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肌无力的时代，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五，我们用这篇充满喷薄生命力和野性思维的自述，目送昨天，迎接来年。
我出生在1967年秋末的第一场大雪中，在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的江坡村子。父母给我取名“昂翁慈诚”，“慈诚”意为守规矩，“昂翁”则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前名。后来我有了个中文称号“小李”，我父亲文革时起了个汉名叫李新民，我家附近是部队营房，爸爸和当兵的关系特别好，当兵的嫌他的名字“昂翁尼玛”太绕口，直接改称“老李”，我就顺带成了“小李”，后来又几度演变，干脆固定成符合汉人习惯的“肖林”。
同时拥有“肖林”和“昂翁慈诚”两个名字，对我而言，是拥有了两个世界。“肖林”带着我的肉身行走世间，而“昂翁慈诚”只属于我的故乡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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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林在白马雪山曲宗贡。摄影/康宇
1.白马雪山
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于1983年，我们是保护区的第一批正式员工。刚刚考进白马雪山保护区，所有人对保护工作都没有概念，甚至“自然保护区”这五个字都很陌生。
入职当年住在一排低矮的小房子，离开的早上，我和其它十几个小伙子打好各自的被褥，洗脸刷牙用具。我看了看其他人的行李，几乎是同样的物品，连牙膏的牌子都一模一样。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出门离家，忐忑地爬上半路拦下的一辆解放车的后斗，一个挤着一个，安分得如同一窝雏鸟。车开了，风起了，我们被拉走了，从此把自己交给前方的大山。
车向东南，一侧是万丈深渊和能吞进一切的金沙江，慢慢爬高，直到漫天盖地的风马旗把天地染成五彩。每个藏族人都会明白：这是附近最高的垭口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海拔4329，如今是从香格里拉到德钦的必经地点，当年则是窄窄的砂石路面。当时这里每年只有短短七个月才可畅通，其它时间都覆盖着一人高的积雪。司机也是藏族，按我们的民族习惯停了车。垭口叫白马雪山垭口，远处那个敦实厚重的雪山就是白马雪山了。
白马雪山，第一次，我们相遇，从此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这一辈子，和这座雪山纠缠不清，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恨过他，爱过他，回头来已为这座山付出了整整35年。
任何一个保护区工作的基石都是巡山，巡山可以最直接有效地反偷猎，以及避免在保护区的任何动植物采集。可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后整整三年，都没有巡过一次山。
谈论了不少次巡山，可领导一直都说“条件”不成熟。这个“条件”大家心知肚明：保护区一成立，就有传言说保护区内的很多地方都有傈僳族，他们是传统的猎人，不仅官方的宣传没有用，还会对阻挠他们打猎的人射出毒箭，不死也要终身残废……故事越传越神奇，傈僳族成了恶毒奸诈的大反派，我们也被传到要每人配高头大马一匹，再斜挎一杆大枪，所到之处，镇妖伏魔……
现在想来好笑，可当时的交通和经济条件差，越过一个山沟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对傈僳人的所知就是这么少。直到站上来了新站长，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山。
