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刘阳子的新作《谎言后备厢》及其与雷蒙德·钱德勒作品《漫长的告别》的关联。文章从人物、主题、叙事等方面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并探讨了现代都市背景下阶层冒险故事的时代背景。《谎言后备厢》中的主人公老刘与马洛有着相似的特点，而故事高潮部分的老刘驾驶汽车逃亡的段落受到作者的高度评价。最后，文章还从城市文学的角度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思考。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故事关联性
《谎言后备厢》与《漫长的告别》在人物、主题、类型、风格等方面存在隐秘的关联，尤其是都涉及到现代都市背景下的阶层冒险故事。
关键观点2: 文学与城市的关系
文章探讨了当代文学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指出《谎言后备厢》所描绘的新造北京是当代文学中期待的故事类型。
关键观点3: 叙事技巧与城市情感
文章强调了叙事技巧在《谎言后备厢》中的重要性，特别是老刘驾驶汽车逃亡的段落，展现了人与城市的亲密关系和告别的情感。
正文
刘阳子《谎言后备厢》，《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4年3期
刘阳子：当痛苦的欢乐不再为人称道 |《谎言后备厢》创作谈
文|贾想
我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侦探小说，《漫长的告别》。在翻看《谎言后备厢》的日子里，我数次想起雷蒙德·钱德勒这部他自己“至为得意”的作品，想起小说中淡漠而优雅、锋利而深情的私家侦探马洛。读完《谎言后备厢》，我从书架上找到《漫长的告别》，将两个故事摆放在一起。我想，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完成了二者的滴血认亲。
我会被两种故事唤起感情。一种是天外飞仙的故事，完全的陌生，绝对的原创，文学血统的基因突变。这种故事为文学史提供着叙事原型。创造这种故事的作家，往往是一个流派乃至一种主义的开山鼻祖。另一种是似曾相识的故事。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被这个故事唤起一系列朦胧的回忆，关于某个母题、某人个物、某种语言。你会感到这个故事与另一个文本（很可能是某个原创性极强的经典文本）遥相呼应，感受到一张文学的家族谱系图缓缓展开。如果说，第一种故事给予我的是创造性的战栗，那第二种故事则让我体会到互文性的乐趣。文学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停滞的；而是互联的，敞开的，流动的。这让人安慰。
在雷蒙德·钱德勒的故事里，马洛这样介绍自己：“我独来独往，没结过婚，人近中年，不富有。……我喜欢喝酒、女人、象棋和另外几样东西。警察不怎么喜欢我，但有几个我还算合得来。我是本地人，出生在圣罗莎，双亲都过世了，没有兄弟姐妹，有朝一日要是我在黑暗小巷里被做掉……没有人会觉得他或她的生活忽然掉进了万丈深渊。”——要我说，这几乎就是《谎言后备厢》男主人公老刘的简介。在老刘的身上，我看到了马洛投下的影子。无牵无挂，独来独往。铁骨柔情，愤世嫉俗。现代都市的游荡者，命如草芥的无名小卒。年近中年，喜欢酒和女人。依靠危险的营生过活，但总可以逢凶化吉。
最有趣也最值得分析的是，两个人都开着一辆老爷车。马洛开着一辆奥兹（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汽车品牌），而老刘驾驶着一辆老富康。这辆车，是主人公相依为命的兄弟、朝夕相处的情人、逃出生天的救星和无家可归之时的旅馆。“中年男人与他的私家汽车”——这绝对是城市文学当中的经典搭档。私家汽车给予了一个男人在城市森林中穿行的自由，以及最可宝贵的私密空间。因为私家车，男人能够在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之外，觅得一个秘密基地，停泊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在移动的自由、空间的私密与精神的出走之中，发育出了全新的叙事——“在路上”的叙事。私家车诞生之前的文学与诞生之后的文学，从此完全不同。这就是现代交通工具引发的叙事革命。
除了人物，两个故事在主题上也隐秘相关。简言之，《谎言后备厢》与《漫长的告别》，都是“阶层冒险”故事。一个大都市的边缘人、底层人，阴差阳错闯入上流阶层（明星、富人）的宅邸。上流阶层的住所，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冒险空间。这个空间的基本特点是：面积巨大、结构复杂、对外封闭。对于底层人，这里进入之前是堡垒，要想办法从外攻破；进去之后是迷宫，要想办法从中逃脱。在这个空间的最核心，隐藏着一个权、钱、色的交易场所。因此，从罪与罚的意义上，这里还是索多玛和蛾摩拉演变而成的现代幻景，带有淫乱与放纵的原罪色彩。
