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还是“伪城市化”？—反思大学生、农民“离城返乡”问题兼与沈东商榷
作者： 刘友富 李向平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六期
1976年美国学者布莱恩·贝利（BrianJ.LBerry）提出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现象——“逆城市化”［1］或“反城市化”［2］现象。这种“逆城市化”现象特指美国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向中小城镇，甚至向农村地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增长率低于非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城市中高阶层的群体，更愿意亲近自然、远离暴力，享受生活环境更为优越的乡村生活［3］，而在那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形成了诸多的贫民窟。正如王旭指出，“判断‘逆城市化’的关键要看是否向农业社会回归”［4］。在欧美的逆城市化过程中，迁入农村的居民并没有改变城市身份、社会职能及城市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而且人口性质也未发生改变，充其量只是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环境。
20世纪90年代，“逆城市化”概念开始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在缺乏对逆城市化产生前提进行深入反思的情况下，个别学者简单地将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视为逆城市化现象，直接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如廖筠［5］、陈伯君［6］、郭文婧［7］等把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农民工离城返乡现象归结为“逆城市化”，并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有利于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沈东认为，当前农民离城返乡现象是“城市就业发生危机、农村就业机会有所增加，或者说农村就业机会增多”［8］共同作用的产物，甚至还将大学生的户籍上的“非转农”现象也视为一种“逆城市化”现象［9］。这些论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从理论上看，这些论断背后往往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行动有逻辑建构之嫌，逻辑的行动取代了行动的逻辑。事实上，从经验层面也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据2009年1月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对北京等15省市的调查研究显示，仅6.8%的返乡农民工选择在家创业［10］。而据教育部统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占毕业生总数的0.4%左右，这些创业者不一定是回农村，而是回到原籍所在的省市，借助大学生创业基地等平台自主创业，而回农村工作和服务的大学生较少，某些地方人才流失率高达70%以上［11］。而从所谓的“大学生逆城市化”和“农民工的逆城市化”现象的发生区域来看，也仅局限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省份［12］，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即使对于那些“逃离北上广”的群体，大都也是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并没有“逆”回到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所以，对于当前农民离城返乡现象、大学生离城返乡现象，不能简单地视为“逆城市化”现象。
鉴于对当前“逆城市化”现象的反思，笔者将农民工的返乡和大学生户籍上的“非转农”现象，视为一种人口的“离城返乡”现象。这种现象特指原本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群体，脱离城市生活返回农村社会生活的人口迁移现象。这种“离城返乡”究竟是一种城市化发展的某个阶段性特征，还是市民化不成功的现象呢？要分析离城返乡现象的发生，就必须关注其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如何影响了“离城返乡”社会事实的发生。此外，还必须分析这些离城返乡现象的个体在返乡的融入中所产生的某些非预期性后果，而这些非预期性后果的出现是否会成为未来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度的分析后，我们才能对当前的离城返乡现象是促进城乡一体化还是强化城乡二元体制，有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
要讨论“离城返乡”现象，首先必须先讨论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城市化”和“市民化”。目前学界对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大致有以下几种衡量城市化的标准，如“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制度城市化”“综合城市化”等5种类型［13］。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旨趣，呈现出多维视角，无疑有利于加深对城市化的研究。而“市民化”不同于“城市化”。事实上市民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如果说城市化的发展注重量的发展，那么市民化阶段更关注质的发展。与成为城市居民不同，市民强调同一生活空间内的群体在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公共资源获取上具有机会均等的权利。所以，要理解“离城返乡”群体行为选择中的实践逻辑，就必须分析其市民化过程。
