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6日,雷军跟十来个人一起喝了碗小米粥,正式开始小米公司的创业。如今七年过去,小米还在路上。
2012年7月2日,伍亮雄坐了整整21小时火车,从广州到达北京。
陌生的城市,沉重的行李,36摄氏度的高温。
热浪滚滚,前一天下的雷暴雨已了无痕迹,汗流浃背的伍亮雄好不容易扒住一辆出租车。
“去小米公司。”他说。
“什么大米小米,不认识。”司机一脸茫然,拒载了。伍亮雄一连截了五六辆出租车,都没人知道这家用庄稼命名的公司。他很纳闷。
“我一直以为小米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伍亮雄后来说——即便赴京前他还花了很长时间说服父母,小米不是一家传销组织。
现在看来,2012年是智能手机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一方面,凭借iPhone 4惊艳市场的苹果继续独领风骚,当年乘胜追击推出了稳中有变的iPhone 5。
另一方面,开放的安卓平台改变了整个智能手机生态。所有品牌重新归零,开始血雨腥风的残酷较量。
那一年,老态龙钟的诺基亚与摩托罗拉已半截入土;幸运的HTC抢占先机,市场占有率压过诺基亚仅次于iPhone,登上昙花一现的巅峰;财大气粗的三星则采取双旗舰(S+Note)引领下的机海战术,与苹果一同瓜分了智能手机市场大部分利润;索尼Xperia、LG、Nexus等大牌同样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国产手机则是“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的天下。
然而,当时“中华酷联”仍沉迷于庞大的运营商定制机市场,并不能真正代表国产智能手机的崛起。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年几乎没有一款国产手机敢超越1999元价格线雷池一步。
在大牌厂商激烈厮杀时,2010年4月正式创立的小米正在闷声成长。
2011年12月,小米手机第一轮开放购买,三个月后售出第100万台;2012年6月7日销量突破300万台。
这样的成绩还不足以引起大厂商的侧目,却成功验证了“先做ROM再做手机”的“小米模式”可行,同时也为小米手机带来第一批忠实“米粉”,其中就包括伍亮雄。
伍亮雄是最早的“米粉”之一。2010年8月小米推出MIUI首个内测版时,伍亮雄还是大一学生。好不容易拿奖学金和过年红包凑钱买了一台摩托罗拉的“里程碑”,喜欢折腾手机的他转身就刷了小米的ROM。
“当时在论坛上研究什么ROM好,听说有一个MIUI挺好的就刷了。发现的确比原来的好太多,就一直用。”伍亮雄说。
在安卓发展早期,原生安卓的很多功能不是差,而是压根没有,比如软件管理器、主题、通讯薄等等。
尝到甜头的伍亮雄刷机成瘾,一口气把班上同学的手机能刷的全刷成了MIUI,其中不乏HTC、三星、摩托罗拉等大牌手机。
从此他开始混迹小米的“MIUI论坛”,用自己丰富的刷机经验解答了很多关于MIUI的问题,并很快进入论坛“特殊用户组”。
2011年8月16日,小米正式发布小米手机,定价1999元,国内首款双核1.5G手机,“各种配置都特别屌那种”。
随后马不停蹄的,小米转战广州举办了一场“米粉”线下见面会。
因为学校在郊外,当时伍亮雄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赶到广州天河区参加活动。见面会特别小型,全场只有一百号人左右,气氛却意想不到地热烈。
那天主讲的是“阿黎”——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但当时伍亮雄不但不认识阿黎,连雷军是谁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做MIUI的”,却依然觉得特别酷,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创业公司。
在伍亮雄眼中,小米就是中国的苹果公司。“当时就打定主意要去小米工作。”他后来说。
因为是MIUI论坛资深用户,在论坛里也很活跃,于是跟小米官方接触后,他只通过一个电话面试就拿到了在小米实习的机会。
大三考完试,伍亮雄便迫不及待地买了火车票。
他去报到时,小米由于人员增长很快,办公地点已经从银谷大厦迁至望京卷石天地大厦。一进办公室,眼前齐刷刷的全是电脑,特别符合他对互联网公司的想象。
他也如愿拿到了小米员工牌:1560号。
比起伍亮雄这些后来被小米公司气质吸引而来的年轻人,早期员工李伟星和金凡加入小米则纯属机缘巧合。
最早组建小米初创团队时,雷军秉承的是精英主义。他曾说要创办一个“铁人三项公司”——把谷歌、摩托罗拉和微软最棒的人才集合在一起。
事实上在早期小米公司研发团队除了金山以外,一半以上员工都来自于这三家公司,而且公司平均年龄为32岁。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年纪,在哪个公司都是顶梁柱。
