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徐婧：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

传播政治经济学；新媒体；阶级；社会性别；数字劳工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影响下，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对传播学科的意义成为当时理论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盲点”论争，劳动、剥削、商品、拜物教、阶级分析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回学术分析视野(达拉斯·斯麦兹，1992)。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之初，就致力于将其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并以此探讨整体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强调历史性、整体性、结构性在传播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文森特·莫斯可，2013)。基于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模式；在此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数字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种种新现象，持续聚焦包括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工在内的诸多经典政经议题和范畴。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解读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论著，旨在探寻数字传播技术发展背景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新现象、新聚焦，以及新的理论生长点，同时揭示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数字时代具有的反思性和阐释力。

近年来，国内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陆续出版了多本传播政治经济学读本和文集，勾勒出较为全面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知识地图，主要包括:曹晋和赵月枝(2007)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海伦娜·苏萨(Helena Sousa)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2011)；曹晋等(2014)主编的《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究英文读本》，以及姚建华(2017)主编的《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第一卷)等。这些读本和文集收录了当前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和前沿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此同时，上述读本和文集也是本文重要的文献来源。

从理论基础而言，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动向愈发明显。结构化进程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切入点，而阶级、社会性别和劳工问题恰恰是结构化分析中三个重要的议题和范畴(文森特·莫斯可，2013)。因此，讨论数字时代的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工等问题，以及这些议题和范畴对数字时代分析的适用性，成为当代传播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取向。通过对信息与传播技术快速发展语境下的经典政治经济理论的再发现、回应与展望，传播政治经济学得以不断拓展理论视野与实践空间。

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和范畴之一(Huws，2014)。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现实表明:“尽管阶级划分是持续的，但‘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罗丝玛丽·克朗普顿，2011，p.5)，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

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治经济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大卫·哈维，2014，p.14)在他们看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在数字时代，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群体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他们“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对阶级意识的分析，聚焦于整个阶级而非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哈里·布雷弗曼，1978)。如在我国的传媒产业中，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相伴随的是，媒介知识劳工曾经承担“思想工作”和“宣传任务”的“文化干部”的政治身份不断被商品化，最终沦为“市场定价”的劳动力商品(王维佳，2011)。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知识劳工向市场主体和自由劳动力身份靠近的方式更多元化，程度也更高。譬如集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编辑专业知识为一体的自动化新闻，一方面使更多的新闻记者从繁重的新闻写作过程中“抽身而出”；但另一方面不断取代他们的工作，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自由新闻记者或撰稿人群体。不可否认，数字时代知识生产领域中自动化过程的加速迫使人们对之前认为不可替代的职业进行重新的认知(Carlson，2015)。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数字时代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知识劳工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产业工人迅速失去其对生产和技术革新的控制紧密相连(Yao，2014)。在全球传媒产业中，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临时工化”，作为大众传播产业中劳动者的媒介知识分子越来越“无产阶级化”(Ross，2009；乌苏拉·胡斯，2011)。在我国，媒介知识劳工的地位、角色和前景也正在不断发生改变，其产业工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赵月枝和罗伯·达菲(Zhao & Duffy，2007)看来，阶级内部权力的重组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厘清这些变化，就无法深刻地解读我国社会经济变化的总体特性。

女性主义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左翼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由此，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传播学批判脉络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在这一理论脉络影响下，传播学的批判路径强调对当前不断结构化的传播产业展开分析，进一步揭示已融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的社会性别塑造过程及其与媒体、传播产业之间的构连。社会性别的权力等级与其他社会结构要素相互交织，并通过媒介再现、塑造、固化，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性别秩序的再生产。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下的社会性别研究与阶级、民族、城乡问题不可割离。自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回溯经典从马恩著作中寻找批判理论起，女性主义者不断关注物质劳动与生产剥削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是探讨社会性别的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在全球媒介文化产业中的形塑、复制与强化。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对女性的生产、消费过程带来了新的剥削与宰制，进而为女性追求平权运动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曹晋等，2014)。有学者尝试通过返回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本清源并重新发掘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脉络。他们批判地利用马恩著作来描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要旨，论证莎拉·佩林(Sarah Palin)所谓的女权属于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表明意识形态批判是研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学术工作，并以此来指导学者的政治活动(Rodino-Colocino，2012)。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与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下，社会性别问题与全球媒介组织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玛格丽特·加拉格尔(Gallagher，2008)在其研究中综述性地讨论了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通过研究表明女性在媒介传播实践中遭受的压迫是全方位的，从雇用、决策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到媒介文本里女性话语的缺失。作者同时列举了在面对上述不平等性别问题时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新形式。与此同时，莱斯利·谢德(Leslie Shade)与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在其论著中通过对奥尔森姐妹所创立的双星娱乐集团(Dualstar)对孟加拉国女工宰制的分析，揭示出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Shade & Porter，2008)。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传媒体制改革，也催生了内生的劳动过程中性别不平等问题。我国出版产业中的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工作强化、性别歧视等问题，是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瓦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Cao & Murdock，2015)。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性别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研究者关注在数字时代中，新的媒介技术与社会性别议题是如何紧密构连在一起，并深刻地形塑女性的身份、角色与地位。尤其是对作为新媒体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电子游戏的研究，进行社会性别维度的理论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通过对近30年以来的社会性别与游戏研究的回顾与梳理，集中讨论了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方法层面的问题。她们认为该领域的突破点在于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等多元理论视野引入该领域的研究之中，同时重视对游戏玩家和生产者性别身份的记录、解读和质疑(Jenson & de Castell，2010)。除此之外，对女性在自由/开源软件(Free/Libra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FLOSS)实践中的缺失问题的讨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研究者认为自由/开源软件作为一种新媒体技术的实践，其编码与实践过程实质上是特定的男性气质向多元的性别气质转变的过程(Dunbar-Hester & Coleman，2014)。

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社会性别议题的关注是多元开放的，在上述主要议题之外，网络媒体中所涌现新的修辞形式也是学者重要的分析单元。曹晋等学者的研究旨在解读当下我国网络媒体中众多网络流行语所蕴含的社会性别秩序(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修辞，如“绿茶婊”)，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些社会性别秩序是如何通过新媒体、网络平台得以生产、传播并建立起群体性身份认同，从而进一步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宏观语境相联系(曹晋等，2015)。

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的基础正在从工业制造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对基于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征用成为这个转型过程的根本驱动力。数字技术既为新的网络经济提供必要的技术设施支持，如构建数字中心全球网络，又产生了一系列围绕着信息和传播技术(ICT)的融合、新的数字产品和应用程序的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新兴经济部门。数字技术的支持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都存在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劳工不断被新兴的数字劳工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