如果说市民化的过程本质上是空间生产过程，那么“离城返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居民居住的物理空间的改变。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而言，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还是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空间，而这种社会空间的维系还在于人们之间的心灵空间的维持。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那样，空间的社会性通常具有排他性、分割性、固定社会关系的效应、空间接触对行动者互动关系的改变、行动者空间流动与社会分化的相关性［14］。物理空间的存在为人际互动关系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在这种特定空间中的互动会产生相应的社会空间，人与人互动过程中又会对个体的自我认知和心灵空间产生影响，这种心灵空间通常以一种前反思性的信念（Docx）［15］存在于实践逻辑中，这种信念的心智结构一旦得以维持，恰恰可以强化既有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合法性。
对于行动者而言，时空结构在制约了行动者行为的同时，亦可以成为行动者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规则。布尔迪厄有关“名誉”问题的讨论堪称经典，他认为行动者通过“对时间节奏的控制”［16］，从而使不同社会地位上的行动者在地位上发生逆转。这种对时间的控制，恰恰成了行动者可资利用的资源，确保了主体能动性。
吉登斯将空间的视角引入对社会结构和系统再生产的讨论中，并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是作为一种记忆的痕迹和作为认知能力的生物基础（身体的结构化）而存在，在特定空间互动关系中循环反复地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17］。结构并不是作为一种支配行动者的外在强制性因素，结构也是行动者可资利用的资源，正是这种资源的占有，形塑着某种权力关系；而不同的资源配置以及配置规则，最终对结构的再生产发挥着重要影响。
本文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两个具体的市民化历程和离城返乡历程的个案进行分析。本文将这两个个案置于“人-地”关系上的物理空间、“人-人”互动关系上的社会空间、“人-我”关系上的心智空间三个层面展开，具体考察了市民化过程中的职业、生活交往方式及离城返乡后身份认同焦虑等三个方面内容。将资源的配置、权力支配和空间再生产三者结合起来，分析空间的变化如何影响了行动者在城市融入、乡村融入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分析行动者如何利用空间内资源及规则再生产社会结构的过程，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和权力的空间支配关系。
从理论上讲，理想型的农村现代化阶段应该是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三位一体的同步发展，而在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表现出先有非农化，后有城市化，最后才有市民化的趋势［18］。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原有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积重难返。
下文将通过分析张先生和彭先生的市民化过程，将其市民化过程中所处的空间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自然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心智空间。三类空间分别对应和关联着“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人-我”关系，且这三个层面关系分别以职业变迁、生活方式变迁、身份认同三个方面表征出来。
张先生，68岁，文盲，1981年分田到户时按照1.5亩/人的标准，他家分到了田地10.5亩。1998年之前他和普通农民一样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家庭经济主要来源于土地种植业收入。1992年他大儿子高中毕业，于1992—1996年在广东佛山某塑料厂打工，到1996年4月份时其月薪达到3500元/月，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当地农村人看来就是天文数字。1997年大儿子为了创业毅然辞去塑料厂的工作，将5年打拼积攒下来的2万元作为经商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开始走上了个体经商的道路。从最早的小个体经营户发展到如今正泰电工陕西省总代理商，总资产从最初的2万元到如今的高达2.5亿元。在大儿子的带领下，张先生的其他子女都走上了经商道路，拥有豪车和豪宅。从1998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张先生跟随儿子们辗转湘西龙山、陕西西安一带经商，协助儿子照看门面，其老伴负责在西安带孙子和家务活动。此外，张先生还经常协助儿子做卸货等重体力工作。从1998年开始，张先生家承包的10.5亩水田转由其族内兄弟代为耕种，从此，10.5亩土地上的所有收入及国家对种粮农民的补助款都归其族内兄弟。1998年以后，张先生脱离了土地，也离开了农村，其家庭经济收入已不再来源于农业生产，实现了由农民向个体户的转变。从张先生的情况来看，他经历了市民化进程中前两个阶段—非农化和城市化［19］。
