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好粉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illustration from New Yorker Magazine

2000年11月23日，木村拓哉在smap武道馆演唱会结束后，向记者公布，他要结婚了。

身为彼时娱乐圈的顶级偶像，这条消息引发了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的震动，媒体报道连篇累牍，盛况空前。日本人感慨，估计只有天皇驾崩的新闻，才能与其相提并论。

木村拓哉结婚，开了偶像的先河。日本的流行文化一向走在亚洲前列，竞争之残酷也是闻名遐迩。为了维持对粉丝欲拒还迎的吸引力，明星们对花边新闻严防死守。公布恋情或婚讯，后果无非两条：

要么像山口百惠一样，在宣布嫁给三浦友和后，于21岁的妙龄毅然隐退。要么像松田圣子一样，在宣布结婚生子后，硬着头皮承受人气暴跌的后果。

木村拓哉也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婚讯公开后，经纪公司和粉丝都勃然大怒。工作代言锐减不说，还有失去理智的粉丝，给曾经的偶像寄去了死亡恐吓信和带血的洋娃娃。

哪怕2001年，木村拓哉主演的电视剧《hero》创下平均收视率30%的记录，再次证实他身为“国民偶像”的超高号召力，对结婚生子一事，始终都是遮遮掩掩。其后七年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提过一句婚姻与家庭。妻子工藤静香，哪怕已处于半隐退状态，也连续十多年被票选为日本最惹人讨厌的女明星。

曾经，以偶像名号打天下的艺人们，哪怕跟木村拓哉一样，人气和实力两手抓，两手硬，也始终对粉丝战战兢兢，生怕得罪衣食父母。业内大佬如成龙，如刘德华，隐婚多年，妻子忍辱负重，就是生怕砸了自己的饭碗。赚再多的钱，赢再多的名，也过得憋屈。

但就像今年代表中国冲击奥斯卡的电影《战狼2》里说的一样， 那特么是以前。

如今这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了。

1925年，沪上京剧名伶孟小冬从上海移居北平，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正值18岁妙龄的她，凭姣好容貌和扎实唱功，在北平圈了一波又一波的粉，其中不乏身家显赫的达官贵人。

但，孟小冬不顾自己如日中天的人气，选择和当时另一位京剧偶像，梅兰芳，坠入了爱河。两人在东城区一所名为“缀玉轩”的四合院里同居，才子佳人，神仙伴侣，小日子过得好不逍遥，羡煞多少凡夫俗子。

1926年冬天，缀玉轩突然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他叫王惟琛，手里带着枪。

王惟琛是孟小冬的铁杆粉丝。偶像和别的男人坠入爱河，嫉妒让他失去理性，他必须和梅兰芳算清这笔账。他气势汹汹地杀入缀玉轩，是来复仇的，复横刀夺爱的仇。在慌乱中，梅兰芳和孟小冬虽然逃过一劫，但两人的朋友张汉举，却不明不白地成了枪下亡魂。

枪击案过后，惊魂未定的梅、孟二人旋即决定分手。孟小冬备受打击，先是迁居天津，随后又返回上海，坚决避免与梅兰芳相见。最后，委身于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就算生下女儿杜美娟，也长久得不到名分。

1949年，上海解放。惊慌失措的杜月笙准备移居香港，忙着给“家人”准备护照。身份未定的孟小冬，此时才不得不委屈地问了一句：

“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

由此可见，疯狂的粉丝自古有之。受此影响，我国文艺界的超级偶像们，也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憋屈日子。

长久以来，演艺界人士，总被社会蔑称为“戏子”，是三百六十个行当里的“末流”。《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林黛玉因被史湘云说了句像唱戏的小姑娘，气得哭了：“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儿！”

难以想象。如今向哪位姑娘说一句：你像女明星，估计大多人得笑晕。

地位低，权利自然也少。 长久以来，演艺界人士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享受正常的婚丧嫁娶生活。 要么终身不婚，要么伏低做小，要么像《霸王别姬》里的段小楼一样，娶个地位比自个儿还低的姑娘，青楼女子菊仙。

哪怕到了七八十年代，明星也不是什么上等职业。就算美如关之琳、李嘉欣，也得紧赶慢赶地投怀送抱，为富豪做小。迷倒万千粉丝的全智贤、金喜善，也要赶在事业高峰期时，选个富商嫁了，才算风光——真应了《琵琶行》里的一句话：老大嫁作商人妇。

由此看来，按照我们的传统，偶像明星不恋爱、不结婚才是正常的。偶像明星一旦恋爱结婚，粉丝因此发怒发狂也是正常的。允许偶像明星自由恋爱，粉丝还能大方地送上祝福，这不是我们老祖宗的传统，而是社会主义中国树起的新风。

所以说，鹿晗和关晓彤胆敢大方公布恋情，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清新之风吹遍神州大地，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人人平等。

用刘少奇同志的话来说，就是 ：职业本无不同，只是分工有别，都是为人民服务。

重视文化宣传工作，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秀传统。哪怕在艰苦的井冈山、延安时代，文工队也是人民军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既能帮助部队将士消遣放松，又能向人民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