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多
编辑/美圻
（BBC纪录片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
纪录片在中国当然不止13年，但让范立欣第一次对它的商业价值有最直观的认知却是在2004年，由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执导的《迁徙的鸟》在中国首映，作为全球纪录片的最顶级制作，这部历时3年多，耗资4000多万美元，动用了17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和两个科学考察队，拍摄地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胶片长达460多公里的自然电影，在全球各地上映都引起轰动。
“首映那天我是自己买票去看的，在新东安的电影院，整场只有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在中国最有文化（没有之一）的城市，这么棒的片子首映的第一天，就只有4个人，可想而知当时纪录片在中国市场是怎样的一个处境。”
（范立欣在拍摄现场）
那一年范立欣还在央视的英文频道担任新闻记者，在此之前，他为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做了剪辑工作，算一只脚踏进了这个圈子。两年后的2006年，他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独立长篇《归途列车》，这部历时3年完成的聚焦农民工生存现状的纪录片，获得了包括美国的艾美奖、导演公会奖、亚太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伊文思奖”等在内的10多项国际大奖，以及83届奥斯卡奖纪录片奖的提名。尽管如此，在国内它却并没有获得与国际殊荣相匹配的关注度，唯一的好处是收获了一枚“龙标”，但此片上院线之路仍是步履维艰。
“那是2012年初，我想既然有了龙标就不能浪费，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片子放到中国的大银幕上去，但我们面对的实际状况是：
一、没钱做宣传，二、没有任何发行方愿意垫资给你发行，因为显然没票房。怎么办？我们就做了‘一城一映’，有点像今天的众筹放映。具体的做法就是我和几个对艺术电影还算有追求的业内朋友一起，通过各自的关系，直接打电话给电影院，跟他们讲：我们这儿有一个得了很多奖的电影，你们愿不愿意放？很多都给拒了，能理解，他们都是有经营压力的，但也不乏有一些有情怀的。通过我们这几个人打电话，居然就争取到了将近二十个城市三百多场的放映。”
之后，范立欣又争取到了8000块的宣发费，但这一点钱也就只够支撑他一个人跑宣传的，于是范立欣自己拖着一个装了半箱海报的箱子，抱着个展架，开始了巡回之旅，十天跑了十个城市，住机场旁边一百块一晚的便利酒店，每天睡三个小时，做一整天的采访。媒体朋友都特别好，知道他没钱，也一样支持和报道。“现在回忆起那一段时光，还是会特别激动，热血沸腾。”
（范立欣在拍摄现场）
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纪录片在中国市场上的这一段夹缝中求生的艰难时光，范立欣才会更关注并敏感于市场在这两年悄然发生的变化。如果说，去年由陆川执导、迪士尼制作的《我们诞生在中国》收获了6657万票房，还只是让业内谨慎观望，那今年暑假，《重返狼群》和《忠爱无言》在冷清的市场环境下收获两千多万的票房，张扬导演的“伪纪录片”《冈仁波齐》更是在口碑红利之下赢得了近亿票房，新闻纪实IP的集体爆发，让从业者切实的看到了那一缕曙光。而即将在八月上映的由BBC制作、范立欣作为联合导演的《地球，神奇的一天》，也将向这一类型片的中国票房纪录发起新一轮的挑战。
“一路上扬的票房曲线确实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和希望。我觉得之前的问题，不是没有观众，而是中国的观众还没有形成去电影院看纪录片的习惯，中间其实也有宣传的鸿沟，想看的人都不知道去哪里看。”
但纪录片面向的人群始终是小众，发展得再好，也不可能与商业片分庭抗礼。虽然越来越多的纪录片获得关注，但在生产和需求两端的总体情况上还是冷清。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7（蓝皮书）》的数据，2016年共有29部纪录电影获得生产许可证，产量较2015年减少九部；五部纪录电影进院线收获7600万元票房，加上一部引进纪录片，六部上映的纪录片总票房为 8292万元，还没有到1个亿。
（虽然是国际上的纪录片获奖专业户，但在中国电影市场范立欣仍然属于小众。）
范立欣认为，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播出体系对纪录片的支持不够。“国外的很多国家都有艺术院线，经过几十年的精耕细作，并且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像法国会补贴17%的收益到艺术院线，美国和加拿大就有公共的基金会或电视台对纪录片进行投资。”在他看来，很多的纪录片，尤其是社会题材的纪录片都是公共产品，它的商业价值可能不高，但可开启民智，针砭时弊，对公众有很高的价值，这部分理应由公共财政来买单。而在中国，虽然现在情况逐步改善，但如此大的一个市场，来自公共机构的投资仍是杯水车薪。
资本运作不畅，产业链不完整，市场动力微弱，未来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之路依旧困难重重。但大部分拍纪录片的人，都是如范立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一束光的指引之下，这一条路，他会坚持走到底。
（请关注即将在八月上映的由BBC制作、范立欣作为联合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一位热爱自然题材电影的观众个人发起了8月5日的百城首映，扫二维码可以与好友一起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