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今日推送李磊老师的《从玄学到文学——士林风尚之变化》。文章以深邃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学识，揭示了从东晋到刘宋时期士林风尚的深刻转变。文章勾勒出玄学在晋代士林中的盛行与文学在刘宋时期的崛起，通过系列史料和事例，展示了清谈从注重义理之清远到注重辞韵之辩丽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士林思想旨趣的转移，也预示了南朝文学新风的兴起。文章对清谈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变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清远”与“辩丽 ”：清谈的两个维度
《南齐书》卷三十九萧子显论儒风从两汉至南齐的发展，谈到东晋与刘宋时说：“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流风回雪》，上海人民出版社
萧子显敏锐地发现士风在晋宋间发生了转移，由两晋的“玄言方道”转向刘宋的“文章闲业”。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也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
在刘勰看来，两晋文学与刘宋文学的差异是两代的不同风气使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两晋“贵玄”，故而文学成为玄学思想的表达手段；刘宋“爱文”，则文学转向了其自身的美学价值。陈寅恪先生说《世说新语》“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刘宋初年）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晋宋之际最大的变化是，对玄学义理的探讨不再占据着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全部。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
《宋书·王惠传》：“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
王惠、谢瞻为晋末宋初人，《宋书》将此事记于义熙年间王惠出仕之前。此段史料殊可注意者有二：一是谢瞻以文史入清谈；二是谢瞻自己认为“文史间发”不及王惠之“言清理远”。《宋书·谢弘微传》：“（谢）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谢混）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惬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我共推微子。’”
虽然早在西晋，文史已是名士清谈的内容之一，但东晋清谈的主题仍是周易、庄、老以至佛学，而且谈论并不以言辞取胜，这是谢瞻对王惠感到自惭、谢混评价谢瞻不如谢弘微的原因。又《南齐书·张岱传》：
（张）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议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翳无言声。后延之于篱边闻其与客语，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宾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
据《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在刘劭执政时任光禄大夫，孝武帝登基后为金紫光禄大夫，此时虽距宋立国已有三十余年，但颜延之为由晋入宋之人，仍以“辞义清玄”为衡量谈议水平的标准。
这种情况历经宋齐而有所变化。《南齐书·刘绘传》：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湊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
时张融以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而（刘）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时人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其处二人间也。
张融、周颙并为宋齐间名士。张融曾宣称“人生之口，正可论道说义，惟饮与食”，其人近乎以谈义为业。据《南齐书》本传，“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南齐书·周颙传》：“（颙）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二人实为齐永明世谈义之执牛耳者。但据前引《刘绘传》，时人对谈义之辞、韵异常关注，“后进领袖”刘绘以“音采赡丽”，“言吐”之“顿挫”“风气”而为时人誉为“别开一门”，这是有异于晋宋之际的。
[唐]孙位《高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张融自称其“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周颙著《四声切韵》，对永明体的形成有莫大的贡献 。据《南齐书》本传，“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张、周二人之“言工”，实是自觉为之。周颙在永明年间为国子博士兼著作，“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之“辩”，是《周颙传》中“音辞辩丽，出言不穷， 宫商朱紫，发口成句”，及其子舍“善读诗书，音韵清辩”之“辩”。唐长孺先生认为太学生所争事之“华辩”即儒学的玄谈化，由此可见“华辩”是当日玄谈的重要特征，对辞韵的关注实为时风之所趋。
二、清谈与文学
清谈由重义理之清远向重辞韵之辩丽的变化，反映士林思想旨趣的转移。其实自东晋晚期始，士林已颇以文学论人，而不仅限于玄理清谈。《晋书·王珣传》：
时帝（孝武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
殷仲文“善属文”“有才藻”，以文学才华显于时。义熙年间“风华为江左第一”的谢混，《晋书》本传传论也认为其“风流”是“以文词获誉”“并阶时宰”。尽管谢混亦能谈玄，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却是开创南朝文学新风，其日常文化活动亦甚重文义赏会。《宋书·谢弘微传》：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
可见在这一时期，陈郡谢氏的族内教育也是以“文义”为主。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倘若没有文学才华，是会遭到歧视的。《晋书·袁湛传》：
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无文华。故不为流俗所重。时谢混为仆射，范泰赠湛及混诗云：“亦有后出俊，离群颇骞翥。”湛恨而不答。
范泰为王忱外兄，其年岁甚长于谢混、袁湛。据《宋书·范泰传》，“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范泰“爱奖后生”，是以“文华”为标准的。中朝名士乐广“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甚至其作让表都请潘岳代笔，但这并不有损他的声誉。到了晋末宋初，文华已成为名士之必备素质。
这种潮流，到了刘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宋初至元嘉末年，“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文学潜质也被引入对儿童的评价中。《梁书·谢朏传》：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谢朏十岁，“能属文”“（父）庄游土山赋诗，使朏命篇，朏揽笔便就。琅邪王景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抚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游姑孰，敕庄携朏从驾，诏使为洞井赞，于坐奏之。帝曰：‘虽小，奇童也。’”
《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
谢朏幼时能属文，王景文据此认为他“特达”，谢庄认为是“千金”，连孝武帝也甚为属意。范云八岁时遇殷琰，“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旁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除了观察“风姿应对”外，殷琰还要测试范云的文学才华，才能确定他心中的“异”童。
在崇尚文学的社会风气中，查《宋书》列传，凡以玄谈著称者，几乎都善文学。由晋入宋者，除前言范泰、谢瞻、谢灵运、颜延之等人外，何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王球“颇好文义”。张敷为张融之从父，“好玄言”，与南阳宗少文谈周易《系》《象》而得名天下，他不仅“善属文”，而且“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沈演之日读《老子》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虽不见他尚文的记载，其子沈勃却“好为文章”。
成长于刘宋的清谈名士更是多有文名。范晔“善为文章”；袁淑“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何偃“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世”，与颜竣俱在孝武门下时，又“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沈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袁粲、谢庄为刘宋后期清谈领袖，袁粲“善吟讽”，谢庄更被袁淑誉为“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
文学在晋宋之际为士论所重，历经刘宋几十年的沉积熏染而成士林普遍风习，这当是宋齐间辞韵成为清谈除思想性之外的另一重要评价指标的缘由。毕竟，清谈是一种言语活动，士大夫的文学兴趣很容易在清谈中得到体现。
三、清谈与治道
王僧虔的《诫子书》曾谈到清谈之不易，已为读史者熟知，兹引于下：
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
一则诸玄深奥，没有艰苦的思维训练是无法理解的；二则经过魏晋诸家注释，义理不一，不融会贯通是无法有新见的。清谈的内容不止于诸玄，贺昌群先生将《诫子书》所提到清谈题目归结为四类，除了三玄注释及其阐发外，另三类为儒道之学即内圣外王或王道霸术之义；新旧经说之异同；名理之辨析。清谈所需学问涵盖经学、玄学与名理学，这几乎是当时有关社会、人生思想的全部。王僧虔认为如果对这些学问没有专深的研究，“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因为“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判断清谈的水平是以某一题目的辩论胜负为依据的。清谈胜则声名盛，张敷“与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