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逆旅人间

做梦。毫无用处。当人们的目标是灵魂的时候，物品便没有任何用处。

——[法国]罗贝尔·潘热《某人》，李建新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第19页

让孩子成为爱上学的儿童可能并非易事。或许是受够了幼儿园里的吵闹，期待与更多新同伴玩耍吧，我的两个孩子从上学第一天起就把学校当成了游乐园，每到上学日，他们连早饭都吃得很潦草，心神不宁地闹着让我们带出门上学，其实，北京方庄芳城园艺术小学离我们住的那座26层的高楼不足百米。踏进这所学校的时候，儿子们六岁半不到。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离家也仅百米之遥。1970年3月1日，已经八岁的我才迈进学校的大门，比儿子们大了一岁半。

一个微风和煦之夜，为保持体力和身形，我装扮成热爱生活的人，顶着寒风在小区里走形式，假装散步。路过一排静静地等待深夜再次被翻检的垃圾桶，我忽然问妻，为什么我上学是八岁，而不是一般人的七岁。四只垃圾桶好像听见了，只是不吭气，它们真能装，只有味道，不出声响。我再次问妻，按说七岁就可以上学了，为什么我所有的履历表上，填的都是“1970年3月，进入内蒙古磴口县三完小读小学”？妻说，就是这个时间，1970年3月，我刚满七岁两个月，你在一班，我在三班，这有什么，八岁就八岁，八岁又不犯法。于是，我们就跨过了八岁这个陈腐而无解的话题，走过一个个被忍冬装饰的大窗。所有大窗户早已得到窗帘的巧妙遮挡，那些滞销已久的布匹，从不同的机器里被纺织、印染、剪裁、缝制出来，获得了被悬挂在室内的资格，呼吸着定制装修的不同味道，此时正聆听着房内主人们的行走响动和言语声音，它们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地域来源、纤维组织结构，以及应固守的底色，它们做了偷听者，时而开心，时而委屈，抑或无可奈何，就像我八岁上小学，带着几分欢喜与侥幸，同样被自己脑部沟回接受，留待记忆劐取一切。

去他的那些不准确、不可靠吧，八岁就八岁。既然花色不同，诉说或被诉说就不必刻意。能被记下来的，若不为吸引人，便抗拒故弄玄虚，每一次发生，均将拥有一次闪失或偏移，让原本的意义靠边。迟早有一天，捕捞到的吉光片羽，会将记忆铸造为即将成形的蓄水池，等待河水涌入，不惧怕水分以任何形式蒸发。每年每月每天，接纳新的进入，拒绝新的流失、新的脱离。离是脱的借口，脱是离的结果，记忆永不合上自己的嘴，吐纳，呼吸，收放，等待时机，头脑将过往筑为文字之堡，令心绪有所寄寓。

学校里盛满不停与老师斗法的小伙伴，他们没一个愿意安分守己。当我背着姥姥亲手缝的书包，加入小小校园里一个个喧闹的人群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所有的胡闹、谈笑、放肆，可以从我记忆的大牢里跳出来，在文字构成的花园里复活。

复活，不管动词还是名词，都充满悖论，只要复活，便意味着返回一部分生活，遮蔽另外一些场景，活着的今人诉说昨天或前天，消逝的一切，在日夜兼程地等待重新整合与拆分。此时我面对电脑，鼻孔仿佛仍能嗅到小伙伴们打闹时散发的体味，耳边回荡起课间的各样笑声、喧哗，一次叫骂胜过三次玩笑，一个句子会打倒经年友情，往事一次次沦为顺序的拆解，好在我无力还原所有的完整，就让那些全靠边吧。我发现，还是英国作家A.S.拜厄特说得好：“很多坏作家是受自己不熟悉的环境的刺激提笔落纸的，比如休假、旅游、行走。”我不想受刺激，我只想复活记忆。

比如，彼时站在操场上的队伍里，立正、稍息、解散，风呼啸着扇在脸上，你一定不喜欢这种被支配的感觉，但坐在电脑前，头脑里的一切被你支配，却是你擅长的。无数个白昼与暗夜，一次次回望，那场景、时间、人物，所有的发生，即将导致的，均将过去的，一次次起承转合，一次次免去思索中的刻意。记忆的残垣或废墟，在时间的流逝中一再得以延缓，坐在这里，往事的书包，一次次背起又放下，远离现在，更名过去，让来不及仔细筛选的一切，重新聚合、拆解、再聚合。能量不会戏弄灵感，回忆挽救结局，任何诉说的止损，阻滞结束，或带来意想不到的亢奋。

