动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前四个因素对M2产生正向影响，后三个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拖累”M2增长。单项看，企业中长期贷款、房地产和企业短期贷款，以及票据融资和企业债券这5项是影响M2的核心因子，尤其是中长期贷款和房地产，它们对M2变动的贡献率分别高达70%和36%，其他三个因子对M2变动的贡献率也在20%以上。

3、通过拆解M2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如2017年以来，银行的企业债券和票据融资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行，但银行自营非标却快速增长。这与2016年三季度开启的“金融去杠杆”和随后的“债市调整”具有密切关系，银行在面临缩表压力和MPA监管下倾向于减少对企业债券的投资和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而且从去年8月以来，已经累计超过4500亿企业债券被取消或推迟发行，这说明金融去杠杆和债市调整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同时，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也在不断推升银行资金成本，在难以通过传统信贷完全转嫁成本时（一季度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上行了19BP，但SHIBOR3M上行了118BP），银行具有做大非标的内在需求。

4、向后看，虽然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B的拖累仍将发挥作用，但随着房地产销售继续下行、金融去杠杆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冲击持续加大以及MPA等监管政策对银行自营非标的限制，M2增速料将仍有下行空间，相应地，货币乘数也可能会随之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