对张先生而言，主动顺应国家“级差式改革”的政策（通过拉大收入差距激励致富的欲望，从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和个人家庭财富的增长），以外出经商的形式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实现职业非农化和生活空间城市化。
彭先生，33岁，研究生学历，2001年之前为农业户口，2001年就读于湖南某二本院校。根据当年的高校学籍的规定，所有考生必须将户口迁往就读高校所在的城市，为了取得学籍，彭先生的户籍被迫由农业户籍转为非农业户籍。2005年大学毕业，由于当时工作没有稳定，半年以后非农户籍自动打回了原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在2006年4月份办理落户手续时，根据当时《湖南省常住人口登记办法的规定》，毕业大学生无法成为农村户籍，在此情况下户籍被迫留在了原籍地的乡镇，一直持续到2009年9月。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彭先生分到了水田1.5亩。2001年进入大学以后，村民小组在2002年对组内土地进行了一次调整，由于彭先生户籍不是农村户口，原有所分的1.5亩土地被重新分配，从此失去了土地。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彭先生在上海继续求学，户籍迁往上海某高校，成了高校集体户口。从2005年7月至2009年7月，彭先生曾先后工作于广州、深圳两地的企业和学校，从事过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师和中学教师等职位，2009年前后工资最高达4500元/月。
与张先生主动进入城市、户籍留在农村不同，彭先生本人和户籍均进入了城市，且户籍上的“农转非”行为的发生，彭先生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特别是在户籍变动过程中相关部门的“诱导性”［20］权力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罗伯特·A·达尔认为，“用一个在选择上增加好处，或在一个选择上强加新的坏处，或两者兼用的手段来改变选择本身的性质的影响力，可称为诱导”。这种支配地位得以维系的根源在于城市和农村公共资源分配上所造成的单边垄断），最终使得彭先生陷入了“霍布森效应”中无法选择。这种户籍变革上的强行“分离化改革”［21］给彭先生未来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
前文人-地空间关系的改变使得张先生和彭先生的职业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原有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一个生活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而言，生活方式都具有乡土性特征，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方式上，其所具有的同质性特征都高于异质性特征。这种乡土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械团结”［22］社会比较接近。在此社会情境下生活的人们，其“情感性和混合型的人情交往关系”［23］强于工具性的交往。当农民一旦进入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城市空间，其农村社区的交往习惯和交往模式必然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城市新的生活方式。
当问及“最喜欢城市生活哪些方面”这个问题时：
张先生说：“在西安住得挺舒服的，想吃什么都有，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而在老家农村就没这么方便了。老家离县城25公里，没有公交车，租车去一趟县城来回需要100元路费，太贵了。现在我看我儿子在手机上买东西，根本都不要出门，别人就送货上门了，真的很方便。”
由于张先生是文盲，所以在城市里不敢轻易出门，恐迷路。
彭先生说：“城市交通方便，购物方便，想吃什么就可以买什么，根本不同于农村。在农村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出门实在不便，而且交通费高，城市里都有公交车；农村商品的品种少，消费者没有选择的空间；现在我会网络购物，物流很发达，快递送货上门。在农村就很不方便，离我老家农村最近的快递点都有10公里，而且快递员根本不送货上门，快递到了也没有手机短信提示。”
便捷的交通、出行成本的低廉、丰富的商品供给、发达的城市物流，这都是吸引张先生和彭先生愿意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根本原因。
当问及“和城市人打交道与和原来家乡人打交道有什么差异”的问题时：
张先生说：“刚去西安的时候我还去隔壁邻居家串门，后来隔壁邻居搬走了，来了个新的邻居，下班回到家就把门锁上了。习惯了在农村串门的我很不习惯。后来住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适应了，也不怎么讲人情和感情了。生意人讲这个容易吃哑巴亏。”
彭先生说：“我愿意和同一个城市的外地人交往，我最喜欢深圳，这里几乎没有本地人。广州人和上海本地人挺排外的，有时候他明明可以用普通话交流，偏偏讲上海话或白话让你听不懂，他们很瞧不起外地人。刚来上海的时候有点不习惯，比如吃饭AA制，后来周围的人都AA制，转念一想这样挺好，谁也不用欠人情，这样的次数多了也不影响朋友间感情的维系。而农村的人讲人情，别人请你吃饭，下次要还人情，感觉人情就是债务。觉得上海大城市的AA制有利于个人交往行为中的自由选择。”
