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财经麻辣姐
如果说古典文明是谴责“见利忘义”，那么现代文明就是讴歌“利即是义”，翻译成当下流行语就是“商业是最大的行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判词是“商人和制造业主”向贪财的国会兜售的一套贸易保护的谬论。
所谓的“东亚奇迹”，其实就是重商主义的奇迹。
翻开任何一本负责任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介绍的第一个学派必定为重商主义。当然，也有一些故作高明的作者会给你一竿子扯到古希腊，大谈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更有甚者扯到孔子和管仲，这就有点牵强了。
不是说这些先贤大哲们的思想中没有经济的考虑，而是说，在整个古典文明时期，无论东西方，哲人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是人的德性问题。即使涉及到经济问题，也是放在“经济因素如何促进人的德性”这个框架下来考虑的，正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不过，现代历史证明管子想错了，仓禀实未必知礼节，衣食足也未必知荣辱。
经济学真正从“德性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并最终在当代加冕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其过程和现代启蒙运动同步。自由主义先驱约翰·洛克首先提出，追逐个人财富是人的自然权利，而公民社会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公然和整个人类古典文明叫板，由此划出一条清晰的古典与现代的“楚河汉界”。如果说古典文明是谴责“见利忘义”，那么现代文明就是讴歌“利即是义”，翻译成当下流行语就是“商业是最大的行善”。
总而言之，启蒙思想让个人和国家，都得以从德性追求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终于可以正大光明、一心一意地追逐财富了。因此，重商主义作为现代经济思想的第一个重要流派，而且碰巧在16—18世纪和启蒙思想同步登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意思的是，所谓“重商主义”，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由一群英国学人组成的自觉学派，而是散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各个小册子中体现出来的共同思想。这些小册子的作者身份五花八门，有商人，有冒险家，有国会议员。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曼，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判词是“商人和制造业主”向贪财的国会兜售的一套贸易保护的谬论。事实上，连“重商主义”这个名词，也是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赋予其含义。翻开《国富论》，你会发现斯密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批判重商主义。毫无疑问，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愚不可及的理性混乱的产物。
因此，与其说重商主义是一个学派名称，毋宁说更像是一个由斯密追封的谥号。重商主义作为学术思想可谓短命，一出生就被判死刑。由于斯密在经济学界的祖师爷地位，重商主义300年来一直背负骂名，除了个别“逆徒”，无人敢为其翻案。
那么，重商主义到底主张什么？斯密为何要将矛头对准它？教科书上会告诉你，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包括：
❶ 金银等同于财富，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促进金银流入；
❷ 鼓励廉价原材料进口，以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
❸ 限制制造业产品进口，对制造业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❹ 大力鼓励本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以赚取贸易顺差；
❺ 重视人口增长，保持低工资。
是不是觉得这些政策主张听起来很熟悉？没错，只需要把“金银”改成“美元”，就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促进政策完美契合。正是这个被斯密批得体无完肤的重商主义，在300年后竟奇迹般地成为中国经济绝地反击的武功秘籍。练这套功夫的人其实不少，前有日本，后有亚洲四小龙，中国不过是一个小师弟。
重商主义之所以被抨击，说到底是因为它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冲突。据说重商主义的主要谬误包括“将金银等同于财富”以及“将各国竞争视为零和博弈”。而其中被认为最致命的谬误是，根据休谟提出的“硬币流动机制”，一个国家追求长期贸易顺差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重商主义注定是一个“自己打败自己”的结局。
其推理过程大致为，长期贸易顺差将导致金银（在现代则为美元）的大量流入，从而造成国内的物价上涨和工资上涨，进而使本国产品失去竞争优势。最终，积累起来的金银（美元）将不得不用于购买国外产品而消耗殆尽，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个推理看上去无懈可击，但吊诡的是，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后来实行重商主义的东亚各国，都没有出现休谟所预言的情况。历史的真实是，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积累起的财富和技术，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急剧上升，国力急剧膨胀，最终缔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日不落帝国。
同样地，在现代实行了重商主义的东亚各国（包括中国），通过长达数十年的贸易顺差，积累起庞大的美元外汇，但并没有发生想象中的本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从而使本国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的情况。
历史的真实是，二战以后，只有实行了重商主义的亚洲四小龙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从中低收入经济体变为高收入经济体。所谓的“东亚奇迹”，其实就是重商主义的奇迹。而中国更是凭借自己的体量和效率，把这套功夫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才有了今天的世界“老二”地位。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斯密以及他代表的整个古典经济学派，全都想错了？难以想象，这些思维缜密的大师们为何会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出错。也许，这是经济思想史上一桩最大的谜案。
于是我们不得不借助阴谋论来一窥究竟。一种说法是，英国自己借助重商主义成功上岸，便想过河拆桥。当时，已成为世界霸主的英国，需要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建立一个以自身垄断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因此，鼓吹自由贸易体系，掩盖或贬损自己依靠重商主义崛起的秘诀，就成了最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
由此不难看出，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并没有实质性冲突，一国选择哪种贸易政策，只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如果国力弱小、竞争力差，自然要选择重商主义来保护本国工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如果国力强盛、所向披靡，便可以通过推广自由贸易体系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由昔日的重商主义者，变为最积极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推动者的最根本原因。
重商主义不被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看好，这桩经济思想史上的最大谜案，你觉得是阴谋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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