比如李伟星和金凡。他们分别来自微软和谷歌,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了四年以上。
在微软的四年间,李伟星专注于研发Windows Phone摄像软件的一部分功能。因为专注的领域太窄,在工作中他萌生了很多创新的想法,在微软的体制下却无用武之地,工作热情日渐消磨。
2009年年末,微软突然决定改变策略,基本放弃Window Phone在中国的市场,因此微软中国相应部门重整,全部收回美国总部。
在留意公司内部机会的同时,李伟星也开始寻找外面的机会。
在面试完谷歌之后,有一个人把他推荐给了创新工场。后来李伟星表示对创新工场做操作系统的模式有一定顾虑。
这个人就是林斌,他在筹备的项目正是小米,他又把自己正在筹备的项目告诉了李伟星。
当时林斌还在谷歌,正在准备与雷军一同创立小米。随后与雷军一拍即合的还有时任微软中国工程院开发总监的KK黄江吉,时任谷歌音乐产品负责人的洪锋,以及时任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的周光平。
由于是中山大学校友,林斌之前就认识李伟星。跟李伟星简单聊了一下后,他把李伟星推荐给雷军面试。
“聊了几个小时,聊雷总做过和在做的一些事情,聊手机行业的现状、对智能手机的看法、做小米手机的目标等等。算是相互了解吧。”李伟星回忆道。
两天后,李伟星决定加入小米,工号12号。
2010年的互联网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谷歌决定正式关闭在中国大陆的网络搜索服务。
在鲜花涌向谷歌北京、上海的办公室的同时,身在谷歌的金凡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金凡在上海跟着洪锋做谷歌音乐,有一天洪锋突然问他:北京有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去看看?
几天后,金凡出现在小米办公室。
当时小米只有几十个人,金凡一眼看到的,是正在创作的“米兔之父”孙光斗。因为谷歌以工程师文化为主,缺乏设计师,金凡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
后来面试他的是阿黎,聊了大概一个小时,介绍了公司的一些情况。具体说了什么金凡全忘了,脑中满是那只活泼可爱的米兔。
“比较感性,一个小时后就决定过来了。”金凡笑道。他的工号是94号。
那时小米给李伟星和金凡的薪水,比起前公司基本上算是腰斩,甚至还不如。
“如果纯粹为钱而来,是很痛苦的,纠结于钱的人一般最后是不会来的。”李伟星说。金凡则觉得大部分来的人还是觉得这事有意思,想做一些创新的、有趣的事情。
当然作为一家创业公司,雷军也给初创团队画了很大的饼。但如今回过头来看,李伟星和金凡都觉得当时“饼画得还不够大”。
进入小米后,李伟星和金凡的工作有且只有一项:MIUI。
当时市面上的安卓系统非常不完善,面对流畅的iOS系统基本被吊打,安卓手机往往只能堆砌硬件作为卖点。
然而当时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品牌的手机,只要属于安卓阵营,硬件上供应链差异化空间较小,软件上则主要是UI的差别。这就给了小米和其他大牌手机近身肉搏的绝好机会:一个运行流畅、功能完善的ROM无疑是最清晰可见的突破路径。
“当时什么都是新的,只要做(功能),就有用。”这种状态让整个团队都很兴奋,金凡形容每天的工作是“打网游”。
“感觉每天上班都像到了一个大网吧,大伙天天打怪练级,整整打了两年,满足感强烈到根本停不下来。”
那两年MIUI团队每天基本上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讨论一个问题讨论到十一点。“有人说:‘诶,这个方案要这么改,你再去改一下,我们待会一点钟对一下。’大家也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人人都非常拼。”李伟星说。
那时李伟星和同事们可以创新的地方非常多,绝大部分核心应用包括锁屏、状态栏、电话、联系人、短信、天气等等他都参与开发过。
“讨论完想法,立马做,很快见到效果。这个过程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特别是那时已经有产品了,能够看到用户的反馈,更不一样。”李伟星形容当时体力上是累的,但精神是愉悦、亢奋的。
后来小米被外界诟病的“996”工作制便诞生在那个时候。从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这样高强度的安排从未被明文规定,而更像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996”的加持下,MIUI开创了业界最快的发布节奏:每周五更新一个版本,让用户反馈的需求得到快速响应和修正。
如此快的发布节奏能让团队保持高涨的工作热情和士气。比如一个用户反馈一个功能痛点,下个星期更新后痛点就被满足了,团队的劳动成果也立刻得到正反馈——这样的心理反馈机制跟游戏的确很像。