可是，去哪里巡呢？白马雪山保护区太大了，建区时有22万公顷，全部靠脚走纯属天方奇谈。
当地老百姓和老伐木工人告诉我们：在白马雪山深处，有一个地方名叫“曲宗贡”，意为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这里有茂密的森林，还有跳跃着的野生动物，在大家的描述中。那里简直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神仙美景从“曲宗贡”一直延续到“茨卡桶”的整条山谷，接天连碧，能把人走醉……我们听得心驰神往，马上认定：就是这儿！
巡山从“大家必须全去”到最终只有三人：老站长培布，同事小王还有我。看来老百姓和老伐木工的好心警告和荒唐流言还是很有威力。
我坚定地要去巡山，一心渴望纵马巡敌，那多么英武飒爽，但梦想撞到现实就碎成哗啦啦一地：根本没有马，巡护全靠自己的腿；斜挎的长枪也简化成牧场上借来的铜炮枪。临出行的晚上，培布站长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枪杆，我只有随身的一把云南户撒小刀，也跟着一个劲地磨。我俩都很紧张，不过谁都不愿说出来，全副焦虑都用在磨刀和擦枪上。
巡山最先遇到的挑战不是盗猎者，而是一座海拔4600米的垭口——“扎布垭”。和内地人的想象相反，我们藏族人即使生在高原也并非天生的爬山健将。我的家乡江坡只有海拔2700米，只要条件允许，藏族人也会选择生活在物候条件俱佳的低海拔处。
一步步挪向4600米，我感觉力气被抽走，转身看小王，他竟然夸张到脸色转成了纸白。站长早已被垭口刺骨的寒风逼走，早远远地成了个黑点。等到我爬到垭口，内衣已被汗水浸湿，被冷风一扫，又冻成壳。我和小王腿脚软软地下山，暗地里发笑：这是我们巡山，还是山在训练我们？
后来，走过一个山脊“啥几尼”，意为“马鹿喝水的地方”，我们没有见到马鹿，却看到三个盗猎者！远远看到对面走来三个人，这个地方远离藏民的高原牧场，所以百分之九十是来盗猎的。
我们慢慢靠过去，喝住三人。
他们也吃了一惊，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家牛丢了，来找牛！”
藏人家的牛有时会自己走进深山，这本无疑，但他们说的一口不标准藏话出卖了他们。在我们藏区，其它民族或多或少会说些藏语，但语音有分别，他们明显不是藏族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盗猎分子，眼里喷出了火，听不得笨拙的解说，一把夺过他们背的竹筐，全是钢丝套！
钢丝套是动物的死敌。一根铁丝打一个活扣，再挂到树上和灌丛中，设置很简单，但动物的脚、手或者脑袋一旦误进套中，只会拼命挣脱，最终越挣越紧而死，最后只能束手就擒。滇金丝猴属灵长类，在野生动物中智商算高的，但它们也不会用手去“解套”，只是狂躁地又跳又叫，直到奄奄一息生命终结。偷猎者只需要按着自己下套的路径重新走一趟，就可轻而易举收获猎物。
看到满袋的钢丝套，我的眼里肯定在喷火。站长和小王更不用说，三个盗猎分子吓得马上冲我们跪下。
他们成了白马雪山保护区历史上抓到的头三个盗猎分子。我们继续巡山的路还长，老培布站长体谅小王走路不济，让他把三人先押回森林派出所。
我和培布站长继续走，走到朱巴洛河，河流流淌而下，两面山谷绿滩，再加上远方隐隐的雪山，不疑为人间美景，可我们没有心情欣赏美景，心反而攥得越来越紧——老站长说：凭他的经验，盗猎分子会陆续出现……
首先出现的不是盗猎分子，而是他们的窝棚。
老站长举起一个老式望远镜，看到朱巴洛河和另一条小河交界处的山谷后，正冒着烟……我们最终发现了三处棚子，全是就地取材用箭竹编起来的临时小窝。其中一间则令人毛骨悚然。想象一下，在一片高原森林中，你低头钻进一个简陋的房子，抬头时，挂了满眼的各种动物的头颅：鬣羚，獐子，熊。眼睛全死了，一整墙已死去的眼睛直直瞪着你……培布站长对着完全呆住的我赶紧解释：这是傈僳族祭奠山神的摆设，傈僳族认为任何猎物都是山神的赐予。
我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们到底杀了多少野生动物？我磨了又磨的小刀子终于派上用处，挑了根竹竿，削得极尖，在房间里到处刺，面粉、糌粑的袋子全部刺破，铁锅摔出去，手举石头砸个稀烂。