《谎言后备厢》当中，老刘的对手，美籍华人、金融大鳄沈轶岩，就居住在这样的宅邸之中，他在空间的核心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索多玛。这个神秘、森严、藏污纳垢、危险重重的空间，为小说最后“逃出夺命岛”式的营救情节创造了条件。最终，老刘所代表的平民正义集团，攻破了堡垒，捣毁了索多玛，逃出了迷宫，取得了“阶层冒险”的胜利。
《谎言后备厢》与《漫长的告别》的相似，是类型上、风格上的相似。从人物面临的具体危机看，《谎言后备厢》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老刘面临的危机，是“欠债”。他欠了三种债。一是“经济债务”。因为合伙人拿钱跑路，老刘的项目产生了亏空，之后又因为顺走富人沈轶岩的一块名表而陷入新一轮债务危机，这是整个小说最表层的叙事动力。二是“关系债务”。他拿走了沈轶岩丢在陈如倩家中的名表，导致陈如倩被沈轶岩软禁，因此，他对陈如倩是一种亏欠的心理，这是他铤而走险、深入虎穴解救陈如倩的动因。三是“道德债务”。老刘从事的工作，需要他不断用谎言来获取信任，他欺骗甲方，欺骗手下的大学生，欺骗警察，为了圆谎不断编织更系统的谎言。他的诚信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这让他陷入了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危机。
故事最后，老刘一一还清了这三种债务。他拿到了项目资金，解除了经济危机；他救出了陈如倩并帮她对付沈轶岩，解除了关系危机；他扳倒了暗中进行肮脏买卖的上流阶层，实现了正义对丑恶的胜利，借此解除了自己背负的道德危机。故事讲得规整、成熟、圆满。
“我的北京黯淡了。”《谎言后备厢》这样开头。雷蒙德·钱德勒笔下，马洛也经常发出类似的感慨——对心爱的城市物是人非的感慨。
马洛生活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老刘生活在2010年代末的北京。从洛杉矶和北京的城市发展史看，二者处于同一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城市化轰轰烈烈，资本高歌猛进，新的浪潮与泡沫拍打普通人的躯体。资本的高速流动、增殖、分化，造成社会阶层的快速变动。一个定位为世界级的大都市，急于完成自身的新陈代谢，于是老市民阶层衰落，资本新贵崛起。马洛也好，老刘也罢，都是衰落阶层的代表，是即将被历史代谢掉的那部分。他们与那个过去的洛杉矶、过去的北京更为亲近，对被资本吹得膨胀起来的浮夸城市感到陌生，感到敌意。他们拒绝跟随浪潮，拒绝跟随时尚。于是，他们开老爷车，听过时的音乐，嘴边说着上一代人留下来的烂梗，在城市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似乎这个城市的富饶已经归于他者，只有无尽的道路和冒险属于他们。他们是不可救药的“怀旧病”患者，怀念的不是乡村，而是一个已经旧掉的、褪色的城市。
这正是让我感到新鲜的。当代中国文学，多数还在乡土叙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中轮回。即便在现实中，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我们文学的城市化依然在缓慢推进。总体上看，中国当代作家还没有完成转型，即便是最新一代的作家，基本还是城市文明的外来者。所以，《谎言后备厢》是可贵的，这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孩子所写下的故事，没有泥土气，没有不适感。这个故事中的北京，不是皇城如海的北京，不是京派文化的北京，也不是部队大院的北京，是十几年来刚刚拔地而起的、新造的北京，一个高速发展过程中热气腾腾的北京。对我而言，这才是今天的北京所期待的那种故事。
故事的高潮，老刘驾驶陈如倩的车，在京北的高速公路上逃亡。车的行驶节奏与故事的行进节奏合二为一，叙事就是驾驶，驾驶就是叙事。这是我最喜欢的段落。因为叙事技巧的娴熟，因为叙述姿态的优雅，最重要的，因为这一段写出了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之间的亲密。北京的每一条路都值得信任、值得托付。叙事，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告白，进而成为了一种告别。对一座城市的漫长告别。
我想起《漫长的告别》，想起马洛在与情人离别时的那句话。
“法国人对此有个说法。那帮混蛋无论对什么都有个说法，而且往往正确——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点。”
贾想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市作协会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媒介文化与网络文艺批评，兼及诗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