有一次金凡要做一个通知栏的改进,准备了A、B两个方案。金凡倾向于B方案,阿黎却坚持A方案,最终因为要快速决策,阿黎拍板了A方案。
结果当天晚上在论坛上被用户骂得很惨,金凡和小伙伴们在下个版本就改回来了。
“我们响应用户的机制非常快速。现在不满没关系,下个版本立刻让你爽回来。”金凡说。那之后阿黎觉得不好意思,还问金凡要不要出去喝酒。
定时定点发版本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团队的能力要求非常高。
“什么时候规划功能,什么时候写代码,什么时候测试,测试周期多久才合理,这之前设计师什么时候ready,产品功能什么时候ready……一周一版本的发布节奏需要不断摸索,才能达到快速迭代和质量保证之间的平衡。”李伟星说,这过程中摔过的坑吃过的亏不少。
在这样的运营模式下,MIUI很快树立了在业界的地位,甚至在全球范围出现了十多个“米粉”自发组织的国外粉丝论坛。
早期的MIUI对国产手机ROM发展的带动作用也特别明显,当时几乎所有友商开始做ROM,都必须拿着MIUI抄一抄。某些公司在做一个功能的时候,如果有疑虑要不要做,说服老板最有力的理由是:你看MIUI都做了。
跟MIUI一样,小米手机也是从零开始。
在小米“开天辟地”之初,雷军就已经决定了要做手机。
当时国际大牌手机占据着4000-5000元价位,国产机则大量集中在运营商的定制机市场。消费者要么选择高价大牌旗舰机,要么选择打电话发短信为主的国产低端机,市场上压根没有2000元左右的“高性价比”智能手机可选。
这正是小米看中的市场空白。对于当时的手机厂商而言,以低于2000元的成本打造高配置手机并不难,难题在于如何在算入高昂的渠道运营费用以及市场推广费用之后,把手机以不到2000元的售价卖出去还不亏损。
王立(化名)要做的就是这样一款手机。
王立毕业于北京大学,当时是摩托罗拉的资深员工。2009年下半年他完成了一个项目,突然变得很闲,“就觉得很不爽”。
当时大型外企的生活特别舒服,很多人早上十点上班,下午五六点就走了,一天也不干什么事情。
“中午跟他们吃饭,聊孩子、房子、车子,听得很不爽,没法聊到一块。”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王立有理想有抱负,当时看了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特别担心自己再这样待下去会“待废了”。
在“摩托罗拉不一定能养我一辈子”的想法下,王立开始找工作,很快就拿了几个offer,其中就包括李开复的。
正打算去新公司上班,一个刚刚从微软跳槽到小米的大学同学给他电话,问他要不要跟雷军聊一聊。
“我说我已经拿到offer了。他说就聊聊,不少胳膊不少腿的。我就说好吧。”王立说。
他和雷军从中午一点聊到下午五点,offer就签好了,没两天就到小米上班了。
当时最打动王立的是雷军的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也贯彻了小米公司成长的整个过程。
“他说,‘我的手机会卖得很便宜,会让很多人来用它,会有一千万人来用你做的手机。’”工程师最大的追求就是成就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王立觉得自己的价值观跟雷军很一致,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小米。
2010年8月入职的时候,王立是小米手机团队屈指可数的一员,当时甚至周光平都还未加盟。
“人也没有,资料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开始就是告诉老大(雷军)要花什么钱去买什么东西。”王立回忆。
要组建完整的手机团队,要么费劲一个个位置招,要么拉拢到业界大佬过来。雷军选择了后者。
当时雷军联系了好几个业界大佬,其中一位谈得很辛苦,但最终也没有过来,原因主要是不相信小米的互联网手机模式。他就是后来成为锤子科技CTO的钱晨。
2010年10月,周光平带着一票人过来了,高通的资料也拿到了,王立和同事们才开始正式研发小米手机。
在周光平没来之前,王立跟同事们吃完午饭后会在公司附近遛弯,总在梦想未来,“天天YY,却觉得时光特别美好”。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王立在小米这家初创公司身上看到了很多问题,每天午后遛弯时都会拿出来跟大伙讨论一番。
有一个新来的小孩,来得很早,工号也在100号以内。结果没过几天就不来上班了,问他为什么,说被大家中午讨论的问题吓跑了。
“我讨论这些问题时从来不担心,总觉得所有的问题必须发现它,知道有这些问题,才能想办法解决。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从来不担心有问题,相信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被解决。”王立说。
然而在开发第一部手机产品时,小米的的确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所有的供应商都不知道小米这家公司,第一反应都是不支持,导致根本“没东西可以用”。