从张先生、彭先生的交往方式来看，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关系主义［24］主导下的交往模式，走向一种适应城市异质性的契约型的交往模式。正是这种交往方式的转变使其能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从上文的个案分析中，可以梳理张先生和彭先生融入城市生活的具体路径。从最初的物理空间的改变，导致职业的非农化；而为了适应城市人的交往方式，职业上的变动最终带来了“人-人”交往模式的转变。如果说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延续的秩序，那么对于一个遵循着实践逻辑的行动者而言，张、彭先生则呈现出“结构的身体化”［25］，即城市生活方式结构和交往模式外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惯习。这种身体化的惯习是如何影响他们对“离城返乡”的认识，离城返乡的意向性、返乡可能性条件以及返乡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焦虑又有哪些？这就是下文要重点分析的问题。
很多学者将农民的返乡就业、创业、养老现象归结为“逆城市化”，并将其归结为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逆城市化”［26］。特别是将农民工返乡养老现象归结为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要讨论农民工返乡养老，必须首先考察农民工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城市养老？是不想留还是想留而留不下来？
对于农民工返乡、大学生“非转农”现象的认知，理论探索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种现象发生的外在情境的分析，还必须关注行动者主体选择的意向性和可能性条件分析。行动主体是否具有自由选择可能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行动者的行为是否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恰恰也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如吉登斯所言，“并非所有的能动者都是人，但要成为人就意味着成为能动者，而要成为能动者，就要掌握权力，权力意味着改造能力”［27］。而这种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过程中的资源占有关系，往往左右着权力改造能力的大小和强弱关系。
当问及“为什么选择返回农村”时：
张先生说：“我已经老了，上了年纪也不能帮助我儿子照顾生意上的事情了，虽然我很喜欢西安的城市生活，但我毕竟没有西安户口，我又不像西安人（市民）一样可以有社保、医保等这些保险。我们虽然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但作为非西安户口的外地人，却不能享有西安人所拥有的这些福利。包括我孙子，在西安某中学上学，每年都要额外交纳寄读费用。”
彭先生说：“对我而言，在城市漂泊了多年，做梦都想进入一线城市。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户口成了城市户口又能怎么样呢？和其他城市户口相比我什么权利和福利都没有。比如说，在2006年到2009年户口落在我们乡镇街道，其他那些乡镇街道的居民逢年过节有礼品或慰问金，可是我却从来都没有，也没人告知过我。2007年到2009年在深圳某私立中学教书的时候，单位给我买的保险都是按照农民工的标准购买的。2005年至2009年虽然有‘所谓的非农户口’，但无法享受和其他市民同样的福利和公共资源。结果落个城市想进进不去，农村想回回不去，成了彻底的城市边缘人。”
张先生之所以不愿意留在西安养老，根本原因在于其无法享受和西安市民平等的公民待遇，回到农村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下策之选。彭先生虽然有城市户口，但是在就业中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的权利，在无法成为市民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了这种选择。
当问及“如今为什么能够返回农村”时：
张先生说：“原本也不打算回农村的，毕竟农村的房子多年没人住，房子虽没倒塌，要翻修需要花费大笔资金，所以一直犹豫。因为我儿子在县城买了三套房子，往年都只是过年的时候在县城的房子过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西安。反正我家又不要靠种地为生，儿子们都有钱。”（2015年张先生回老家过年，听族内弟兄说国家有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只要符合条件的村民都可以申请。根据《湖南省2016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对于危房改造对象的认定标准规定，张先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很显然不在补助的范围。而事实上，张先生通过疏通关系最终获得了农村危房改造的专项资金。）
彭先生说：“说实话在大城市生活惯了，要是能有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和福利，我是不回农村的。虽然农村空气好，但偶尔回去还可以，那里绝对不适合长久的居住，交通不便、出行成本高，最主要是缺乏工作机会等等，和我当年大学一起毕业的邻居，由于没有念研究生，现在户口都还挂靠在我们乡镇街道上，回不了农村。我是因为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刚好赶上了湖南省户籍管理的新规，要是在之前想回农村想都不敢想。”
从以上的访谈中可以得知，他们返乡的根源在于城市生活剥夺了他们平等地享有获得公共利益和社会保障的权利，迫于无奈才回到农村。对于张先生而言，强大的资产是确保他能回归农村生活的保障；而对于彭先生而言，继续求学才确保了“非转农”的可能。从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离城返乡现象的根源在于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弊端，而这种体制的存在成了农民市民化、大学生市民化进程最大的体制障碍。表面上来看，城乡之间虽然在空间上的流动已经放开，但这又造成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开始形成［28］，这种二元社会的对立，集中体现在生活在同一城市空间不同身份的人在公共资源分配上被严格地区别对待。从本质上看这关系着公共资源分配的空间正义。
