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乡村振兴理论与制度供给丨2018清华同衡学术周

刘教授认为，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中对“农村”的研究是不够的，被列在三农的末端。他指出， 村庄是乡村社会的制度装置，是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发生的地方，体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独特秩序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真正促进了三农问题回归三位一体。

而如何界定村庄？刘教授提出要以动态的眼光观察乡村的结构变迁，重点看两个维度，一是农民跟土地的关系，二是农民跟村庄的关系。“ 工业化、城市化等不同结构变迁方式导致农民与土地、与村庄的粘度变化不一。 农民离开土地到异地去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和农村的关系才开始真正的松动，但是仍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粘结”。

刘教授提出，要避免脱离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来分析村庄的倾向。看乡村振兴，首先要认识到，当前的 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阶段 。乡土中国的特征是：“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为治，植根于土”。而城乡中国对应的四个特征是：“乡土变故土、农业已经告别过密化、乡村变故乡和城乡互动”。城乡中国是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是乡村振兴研究的大背景。

刘教授重点分析了当前城乡中国新的农民、农业、农村和城乡关系的变化。

他首先指出要重视当前农村社会中农民的分化和代际变化。“我们在乡村里再也找不到清一色的农民了。”他认为 最重要的代际是农二代，他们跟农业、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未来的去向是去农业化和入城化 。“未来农二代落叶归根，入城倾向更为强烈，他们在县城买房，小孩的教育也主要在县城。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代际变化具有不可逆性”。

其次他认为农业的内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认为农业就是粮食农业，但 未来的农业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一种新“经济活动”，正在变成多功能产业形态 。

对于如何看待村庄的演化？刘教授认为， 一是 村庄分化不可避免，要区别对待； 二是 村庄也在出现适度集聚的现象； 三是 村庄内部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值得重视。

最后，刘教授提出 城乡互动与融合是自下而上的 。单向城市化正在转向城乡互动，体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在城乡之间的相互配置。城市对乡村的需求正在上升，城乡要素流动不再是单向的。同时城、镇、村功能分工更加明确，城市和乡村形成两个维度的共荣共生。

最后，刘教授提出 乡村振兴需要有效的制度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