有一次供应链的人拜访,直接跟王立和他的同事说:“我知道我们不会给你们用的,但是为了走个形式我们还是得过来聊一聊。”王立为此感到很受伤。
最后还是靠雷军打破僵局,他挨家挨户地拜访供应商。2010年日本福岛发生6.2级地震后,他还去拜访了日本的供应商。当时往东京飞的飞机几乎是空的,除了雷军和几个小米同事。这感动了不少供应商。
“我相信雷总一定能做成,一来在创业这条路上他有很丰富的打拼经验,二来他口才非常好,能说服人。”王立认为,能够说服自己的雷军一定也能说服供应商,说服其他人才,把强大的人都聚集起来。
做第一代手机产品时小米特别低调,没对外界透露任何风声,对不少朋友来说王立仿佛消失了一年。
因此“816”发布会对于王立们来说就像个节日一样,这些工程师亲自站台热情服务米粉。王立还花光自己当月薪水买了五台小米手机,全送给了朋友,包括他的硕士导师。
“就是想告诉他们,哥们消失一年就做了这事。”王立说。
小米手机的杀伤力首先体现在价格上。
在将小米第一款手机定价为1999元后,此后小米发布的每一款旗舰机型如小米2、小米2S、小米3、小米4,基本款定价均为1999元。
这样的定价让小米成功建立了第一个价格锚点,让不少国产厂商品牌对2000元红线望而却步,建立了初步的“高性价比”竞争优势。
随后,小米推出定价为1499元小米青春版继续下探价格,然后又推出999元的红米抢占千元机市场。
红米系列大卖,小米又顺势推出大屏的红米Note,成功将999元变成自己的第二个价格锚点。
小米的连环拳对国内手机市场产生了鲶鱼效应,开始倒逼其他国产手机厂商改变经营策略。
首当其冲的是定制机市场。
当时“中华酷联”千元左右的定制机配置很低,既没有品牌溢价也没有用户粘性,在小米的高性价比策略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在红米杀入1000元价格线之后,除了华为手机凭借技术实力强行转型、并创立紧跟小米的互联网手机品牌荣耀以外,其他三家的手机迅速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三星、HTC等品牌的市场空间也遭到挤压,以小米为代表的国产智能手机崛起,这些国际大牌的手机产品先后在1500元以下、1500-2500元区间市场占有率被国产厂商超越并抛离。
被国产手机强势侵蚀后,2014年三星手机销量下滑40%,市场份额从国内第一跌出前三。
切入市场短短几年,小米便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全新局面,这或许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2015年2月,IDC公布了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排名,小米以12.5%的占有率位居第一,同比涨幅高达186.5%。
2015年6月30日,小米上半年手机销售量为3470万台,同比去年增长33%,连续五个季度稳居国内手机销量第一。
靠着“米粉文化+电商手机”建立的“小米模式”,一时所向披靡。
在登上顶峰的同时,小米公司内部悄然发生了变化。
金凡敏感地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
早期安卓系统各种功能高度不完善,很容易就可以把零分的事情做到六分。比如加一个手电筒的小功能,很快就可以完成,用户的感知度也很高,效果立竿见影。可以做的事情太多,根本忙不过来。
然而经过三四年的开发,李伟星和金凡们发现所有容易的功能都做完了,这时只能专攻一些比较庞大的功能。“庞大”意味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给出结论,譬如一个强大的图像编辑功能,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完成。
与此同时用户的反馈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且随着功能复杂度的增加,用户也很难提出很有见解的建议,反馈的痛点也更加模糊。
李伟星和金凡还会去看论坛的反馈,但渐渐发现:过去一年看的几百个帖子,有可能绝大部分在用不同的方式在说同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可能是非常模糊的,或者是可做可不做的,或者是做了会损伤一部分用户不做却会损伤另一部分用户的。
“比较难有那种做了大家都很开心的东西了。开发节奏依然很快,但成就感急速下降。”金凡说,“打游戏爽的原因在于它能给你持续的刺激感。刚开始打哪一个野怪都能获得经验,但现在你已经60级了,打小怪没意义了,怎么办?只能打非常难打的怪,以获得更大的成就感。”
谁也没想到,小米的滑坡会来得那么快。
2015年的小米高开低走,年初高调宣称销量要冲击8000万台甚至1亿台,最终全年销量却只有7000万台,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随着华为手机销售量突破1亿台,2015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也被华为抢走。