只有灵魂之堡平地而起，心才可寄寓，肉身之旅，充斥着废弃物、琐碎，长满脂肪。固然，八岁时我还没有脂肪。1970年3月1日，我肥大的棉衣棉裤套在身上直晃荡，脚上黑色条绒棉鞋不断积攒着灰土，但迈出家门时，依然轻快、迅疾、自得，我庆幸自己终于上学了，不像在小儿书里无数次看到的，因家境过于穷困或受地主老财压榨而不得不躲在教室外面觊觎教室里的小伙伴们。

我挎着姥姥手工缝制的粗布书包，颜色忘记了，不，是蓝色的。布原本是白色，缝制之前，我被打发到百货商店，买回一包深色粉末，打开，撒入锅里煮染，布，于是变蓝，她的手也变蓝。想到我会与新伙伴在家属院之外的地方聚首，就会兴奋异常。我一路蹦着跳着行进，听得见铅笔盒在书包里的颠簸和吵闹，铅笔盒，虽不是铁凝小说《哦，香雪》里那种让主人公羡慕不已的、带磁铁的那种，但毕竟是金属的，铅笔、橡皮、尺子、转笔刀，一路碰撞，声响让人兴奋。兴奋可抵消其余。天气尚寒，我不戴帽，头发蓬乱，脸蛋微红，踏过坑洼不平的道路，时而可见莫名其妙的物件：一段不知从哪儿被刮过来的树枝、一块圆溜溜的小石头、一张字迹模糊的报纸、两三个玻璃碎片，脚上脆弱的鞋子，被虎视眈眈地盯着。

走完前面五十米不到的一段距离，穿过那个窄窄的、贴着巨大红色对联的通道，进入自己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那满院子一砖到顶的平房，坐北朝南，门窗蓝色，让人踏实。北部联排平房形制统一，办公室、广播室、教工宿舍、锅炉房、水房、食堂等一应俱全，因地势稍高，对南边六排教室形成俯瞰之势，坐镇总览着教学区。六排教室每排五个房间，容纳五个班。学生每升一个年级换一次教室，钉在门框右上端的班级木牌不必移动。我被分到了一年级一班，从此就一直在一班。“一”，是开端、样板、模范，给我比别的班更高级、出色、领先的错觉，也因此，我对即将到来的校园生活更加充满憧憬。

学校，历来是孩子们争取作为孩子权益的地方，在这里，大家玩耍、游戏、争吵、打闹，以自己的方式对抗家长、大人、老师，与各种约束、管理和监督斗法，但又很难逃出管束。关怀、保护、宠爱，只是“大人”的一厢情愿，他们永远俯视、瞭望、监视、督查，将自己的所知、喜好、思考投射出去。未上学之前，我并非一无所知，家里的书本，外面的电影、广播、报纸、墙壁上的画，便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教育。母亲喜欢用蘸水笔写药方——雷米封、利福平、链霉素、维生素B2、维生素B3，派我到县医院开药，我早早就认识了这些字。在她好些的时候，讲《西游记》故事，为我和妹妹复活孙悟空大闹天宫、师徒四人战妖斗魔的场面，书里的字不认识，但发出的声音和编织的画面，早已嵌入脑海。父亲则偶然拿出一片纸，在上面写一串数字，列加减乘除算式，或以异常潦草的汉字，连缀出语句，考我们认识多少。跨入一年级一班那扇蓝色木门的时候，我不想承认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毛孩子。在教室里坐定，最初的忐忑消失之后，我开始渴望神奇的启发，富于趣味的冒险。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母亲是语文老师，只是没有给我上过课而已，结果，在珠算课上曾经批评我“自大一点臭”的何老师，却执意说她替我母亲教过数学。记忆的错觉令我始料未及。母亲额头光洁，面色温柔，步履沉稳，咳嗽不断，疾病将她挡在课堂之外，以自己的小家为唯一营盘。彼时，她时而抬手拢起、拨开一缕缕碎发，或伸展双手，只见指甲饱满、隆起、根部发白，呈新月形，手背上有不可避免的瑕疵，黑点、粉刺、浅斑、疤痕，每一丝变化都让她出神，她手指并不特别纤细，在为我们示意书上那些笔画繁多的汉字的写法、耐心回应我们异想天开的奇妙疑问时，我经常将之与父亲的手指相比较。