培布站长也把怒气压了压，嘱咐我藏起来，天色将晚，盗猎分子就要回来了。他自己藏在门后，枪上了镗。临时窝棚中摆着睡觉的行李，数数有快十床。看来盗猎分子近十个，而我们只有两个……不敢再想，我把刀鞘往前拉了拉，心里一横，大不了拼命！
有脚步声从远处渐来，我几乎爬在地上，从临时窝棚下端漏开的缝隙去数人数。七个！我打手势给培布站长，他眉头也紧了。
盗猎分子靠得越来越近，我几乎就要蹿起来，情况却急转直下。
当年的人很穷，衣服通常早就穿短了，或者穿烂了的，只要不是稀烂就会一直“服役”。如今，我透过临时窝棚，看到了这样一条短到盖不住脚裸的破裤子，只是抖如筛糠，他们害怕了？
原来偷猎分子嗅到气味不对，为首的人在门外窥到了培布站长，而培布站长之前在公安局工作，盗猎分子以为惊动了公安局……没有经过殊死搏斗，七个人老实投降。
盗猎者今天“成果”不小，一个人背了一只鬣羚，鬣羚很重，不能直接围脖一样套在脖子上，另一个人背了两只林麝，手脚拴着，都被挎包一样双套在后背。
该死！如果我们早一天抓到他们！我气得恨不得立刻上去狠揍一顿。
他们还交代：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还没回来。而顺着朱巴洛河往上，另一个牧场里也有几个和他们一起来偷猎的人。
“还没到的那个小伙子懂汉字吗？”培布站长问。
“他上过学。”
“那你们八个人跟我们上到那个牧场，给那个小伙子留张条，让他自己去森林派出所自首”。
“千万不可以，那个小伙子胆小得很，他会吓得直接跳河自杀的！”几个人恳求。
培布站长悄悄把我叫到一边，说他必须赶去抓剩下的几个盗猎者，不然风声一走，他们就逃走了。所以，押运盗猎分子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
加上还没有到的，一共要押送九个壮年盗猎分子。我当时却没有任何犹豫，本能地点了点头。
站长刚离开，棚内的气氛马上变了，我当时不到二十岁，身体又瘦小，一副强装出来的气势，却瞒不住盗猎者老奸巨猾的眼睛。盗猎者一会说没有粮食肚子饿，需要先回家取粮食，一会儿要约着上厕所，商量对策。我一下急了，几乎吼着命令他们放老实点…幸运的是，他们等的那个年轻人很快回来了，暴雨依然在下，我押着迟迟不愿上路的八个人走了整整几十里山路，一路吼着、劝着，深夜和老站长汇合时，我已没有任何气力……
巡山反偷猎历来有危险，我第一次巡护只是有惊无险，但有的保护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很多年后，我听到索南达杰的故事：同是藏族，索南达杰保护的是可可西里那片广袤无垠的高原无人区。羌塘高原上成群奔跑的藏羚羊只因绒毛可以制成和黄金同等价格的围巾“沙图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遭到疯狂猎杀。漫漫荒原上，可见藏羚羊横尸遍野，皮被剥走，换不来钱的尸骨还滴着血……这是中国环境保护史上最惨烈的偷猎事件，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1992年，西部工委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野牦牛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反偷猎。1994年1月18日，他们抓获了一群盗猎者，在等着队友回去取汽油的时候，盗猎者们反扑，索南达杰牺牲，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还保持着卧地射击状，他的眼睛一直没有合上……四年后，另一位保护藏羚羊的英雄扎巴多杰也牺牲了。
我第一次巡山得以安全而归，第一，要感谢当年被盗猎动物价格不高，并不值得盗猎者拼命，第二，说来讽刺，还要感谢当年极不严格的盗猎执法。
自然保护区在政府职能上只有管理权力，而没有执法权。抓盗猎分子归我们，可处理裁决归林业公安局。
我和老站长整整走了一天半，最终一共把19个盗猎者押回保护区森林派出所。林业公安只是对盗猎分子做了简单的笔录和很少的罚款，然后要求他们尽快清理下过的套子，然后，就放了！
