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四哥的故事

山东临沂郯城的地震断裂带遗址。这一带的历史人文，多以苦难为主色调。

我从上海一家影院里跑出来找到网约车，冒雨赶往酒店，心中带着一点焦虑和犹疑。下车后快步进入酒店大堂，约我在这里见面的四哥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他几乎用“一把抓”的方式认出了我，尽管我们已经有近三十年没见面。

神秘的四哥

自打有了微信之后，时不时地就会收到注册属地为“山东临沂”的好友申请，那个地名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临沂最南端的一个村子，村名叫大埠子。步行再往南大约四五公里，就是江苏的地界。

四哥大约两年前加我为好友。此前他给我打过两三通电话，主要的内容就是介绍他是谁，他与我的童年往事。他热情地说起他与三叔喝酒的时候常常谈起我，我也很热情地响应着，内心却疑惑，“这是从哪里跑来的四哥？”

四哥也姓韩，但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自打成年之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把许多童年记忆都覆盖了，忘了很多事，忘了很多人，自然也不太记得同村的四哥。但在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和手的时候，一股熟悉又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属于大埠子的味道。

通往大埠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沿河修建的河堰路，估计有几百年历史，坑坑洼洼，像是炸弹炸出来的，多年来只有拖拉机才能开过去。另一条是与河堰路构成三角形状的水泥路，又窄又烂，个别路段被大货车辗轧得惨不忍睹。

大埠子是山东临沂最南端的一个村庄，步行再往南大约四五公里，就是江苏的地界。

谷歌地图截图。

或是交通极度不便的原因，外界的信息很难传递进去，整个村庄仿佛是孤立于世的存在，因此大埠子在我心中是个“黑暗村庄”，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变过。想起这个村庄名字，就会想到漆黑的雨夜、雨后粪便四处流淌的“中央大道”、在教会被“驱魔”后突然蹿到草垛上的信徒、村外连成片的坟茔、时不时有野猫出入的巷道⋯⋯

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找到了一些大埠子的影子。往日那些熟悉的人的面孔，恍恍惚惚在脑海里浮现。但大埠子是大埠子，它有一些梁庄所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无比偏远的小村庄内部，有着许多无法用文化或者传统来形容的事物，它更隐秘、幽冷，令人不敢触碰。

四哥带来了大埠子的故事，也复活了那个在我心中逐渐淡化的村庄。

死亡的阴影

死亡从未在大埠子缺席。这个鼎盛时期有着两千多人的村庄，时不时会有离奇的死亡发生，无不考验着村里孩子们脆弱的胆量。

比如，有老头天不亮背着粪筐出门捡牛粪。一坨一坨的牛粪有规律地在前面引导着老头去捡，老头很兴奋，于是加快节奏把牛粪铲到筐里，直到一脚踏进一个积粪池，像踏进了沼泽地一样，一点一点地被淹没——村民们说他遇到鬼了。

遇鬼的传说隔三差五地发生，小小的一个村子，也不知道哪儿这么多鬼。

四哥没遇到鬼，却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比我大四五岁，上小学的时候，正是饥荒年代的尾声，家里米缸空无一物。有一天四哥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堂屋门紧锁，大人在湖里（耕地里）干农活，被饥饿折磨得百爪挠心的他，搬起半边门硬生生挤开一条缝钻了进去。

家里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现成可吃的东西，但这难不倒四哥。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母亲腌制的一盆咸菜疙瘩，一个个吃了下去，直到吃得整个胃几乎要被涨破。

咸菜含有亚硝酸盐，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相信，咸菜吃多了会要人命。四哥那时年纪小，大半盆咸菜下肚，亚硝酸盐开始霸占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天黑大人们回家，才发现四哥昏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据四哥描述，昏迷期间，他仅剩下微弱的呼吸，心脏的跳动也几近消失。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有任何效果。等待着四哥的命运，是被抛弃。

死亡从未在大埠子缺席。这个鼎盛时期有着两千多人的村庄，时不时会有离奇的死亡发生，无不考验着村里孩子们脆弱的胆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得了疾病，中了毒，根本来不及送到三四十公里外的县城。哪怕能送去，也付不起医疗费。更多的时候，是听天由命。

四哥的父亲在赤脚医生放弃后，又找来邻村一个名叫张道中的中医。此人远近闻名，尤其擅长针灸。四哥的身上被密密地扎了一层银针。一周过去了，没有反应，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那位有名的中医也没有办法，不再上门。

父亲不忍心儿子就这么断了气，在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继续救治的情况下，每天用棉絮蘸水给四哥擦洗身体。他认为，这样可以让那些“咸菜”慢慢流失掉。空闲的时间，他就跪在床边祷告⋯⋯第十五天，四哥有了一次明显的心脏跳动。第十六天，四哥活了过来。

四哥说，父亲给了他两次生命。因为这件事，他成了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不过，这段特别的父子情感，也在日后埋下了巨大的痛苦。

在艰难的日子哭出声来

也许是因为咸菜中毒事件，四哥的智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青少年时代，脑瓜一直不太好用。但从鬼门关夺回一条命的四哥，也就此知道了命运的沉重，开始学着强力扭转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考上大学。但对于一个家贫如洗的孩子而言，大学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

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四哥的大学是用自己辛苦的血汗、牛马一样的付出，甚至一次次苦苦的哀求换回来的。他第一年就上榜了，分数足够读当地惟一的大学，却因为交不起学费，白白浪费了那纸录取通知书。四哥开始了打工生涯，流浪到河南焦作，他想攒一些学费复读，准备第二次高考。

1992年夏天，四哥的弟弟和同学一共三人，决定从临沂扒火车去看望在河南焦作打工的四哥。车过兖州的时候，被联防队员抓了起来。那时正值打击“盲流”的最巅峰期。那些未经允许离开乡土、盲目涌入城市求生的人群，常被地方政府以此名义抓捕收容，甚至发生过不少“盲流”人员死于收容站的案例。

弟弟三人被抓后，没有立刻被送往收容站。联防队员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在院子里罚站，如果能坚持四个小时，就放他们走。在阳光下暴晒四个小时，很容易丢掉性命，弟弟问，能不能换一种办法。联防队员取来一桶五公升装的水，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能一口气把这桶水喝下去，就可以走。

弟弟选择自己来尝试这个新惩罚。喝水之前，他哭着哀求，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他的肚子，那么多水喝下去，一拳下去肚皮很有可能爆炸。联防队员默许了。弟弟艰难地喝完了那桶水，这场惩罚也就此过去了。

他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世道怎么会这样难走，活着怎么会如此不堪。

到达焦作后与四哥碰面，弟弟讲述了这件事，几个人抱头大哭。四哥说，他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世道怎么会这样难走，活着怎么会如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