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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机关报《北大青年》

特稿｜CHARLS十年：从校园到田野的“历险记”

北大青年 · 公众号 · 人物 · 2018-12-30 22:55

正文

全文共5699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

本报记者

朱家羲　外国语学院2017级本科生

宋丹丹　社会学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

杨静仪　元培学院2016级本科生

纪楷欣　哲学系2017级本科生

林　柽　基础医学院2018级本科生

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颠簸车程，社会学系2018级本科生邹念雪终于到达了位于云南省偏僻山区的自然村。这里住着一位老人，他是邹念雪的采访对象。

这是2018年暑假，邹念雪刚刚转入社会学系。年初时，邹念雪做好了转系的决定，想在大一期间体验一下田野调查。她通过课程群里的招聘信息发现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以下称CHARLS），了解到CHARLS项目已办了十年，她认为一定“很成熟、很不错”，于是报名参加。

△邹念雪在前往受访老人家途中，从半山腰拍摄的金沙江

“当时我就是个无知小白。”回忆起自己刚加入项目时的状态，邹念雪这样说。这时的她对于CHARLS项目将会带给她的烦恼和沮丧还全然不觉。

十年来，作为国内少有的老龄化研究微观数据库，CHARLS的访问应答率和数据质量在世界同类项目中位居前列，在学术界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但在北大校园内，它也经历了无数的争议，获得了“选课需谨慎”的评价。

艰难启程

2018年3月，CHARLS项目组开始为第三次全国基线调查培训访员，邹念雪正是在这时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是她对田野调查的第一次尝试，也是CHARLS项目发展的第十年。

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超过了7%，国家迫切需要开展相关研究。但国内缺乏相关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的研究也因此受到限制，“想研究什么题目都很难。”了解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早在1992年就开展了关于美国老龄化的调查项目，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数据，赵耀辉希望也为中国搭建起这样的数据库。

2008年，赵耀辉带领项目组在浙江和甘肃开展第一次试点调查。这次小范围调查雇用了100多名访员，而项目组仅有四人，队伍管理起来非常麻烦，“每个人都累得要吐血。”

但第一次试点调查的成功为CHARLS项目赢得了美国NIH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修整三年后，项目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将原本两千人的样本扩展为两万人。2011年起，项目组开始了每2-3年一次的全国样本调查。

2018年3月，项目组开始为第三次全国样本调查培训访员，邹念雪正是其中一员。为了成为合格的访员，她需要选修《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实践》课程。该课程每周授课4小时，还有1-2小时的习题课。每次授课，赵耀辉老师先用两小时讲解问卷的板块结构和跳转逻辑，其余时间则大多用来回应访员调查时会出现的实际问题。

△赵耀辉老师在授课

由于往届访员反映“课程内容比较枯燥”，2018年春季的课程增加了课前预习环节，以减少课堂内容，提高效率。为了保持教学质量，每堂课会安排随堂检测，考察访员对课堂内容的掌握程度。

而CHARLS项目带给邹念雪的烦恼就从“随堂检测”开始了。随堂检测计入课程最终得分，为了取得较好的成绩，邹念雪每周要预习一百多页PPT，这往往要花去她一个下午的时间。

课程还有多次模拟访问任务。外国语学院2017级本科生周相濡与邹念雪同期加入CHARLS项目，她本想借此提升自己和陌生人交往的能力，但模拟访问作业却让她第一次体会到这类交往是何等艰难。

模拟访问要求访员寻找一个完全陌生的采访对象，完成整套问卷。周相濡在屡次遭到拒绝后，才终于找到一位愿意接受访问的保洁阿姨。

随后的采访却并不顺利。这次模拟访问，周相濡按照项目组补助的酬金标准支付了受访者的劳务费。她采访的保洁阿姨“很能说”，规定时间内没能完成整套问卷，但没想到，第二次见面时，保洁阿姨打听到了同事被项目组邀请到习题课的酬劳，要求加价，不然就不再配合访问。这时作业的提交期限将近，周相濡不可能另找他人，于是不得不自贴60元，以20元/小时的价格支付了劳务费。

这次经历后，周相濡萌生出退出项目的念头，但想到自己已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巨大的沉没成本让她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八十一难”

一学期充满意外的课程后，访员们艰难启程。暑期实地访问的第一步是“入户”，即找到采访对象，说服其接受访问。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基线访问时，CHARLS项目组织专职的绘图员在全国的样本村居内绘制所有的住宅，并采集相应的位置等基本信息，再从中随机抽取受访户进行访问。但这些信息和当地团委、村委会的协助并不能保证访员们顺利“入户”，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受访者的坚定拒绝。

△CHARLS项目组悬挂在镇政府的宣传条幅

在家乡的省会城市，周相濡负责联系一位中年女性。这位女士在电话里拒绝了她，但态度和蔼，周相濡“想再争取一下”。除了项目组“较为官方”的劝访信外，她还自己写了一封劝访信，言辞恳切地解释“每个人都会老”，项目能“帮助国家出台老年人需要的政策”等。她反复地去电，但对方接电话的口吻越来越不耐烦，两种劝访信也石沉大海。

由于CHARLS项目的“高质量”定位，放弃访问的机制非常严苛。这些经过不断尝试，仍未找到或成功劝访的受访对象，需要先经队长确认，再由队长向督导反映情况，等待督导实地确认后，访员才能放弃对此人的访问。