住在充斥着教师的三完小家属院，我对周围的大人略知一二。他们上班时拥有与一脸严肃相匹配的教师本领，下班后则光环尽褪，变得琐碎平庸，挑水，劈柴，垒鸡窝，与老婆拌嘴，讽刺他人无能，指使孩子捡煤核。只有我的母亲不这样，她守着自己的疾病，永远在积攒自己的精神，以便与咳嗽、气喘、痰液搏斗，她最缺乏好为人师的习气，宁愿指出我每次撒谎时那些不攻自破的细节，不愿教导我早睡早起、吃饭不吧嗒嘴、喝汤别出声，她很难避免让孩子看到自己的寂寥。清醒像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弱项，偶尔以富于感性的面目，泄露母亲骨子里的悲观。她最能感染孩子的是自己的表情，一个甜美的微笑、一次偶然的翻脸，都让我们久久难忘。与她教会我一个笔画过多的汉字，或让妹妹列对一个算式相比，她责备我撒谎时的严厉，才最让我羞愧难当。小时候我最爱撒谎，最喜偏离正常的路，在歪径、侧路或斜道上，找寻暂时的刺激，等待侥幸过关。每逢此时，母亲必会第一时间回敬我以持续的注视，以及不肯饶恕的冷漠。

与母亲相反，在遥远的1958年到1973年间，一直辗转于不同中学教授生物和化学的父亲，则兼具教师的威严与说教者的自信。我小学五年级时，他曾检查过一次我的暑假作业。在这仅有的一次偷袭中，我数学演算的混乱，组词造句的丢三落四，被他白皙而灵巧的手指逐个点出，三两分钟之后，我在畏惧、羞愧中流下可耻的眼泪，而他则以我在鲁迅作品中刚刚读到的那种“痛打落水狗”般的专业，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哭管个屁用！”我从此明白，哭，这种泪水伴随声腔运动的行为武器，在男老师面前永远不会奏效。我这个历来吝于泪水的“狠人”，这次哭得颜面尽失。

爱好开出的花朵看似偶然，其实是老师栽种的必然果实。母亲作为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以《西游记》开启我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唐僧、孙大圣、猪八戒、沙僧四人的感染感召，催化我对文字的敏感、好奇、痴迷，使我乐于转述故事，咬文嚼字，滥用古语、谚语、成语、歇后语。语文老师手持我的作文，当堂朗读，不吝夸赞，令我膨胀。亲戚们调侃我是成语迷，半是打趣，半像欣赏，更煽动起我对语文的偏科。写作文，别的孩子视为畏途，我则遨游其中，乐趣无穷。

而我两个调皮的儿子，则被一个名字里带“寅”字的可爱女老师带向了对美术的偏好。这位老师胖乎乎，个子不高，虎头虎脑，她在北京育英学校开办儿童创意画班，理念是：每个孩子都是创意大师，没有学不会的，只有教不好的。两个孩子本来从小一起玩大，喜欢躲在房间里涂涂画画，一沓使过的纸翻面，只要躺在他俩面前，上面就会长出小猫、小狗、熊猫、企鹅，以及老鼠搬家、三个小和尚、宫崎骏电影里的画面、米老鼠唐老鸭，还会长出房子、汽车、高山、河流、火箭、大炮……儿子自从上了寅老师的绘画班，便惯于天马行空，让奇思妙想转变为更奇妙的线条，复活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妖魔鬼怪的可笑笨拙，老大在这个班上迅速脱颖而出，作品被选中参加美术夏令营，八岁时随寅老师远赴深圳，参加画展，对绘画的爱扎下了根，最终决定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

而在我们上小学的那个年代，刚经历浩劫的老师们心有余悸，学校处于半放羊状态，没有作业和考试。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配以长篇编者按语，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本来这位小学女生只是在自己日记里简单批评了几句班主任对学生的处罚方式，没想到却在全国中小学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黄帅，短发齐耳，衣装朴素，红领巾永不摘下，连名字都那么英姿飒爽，难免激起我们对北京，对北京学生的想象、羡慕、嫉妒，以致蠢蠢欲动，很想尝试仿效。理由很简单，连女孩子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1974年春季，刚跨入四年级门槛的我，珠算一窍不通，痴迷舞文弄墨，自信与自怜、高傲与谦卑矛盾地混杂着，激烈地冲撞着。一日体育课上，刚从师范毕业的年轻老师发飙，大声责骂课上不停说话的小个子冯同学，无效后忍无可忍，终至揪着冯同学的耳朵，将他逐出队列，罚站大半堂课。冯同学课后的哭泣激起大家的愤怒。“瞧你那点出息！”“别给哥们儿丢脸了！”“为什么不找找老师评理！”大家一边责备，一边打抱不平。刚学过写大字的我一时鬼迷心窍，提出干脆写张大字报。白纸、墨汁、毛笔，唾手可得，说辞、推理、批判语，大家临时凑。于是，就在四年级一班的教室里，趁放学后，由我执笔，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居然炮制出一张“大字报”。管不了词与词、字与字的搭配，学大人腔，装豪迈，胡诌，空洞，枯燥，剃掉“死敌”，用了“顽敌”，不懂“残渣”与“余孽”的区别，居然连“不共戴天”“誓死捍卫”“言之凿凿”也敢用，这些词汇像一个个称手的帮凶，掩护着我们的自大，故作高深，涂抹事实。这张大字报实名出场后，校领导没有批评，班主任也不表态，当事人体育老师沉默，即使体育课上再次见到我们，他也未表露不悦。就这样，词语掩藏马脚，喧嚣保护出格，文字令柔软坚硬，“反潮流”让真伪边界模糊。后来，在那个简陋的操场上，我用余光瞥向年轻的体育老师，他的无辜、无奈、无助，被我捡拾到。彼时，我内心向下一坠，像有灰尘，从树上意外抖落。整个学校，唯有他接到了一张大字报，别的老师颇感意外，且为自己感到侥幸。