更让小米郁闷的是,华为Mate 7横空出世,冲击高端市场成功。而小米力推的小米Note却因未跟上指纹识别大趋势等原因,高配版冲击2999元无果,成为小米最失败的旗舰机型。
为了缓解压力,2016年雷军并没有给小米手机提任何业绩目标,说:“2016,开心就好。”
然而2016的小米不见得能开心。
整整一年小米不但不能重现辉煌,IDC数据更显示,小米2016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小米智能手机销量(出货量)同比下跌分别为:32%、38.4%、42.3%、40.5%,全年出货量同比下跌达36%,市场份额也从2015年的15.1%下跌到8.9%。
这不禁让人感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风云变幻之快。
一方面,“消费升级”取代“性价比”成为市场主流。2015年相较于2014年,2000-3000元价位国产机占比从2014年的28%提升到2015年三季度的88%;3000-4000元档位国产机占比从2014年的8%提升到2015年三季度的77%。“抛弃低端价格战、走精品路线、寻求品牌溢价”成为2016年各大国产手机厂商的共识。
但小米在这方面并无优势。极光大数据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2月小米手机的整体保有量为8.4%,其中数量最大的机型为相对低价的红米Note3,占比10%。
另一方面,在手机同质化的大背景下,线下渠道的重要性开始显现。2015年华为利润增长率高达49%,主要源于线下渠道;vivo 2015年出货量同比增加了66.7%,线上渠道出货占比仅为5%。
而小米长期坚持“低价策略”,未给线下渠道留有足够利润空间,因此不能推进渠道分销模式来争夺线下市场。“去渠道化”起家让小米先天缺乏线下渠道,很难跟上市场下沉的趋势。而在三四五线城市,卖场和店面是消费者体验手机最重要的一种途径。
更让小米头痛的是,随着其他厂商UI能力的提升,从前MIUI吊打其他厂商的情况不再。如今MIUI很难跟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以往建立的优势也在缩小。
为了扭转局面,小米一方面开始采用明星代言的方式提高品牌定位、扩大传播途径,另一方面着力发展线下渠道。
自2016年开始,小米开始铺设自营的连锁店:小米之家。至2016年年底,小米之家开了51家,平均每平方米销售额26万元。未来目标做1000家,每家平均1000万元营业额。
这大概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因为相比vivo 25万家的密集线下网络而言,1000家对于中国广大市场似乎依然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雷军亲自上阵修补品牌形象,增强宣传效果。他采用的方法是:2016年最火的直播。
4月25日,他为了宣传小米手环2和小米Max进行了首次直播。
5月10日,他通过小米直播向网友介绍小米Max和MIUI 8。
5月25日,小米采用纯直播平台在线发布了小米无人机,他担当了整场发布会的主播,当晚仅小米直播平台观看人数便超过101万。
8月15日、8月29日他又分别通过直播介绍了小米5、红米Note4等产品。
10月10日,在直播平台讲解小米5S、小米5S Plus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不应将便宜和屌丝划等号,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是小米的使命。
当时有网友发言表示,用小米5S用了一个多月就发热严重。他顿时暴怒,骂道:“TMD胡说!小米5S才发布了十多天,怎么会用了一个多月?一看就是友商派来的水军。”
这些年经历的大起大落,王立倒是看得很淡。
他有一个自己非常尊重的师兄,一直保持联系。师兄去了华为,他到了小米。
一开始师兄不知道小米是什么公司,后来小米渐渐发展了,他就成天跟王立说“小米不行,小米一定死,小米最多活到明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我就每次都跟他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就说可能是我不够了解你们,但我仍然认为你们一定会挂掉,这两年就会崩。”王立说,每年小米都要在师兄嘴里死几回。
从2010年、2011年周鸿祎黑小米开始,王立印象中小米被黑的次数简直太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觉得整个团队已经变得非常有韧性,即使偶尔会着急,心态整体也保持得很稳定,公司也因此变得非常坚韧。
“他们总说手机一旦走下坡路就起不来,但华为能起来,小米一样可以。”面对师兄的揶揄,王立的斗志反倒被激发起来。每当小米发布新产品,王立都会告诉师兄,“就是跟他赌一口气,让他不要低估我们的潜力。”