“入户”的困难是可预见的，但实地调查中从来不乏意想不到的难题，即使项目组有所准备，也常防不胜防。

考虑到农村老人常使用方言，CHARLS项目倾向于按方言区分配访员的工作地点，周相濡就被分配到老家河南省。她本以为省内方言差异不会太大，但没想到，受访者“年纪越大，口音越重”。访问一位80岁的老奶奶时，她根本听不懂对方的方言。

老人听力不好，也不太懂普通话，在家待业、无事可做的儿子便充当翻译，但“他的普通话口音也很重”。由于问卷有严格的跳转机制和质控检测，周相濡必须不停地重复同一个问题，直到老人理解为止，这大大降低了她的工作效率。

周相濡向队长求援，队长决定陪访，但没能解决问题，只能让周相濡“使劲喊”。周相濡想到了“申请代理”的处理办法，让老人的儿子帮助老人完成问卷，然而项目组规定只有精神失常或失明、失聪的受访者，才能申请代理。

最后，周相濡只能硬着头皮完成了问卷。她连续三天拜访这位老人，花费了十几个小时。一般，4-5个小时足够她完成一份问卷。最后一天下午，老人的儿子不耐烦起来，“特别抵触，什么问题都不愿意回答。”快结束时，对方已经几乎要把周相濡赶出家门。

除了方言，问卷本身的设计也可能成为调查困难的来源。

按照问卷要求，邹念雪向云南村落里的老人询问他的房屋价值，这个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再平常不过的问题，却让她的受访者难以回答。

老人住在一座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土坯房中，这是他唯一的居所。面对邹念雪的问题，老人反问：“你问我房子值多少钱，有什么意义？”邹念雪不知道如何应对。晚上归队讨论后，访员们发现很多受访者都有同样的疑问，他们决定统一解释：“如果以后你生了大病，有可能需要把房子卖掉用来治病。”

邹念雪认为，这样的解释只是为了完成问卷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些居住在祖屋的老人们，不管病得多重，都不可能舍弃自己唯一的安身之所。房屋的价值对于他们而言，根本无法用一个数字来回答。

△暑期实地采访中邹念雪的皮靴

CHARLS研究团队成员、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也注意到了问卷设计中的学问。据她回忆，由于美国类似项目已有成型问卷，项目组最初以为翻译成中文就能使用，测试时才发现许多问题不符合中国实情。虽然反复修改多次，但邹念雪的经历说明，问卷设计工作仍未完待续。

其实，作为国内社会科学学界开创性的微观调查项目，CHARLS缺乏可借鉴的经验，许多问题都要实地发现后，才能反思、改革并解决。十年的时间、三次全国样本调查不足以让项目完美无缺，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也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思考、解决。

周相濡发现，一些有经验的受访对象喜欢含糊其辞、刻意隐瞒事实。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在项目组的前两次访问中“发现了问卷的套路”，为了减少访问的内容，会刻意撒谎。

当她询问“您现在有多少现金”时，受访对象直接回答“没有”，这让周相濡感到不可思议。访问结束后几个月，提起这件事时，她的声调还会不由自主地抬高：“谁家没有钱？谁家还能没有个钱，对吧？”

应对这种情况，周相濡采取分级提问的方法，问他：“那您家里有没有500元？”随后再根据受访对象的回答增减数目。她明白受访对象的目的：“其实他是想节省时间，我也想节省时间，但这样做反而是浪费时间。”

△周相濡暑期实地访问的小镇夜色

受访者出于“节省时间”谎报的数据，需要访员们花更多时间甄别、修正，这样的“南辕北辙”源自CHARLS项目对数据质量的追求。项目组早期团队成员甘犁认为：“以CHARLS为代表的高校学者的调查项目，它们的核心是质量，有点不计成本的质量。”

项目组执行主任陈欣欣表示：“访员对问卷的熟悉程度和工作的努力程度直接影响到访问数据的质量。”而问卷结构复杂、目前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访员们“需要全队团结协作，克服各种困难，才能顺利完成相应的访问任务”。

然而加入项目之初，不少访员并未意识到实地访问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外国语学院2017级本科生程城在选课网上看见前期培训课程，“感觉好像挺不错的，要不就选着玩玩，看起来仿佛可以出去玩”；社会学系2015级本科生徐春蕾在舍友推荐下加入，心想“权当去过暑假”；周相濡参加之初，也不过抱着“开阔视野”、“结交朋友”的单纯愿望……

在CHARLS项目微信公众平台的“实地撷英”栏目中，刊载着许多访员实地调查中的困难与收获，但这些推送的阅读量通常在50到350之间。

陈欣欣表示，前期的培训课程，尤其是实地模拟也是访员们深入了解CHARLS实地访问工作的机会，他们可以做出第二次选择。但暑假期间，田野调查的艰辛还是让访员们十分困扰，他们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化为了树洞中激烈的争论。

从终点出发

谈起这些质疑的声音，陈欣欣说：“项目组一直很重视访员的反馈，包括树洞上的声音。每次访问结束后，都会收集访员在参与培训和实地访问等各个环节意见。今年约有90%的访员反馈了详细的意见。”这些意见经过归纳整理，引导着项目组完善问卷设计和访问流程，改进培训等环节的效果。2018年春季培训课程中，增设课前预习、增加实地模拟次数等举措，就是基于往年访员反馈意见做出的其中两项调整。

但她也指出，无法和队友合作、无法正视并积极解决实地访问困难的同学不适合参与实地访问工作，项目组将继续改进招聘和培训环节，筛选出合适的访员。

“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有学术研究兴趣的同学从实地访问中得到的收获特别大。”在陈欣欣看来，对于不少访员来说，实地调查并非CHARLS项目的终点，反而是一个开始。

特稿｜CHARLS十年：从校园到田野的“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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