1975年7月，当我站在县里唯一的照相馆五层高架最高一层的正中间位置，穿白衬衫，戴着红领巾，闪光灯在眼前闪过的时候，唯一闪现在脑海里的，居然还是那张“正确”得无人置评的“大字报”。

能够记起的总是无法忘记，忘记的，则再也无法挽回。忘川不似马里亚纳海沟，深邃得不知有多深。记忆与感觉的回流，我们一辈子在拼命追溯，直到侥幸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记得1975年那个秋天，凶猛的风沙来得格外早，像是不愿我与小学一刀两断。之前于酷热煎熬中，我已经在离家相距不过半公里的中学校园那面长方形公告墙上，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名字。初中编班从64班开始，到71班结束，越过由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名组成的丛林，在几近看不到尽头的行列即将结束之处，我看到，自己被分至倒数第二个班级——70班，这让我有些莫名沮丧。小学时我在一班，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打头一直打到底，如今，我不得不陷于倒数第二的际遇。

不过这倒没关系，我相信学校必有伯乐，盼着自己现有或潜在的能力及时被发现。班主任头颅硕大，发型“三七开”，加之普通话标准，身形矫健，表情丰富，给人信赖感。物理课上，他以娴熟的手势、灵活的口才、准确的列图，为我们演示过势能的意义，有“势”才有“能”，但我理解，“能”却不一定导致“势”。班主任最终选一位个头高挑的女生担任班长。该班长额头平滑，洁白的牙齿易于外露，脑后两只小辫儿永不变长，她只在需要的时候使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人联想其家庭背景。诞生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里，她很可能是父母宝贵的偶然所得，却毫无“娇骄”二气，见过世面的那种成熟、适中的活泼、时常显现的沉着，让大家迅速接纳了她。

初中时我每个同伴都英俊、帅气、蓬勃，再贫瘠的生活，也无法掩盖荷尔蒙初发带给我们的肉身实惠。大伙儿像是白日之神，作为男生，毛发粗硬，喉头凸起，眼看着自己身边的女生脖颈变白，行走摇曳，线条初现，发出诱人信号。荷尔蒙如夜晚之魔，潜伏于难以发现的暗处，令我们躁动不安，“女——孩——”“姑——娘——”“女——人——”，这些字眼在男孩们的心目中永远含义万千。我后来想，那些亲爱的女生，是否同样会为男生们日渐宽阔的臂膀而走神，控制不了自己的大脑，抑或，也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联想起偶然嗅到的男性体味，渴望迎接刺激，探向更多的未知呢？爱、欲、情、思，男生女生彼此的神秘所导致的紧张，在初中时代已呈现剑拔弩张之态，双方都在渴盼冲破阻碍，获得更多认知与启蒙。

班主任的眼睛并不大，但目光深邃，洞若观火，在他看来，青春期男女对彼此性别和身体的神秘感，最具危险性，自我探索的意识闸门一旦打开，便再也无法关闭，直至酿出事端，神秘感必须及时打破。敞开接触，充分了解，打破神秘，相处方能得体。为此，班主任热心组织班级各类活动，鼓励男女生公开来往，相互帮助，消除彼此神秘感。当其他初中班学生视男女之为大防的时候，70班的男生女生课后经常结伴出行，相互串门，一起聊天，来往自由，落落大方，使得之前的想象、好奇和猜测烟消云散。

女班长的家是我们男生女生共同的重要目的地。夏季，在她家陈设简陋的客厅里，我见到了她那位让我惊为天人的美丽姐姐——面庞姣好，优雅娴静，双脚天真地赤裸着，摄人心魄。她们在县里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双亲，不苟言笑，讲一口好听的普通话，而女班长只在某些公共场合特别需要的时候，才使用父母传给自己的普通话，她在同学们面前从不显现自己的特长。彼时，全国人民的居住空间都不大，我们男男女女一伙初中生，经常不合时宜地突然出现在她家因人口众多而本已非常狭窄的门厅里，不得不与她的兄弟姐妹及家长一起，面对面，脚挨脚，或坐，或站，挤在愈加拥挤的空间里，东拉西扯地分享着一些临时凑合的话题，体会着不同家庭的不同常态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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