王立们最近发布的新产品,是小米MIX,一款在逆境中诞生、却惊艳了整个手机行业的手机。
早于2013年,MIX这个项目进入构想,并于2014年正式立项开始研发。
然而直到2016年年底发布,很多人甚至小米员工还是不知道这款机器的存在。
实际上小米并没有刻意保密,在规划完成之后王立他们就给一些合作方看了,但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们觉得这机器一定做不出来。
但当时项目小组人人都觉得产品很好,都想想尽办法把它做成。
然而MIX的实现难度实在太大了,只能挨个问题解决,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市。有一段时间有部分项目成员开始动摇,觉得“这东西做不成了”;但同时仍然有一拨人很执着,“一定要把这东西努出去”。
“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其实小米的薪水不算特别高,这一拨能力很强的人能聚集在一起,很重要是因为大家都是有理想抱负的。团队很稳定,离职率也特别低。”王立说,“老罗把‘情怀’说出来了,我们在这里做出来了。”
随着最后距离感应、语音、天线等问题的解决,王立才觉得这个项目成了。
王立认为,MIX不仅对小米对整个手机行业都是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改变了手机设计的趋势。最近接触供应商,他发现屏幕的形态都在变化,演变得非常激进。
“MIX改变了手机的形态,说它重新定义了手机一点都不过分。”王立说。
小米MIX面世并引起一片喝彩之后,雷军发了一个内部邮件,最后一句话让王立极为感动。
“大致意思是说,我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到了这项事业上。”王立说起时眼里闪烁着泪光,“MIX的出现说明小米还是敢想敢干的。说实话我们这帮人也不年轻了,看准方向,能干一把是一把。”
MIX的成功让王立和他的兄弟们大出一口气,他尤其感谢一直支持小米的人。在看到知乎很多对小米表达赞赏的帖子后,“很多兄弟都感动哭了”。
小米每年年底都会给米粉寄明信片表达谢意,每位员工都要写10张,一共超10万张。2016年年底,王立写明信片时比往年更充满感情。
“憋屈没有关系,清楚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任何阶段都做最好的自己,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不会差。”王立说。
虽然手机销量仍在下滑,2017年小米面对的舆论环境却“意外”地好。
这个“意外”除了来自小米MIX持续的舆论场扭转力之外,还来自国产自研芯片——松果第一代产品的发布。除了成本、性能的考虑外,研发CPU对小米来说战略意义重大,它能提升品牌档次并大大增强用户忠诚度,同时也切合中国家发展自主芯片的大战略。
2017年2月28日,小米发布了旗下松果公司首款自主研发的SoC芯片“澎湃S1”,并推出了搭载这款芯片的小米手机5C。
松果公司成立于2014年,此前外界总诟病小米没有核心技术,因此雷军一直有掌握芯片技术的想法。因为“黑科技”需要有东西承载,而手机的制高点归根到底就是芯片。
作为原本的芯片需求方,小米知道什么样的手机是好手机、用户需要的手机,因而在看待芯片的时候,便知道什么样的芯片适合用在手机上,能做好软硬结合的交互。
一款芯片的诞生,需要经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阶段。根据芯片从无到有的过程,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企业也相应分为设计企业、IC制造企业、封装测试企业。
作为设计企业,松果根据需求来确定芯片功能、性能指标、芯片工艺的选择等等。之后则进入设计、开发和模拟验证阶段,验证通过后设计图才会交付到代工厂,进行流片。
一开始松果也“摸着石头过河”,购置了许多台千万元级别的机器设备,搭建各种各样的测试环境,进行芯片前端、后端的设计及模拟测试。
2014年项目启动时,雷军对什么时候能做出来也没有底,便让大家以设计出一颗能大规模量产的中高端芯片为目标,放手去做。
2015年7月26日,澎湃S1完成芯片硬件设计,第一次流片;2015年9月19日,芯片样品回片。至此澎湃S1从立项到回片用了11个月,这大大超出了雷军的预期。
“没想到我们这么短时间就做出来了,而且第一次流片便告成功,出乎意料地顺利。”团队成员齐天(化名)回忆说。
齐天是最早进入松果团队的一员。事实上松果团队的核心骨干都是小米的老员工,比如CEO朱凌从小米1开始就参与小米手机研发。
当时台积电联席CEO张忠谋认为小米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在产线产能上给予了小米很大的支持,将当时比较成熟的28纳米工艺提供给小米。