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和大学生，当他们被城市抛弃后，被迫选择了一种回到农村的策略。他们如何处理好与务农为生的农民的交往关系呢？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会对他们的农村社会的融入带来哪些困境？处在融入困境中的个体是否会出现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呢？下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张先生用钱打通关系后，最终获得了农村危房改造6000元财政补助。多年的城市生活，使他习惯于用钱来解决问题，丝毫不顾及乡土社会中的人情交往法则。据村民反映，他用钱打通关系获得危房改造的指标，这种行为的发生，使得一个原本合条件的村民的指标被挤占。
这样的现象发生在一个熟人特征明显的农村社区，张先生的行为遭到了诸多负面的道德评价。据2017年3月2日对严女士的调查访谈得以验证：“这些在城市生活的人，又不是没有钱，一定要回农村来抢指标，真是越有钱的人越抠门。”刚回农村的时候，周围的邻居都到张先生家来串门，自从此事发生后，周围邻居很少登门闲聊，渐渐地张先生也不愿意和周围的邻居聊天。在这个农村熟人社会里，张先生已经被边缘化。
15年前彭先生考上大学，也曾成为当地农家孩子效仿的榜样。可2012年研究生毕业以后，其户口从城市迁回农村的故事，成为当地农民日常闲聊的笑话。虽然从2012年以后彭先生户口上显示为农民，但并没有获得和普通农民一样在生育上的平等权利。
彭先生说：“2013年第二个女儿出生，按照计划生育条例，第一胎为女儿的农民可以生育第二胎。可就在孩子出生后的第5天，乡镇计生办和县计生办执法人员上门征缴社会抚养费。理由是当时两口子2009年登记结婚的时候户口为非农户籍，结果被强征了2.2万元的罚款。”从此以后，周围的人都以彭先生为城市化失败的反面教材。周围的农民都说：“读书有什么用，读完研究生最后还是一个农村户口，生个二胎还被罚款。”因为周围的嘲讽和讥笑，如今彭先生都不愿意在老家农村久住，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住几天。偶有邻居到家里来闲聊，彭先生的父母都要告诫亲戚或朋友家的孩子：以后再也不要把户口迁到城市去了，自己儿子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彭先生和很多城市市民一样拥有强烈维权意识，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会进行抗争。如2016年4月围绕着一桩“江堤护坡修建过程中施工方规划失误造成对彭先生宅基地破坏及其补偿问题”的网络上访维权行动的实施，彻底破坏了其与基层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此次维权虽获成功，但正如彭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一次网络维权行动成功，但彻底破坏了与村委会干部的关系，村委会干部说：念了博士有个屁用，不见为村里做好事（捐款），专门给村里工作添堵，这样的书念了还不如不念。”
在彭先生看来，当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用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本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可在村干部眼中此次维权行为的发生，导致他们被上级领导狠狠批评，使得他们在村中的颜面尽失。他们为了宣泄心中的不快，在村中几乎逢人就会提及此事。当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后，彭先生一下子被周围的人贴上了与村干部争斗的刁民标签。原来和彭先生交往频繁的人以及村里朋友，也都不愿意和他交往了。
曾几何时，张先生和彭先生也算是村里最先走入城市的农民，怀着满怀的期待试图融入城市生活，并逐渐适应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城市人的交往模式。可是由于户籍制度上将公民人为地区分为市民和农民，造成了市民和农民在享有公共权利和福利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张先生和彭先生最终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正如文军指出，市民和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农民市民化就是要在社会权利上实现平等对待，给他们与市民同样的公民待遇［29］。正如张先生所言：“投胎是门技术活，希望我的孙子他们以后能在西安这些大城市安家落户，真正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从张先生的讲话中不难读出他对当前这种二元体制下无法实现市民化的苦闷与无奈。
笔者认为，有学者将当前的农民工［30］和大学生［31］的“离城返乡”现象视为“逆城市化”现象，是根本没有看清这种二元体制造成的空间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离城返乡现象简单地视为“逆城市化”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发生的前提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地迁移。不同于中国社会将公民人为地划分为农民和市民，美国公民的户籍和身份是同一的，不存在农民和市民之分。而美国公民的迁移是一种家庭自发行为，即便如此，美国逆城市化现象也客观上造成了富人和贫民在居住空间上的区隔，而这种空间上的区隔事实上造成了不同阶层的公民在获取公共空间资源上的不平等。如富人生活在生活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很好的乡村，而穷人生活在社会治安和环境问题突出的大城市的贫民窟。