将设计图交给台积电两个月后,有一天从台湾寄来了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一颗颗的芯片。
芯片是下午寄到的,当天就进行了测试,芯片需要放到一个类似主板的开发工具上,加电、跑DDR、调USB、跑Linux、调AP/BP……一步步调,直到最后能亮屏、打电话(调制解调器跑通)、拍照,像打游戏过关一样。
终于,在2015年9月24日的凌晨1:43,雷军接到团队负责人的电话,被告知小米松果芯片拨出了第一个电话。
当时雷军非常高兴:“我知道当芯片能拨出第一个电话的时候,芯片的功能基本上就实现了60%,因为芯片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拨通电话。”
此时距离芯片实现基本全部的功能还有一段距离,其标志就是屏幕的点亮。令雷军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天,26日的凌晨,他又接到了团队负责人的电话:“雷总,我们的芯片能点亮屏幕了,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看一下?”雷军举着电话,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
当天凌晨1:57,雷军跑了过来,屏刚好亮了。全场七八十号人一片欢呼,仿佛神舟飞船发射成功。
雷军高兴地给团队发红包,掏出手机跟大伙合影留念。
2017年,在小米实习了近一年的连海印正式转正。他的小米工号已大于16000。
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如果不是来到小米,他很可能是国家电网的一员。
2013年上大学后,他第一个手机是1499元的小米2A。当时小米最打动他的地方,就是雷军坚持的“性价比”。为此他还跟大学老师争论,“高性价比不等于屌丝”。
2015年为了参加MIUI 7的发布会,他逃课坐高铁从河北石家庄跑到北京。他坐在第三排看雷军演讲,像听一场偶像的演唱会一样,从头喊到尾。
2015年的连海印,仿佛就是2012年的伍亮雄。
尽管中间经历了起起伏伏,但依然不断地有新鲜血液被小米的气质吸引而来。
“很多成功人士最后总结的时候,都讲得冠冕堂皇,实际上没成功之前根本不是这么想的。”李伟星说,“我来得比较早,比别人看得更多,也看到了小米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变化。雷总当时怎么跟我们说的,现在还是怎么做。”
比如很多人认为雷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已而走“性价比”策略,但李伟星看到的是雷军一开始就要以成本价卖手机,不以硬件赚钱。这是小米的初心。
“我们不是一个产品能卖多高价就定多高价的公司,我们是一个产品能卖多低价就定多低价的公司。我们追求的是成为电子行业的宜家、优衣库、无印良品,而不是电子行业的LV、爱马仕。”小米公司联合创始人、小米电视负责人王川在MIX上市前主张定高价,后来却被雷军这句话打动了。
因此虽然MIX能定高价,却不是小米的逻辑。好比最初雷军认为去渠道能提高社会效率,即用户能用更低的价钱享受到同样的质量或者更高质量的东西。
“小米是有使命感的,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越高端的东西定价越低,能用到的人就越多。”王立说。
雷军曾说,小米用不到五年的时间就突破了100亿美元的销售,经历了爆炸性的成长,是商业史上的奇迹。
金凡则认为小米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国产手机变好、变便宜了,用国产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
“除了手机,小米当初进入移动电源市场时,各种杂牌子的一万毫安充电宝在淘宝上卖200元而且质量没有保证。小米移动电源用顶级进口电芯、铝合金外壳,一万毫安的才卖69元,过去一年卖了1960万只。”金凡说,今天再看移动电源市场,所有的移动电源质量都上来了、外观都漂亮了、价钱还都便宜了。
伴随小米七年征程的,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风起云涌。小米曾经推倒了大牌国外手机筑起的墙,如今自己又成为了其他厂商竞相想要推倒的墙。
总结自己的2016年时,雷军用一个词来形容:迷茫。
“你们会迷茫吗?”
“对我们来说,看到雷总就不迷茫了。”王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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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方远
美编:刘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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