正如涂尔干指出的那样，“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分，根源在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这种情感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32］。空间并不只是提供给行动者互动的容器，与此同时人们互动过程中亦会实现“空间生产”［33］。这种离城返乡群体空间上的变化，实际上造成了公共利益和资源分配不公的空间区隔。为此，笔者认为，当前所谓的“逆城市化”是一种“伪逆城市化”［34］，“市民化”不仅仅是生活空间的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职业非农化，更重要的是城市户籍制度准入机制公平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公平化，本质上是“市民化”不成功的产物。只要城市内部的二元对立不取消，只要那些城市农民工无法获取和普通城市市民平等的获取公共资源分配的机会，这样的“伪逆城市化”现象还将继续加剧，最终是否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愿再从土地上分离出来，最终是否影响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些问题还有待以后进一步观察。
对两个“离城返乡”个案的剖析，恰恰证明了他们“市民化”的失败。前文已经提及即使在当前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农民工和大学生回到农村的比率也很低。虽然返回了农村，但他们职业上的非农化、生活方式城市化，造成了他们与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之间在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上严重的裂痕。以至于他们难以融入乡村空间，最终导致他们处在被乡村社会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面临着自我认同危机。原本这些最早走出农村社会的群体，当年可能是最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的群体，如今却被城市抛弃，迫于无奈回到了农村。
对于当前大学生群体中户籍上的“农转非”现象，沈东认为这是“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实践，并关注大学生的发展需要，是对前期城市化进程中的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回应”［35］。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恰恰未能注意到当前“离城返乡”背后所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可能会消解统筹城乡协同发展的初衷，更有可能会使既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结构的心智化。当知晓彭先生市民化失败的案例后，现在同村的刚入学的大学生几乎无人再愿意实现户籍上的“农转非”，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奢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甚至认为这样的城乡二元制度就挺好的，他们已经默认了当前城乡体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不合理的合法性。因为在普通村民看来，就连那些拥有强大经济资本的张先生和拥有一定文化资本的彭先生，尚且无法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他们更不愿意脱离现有的小农生产方式。为此，强化既有的“人-地”关系，在此情境下是否会导致现有的“城乡二元关系”内化为某种具有实践感的信念（Docx），并最终起到维系既有体制的合法性的作用呢？而这样的离城返乡现象所呈现的居民生活物理空间的变化，究竟会与城乡一体化发展一致还是会强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36］？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能不引起当前学界的关注。
正如福柯曾指出，对权力的阐释不能仅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来分析权力的支配，而应该重点关注权力实施和运作策略。“谁在设计我的行动、谁在迫使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37］，这事实上关系着空间内资源争夺以及如何分配的问题，“空间的定位是一种必须仔细研究的政治经济形式”［38］这种敏锐的洞见，同样需要引起学界对农民工和大学生“离城返乡”现象进行深入反思。
参考文献：
【1】Brian J，L Berry. Urbanidation and Counterurbanidation［M］.CA：Sage Publication，1976.
【2】［日］山田浩之.西欧的反城市化［J］.经济学人，1983.
【4】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J］.史学研究，2002（2）.
【5】廖筠.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问题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3（6）.
【6】陈伯君“.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的发展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J］.社会科学研究，2007（3）.
【7】郭文婧“.逆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契机［N］.新农村商报，2010-8-25.
【8】【26】【30】沈东.当代中国农民工逆城市化的实践及反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2）.
【9】【31】【35】沈东，张方旭.从“农转非”到“非转农”：大学生逆城市化流动的个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