是的，竟然就这么放了！
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抓回来的盗猎者，他们杀的野生动物不下三十只，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且他们在山里放下的套子绝对不下上万个，每个钢丝套后面都能威胁一个生命，小到一只野兔，大到一只熊！他们安然回了家，完全可以再偷偷进山，顺着自己放过钢丝套的路再走一遍，满载而归……
也许当年很多人对盗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盗猎”和传统的“捕猎”毕竟只差了一个字，每个人对“盗”的范围和定义又大不相同：当地人祖祖辈辈都上山打猎，为什么到了这代人，就成了“盗”？
反思起来，我当年也很糊涂，我只是简单认为：保护区不可以，出了保护区捕猎就没有问题。
保护区刚建立时，我从猎人的言谈中，知道某一些区域的野生动物数量非常之多，一个老猎人说，在一个方圆五公里的有灌丛的悬崖峭壁上，一次就套到15个麝香。只有公林麝才有麝香，如果盗猎到15个麝香，那背后的实际死亡动物的数字该有多么惊人！有一天，当这个老猎人很晚放完钢丝套，返回营地的路上，不小心碰翻了一块石头，石头翻下悬崖的声音，惊起一群林麝，麝鹿被套的哀鸣声借着山谷无限放大……它们在绝境中祈求帮助，满山哀鸣，听得人浑身颤抖、终身难忘。
捕猎已经远远超过当地人吃穿的需求，而被卷入商业规则中，成为了对野生动物的贪婪掠夺，这就是盗猎和传统捕猎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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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林眼中的白马雪山。
2.滇金丝猴
人类并不知道滇金丝猴这个物种从何时起开始在滇西北这片广袤的森林中生存繁衍下来，现在能够讲这个故事的也许只有山巅云彩托起的岩崖，或许还有屹立了几万年的原始冷杉林。
仅仅二十年前，在白马雪山见过滇金丝猴的几乎只有当地猎人，而这种猴子没有什么经济价值，骨头不能入药，肉据说也不好吃，还要耗费极大的体力才能打下来。如果没有后面一系列的故事，滇金丝猴似乎很难和人类发生什么深刻的交集。
直到十九世纪末……
一声枪响打破了滇西北的沉寂。1905年，维西教案发生。在当时排外的大潮中，仅仅1864到1940年间，八个传教士在滇藏边界被杀死。每个在滇西北的传教士似乎都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其中一个使命便是寻找新的动植物物种。法国人 R.P.Soulié 在传教士Biet的帮助下走进了滇西北的高山密林……
“几只新发现的栗色乌鸫集合成群，走了很长的小路，发现大体型猴子和豹子的脚印掺合在雪中，猎人们在陡峭的石崖上发现了一种长尾猴……一声枪响，尸体横躺在外面脚下。第一眼看到这只仍在喘气的动物，引起我一阵恐惧，它太像人类了：这是一只年纪很老的个体（牙齿磨得厉害）；它的脸颊是肉色的，不均匀地分布着红色斑块。眼睛是栗色的、而且很小。这只猴子生活在这么寒冷的山中，高大的树木茂密繁盛，一些松树和很多巨人般的针叶树，这些树不少已经伏地腐烂或者垒在激流之上……”
这是在谭卫道的传记中找到的转述当年经历者的文字，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滇金丝猴最早的文字描述。
1871年，这只滇金丝猴的标本连同另外猎杀的6只滇金丝猴的皮毛经法国传教士Bieti 之手到达在四川的传教士Armand David之手。Armand David 就是著名的、中文名谭卫道的法国传教士。中国的植物动物学的进程被很多欧美的植物猎人和动物猎人改变，如果列出一个最为重要的人，肯定是谭卫道。
谭卫道并非研究者，他只是最好的收集者。滇金丝猴的标本被运到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熊猫和虹雉之类珍惜动物的皮毛，一起等待被命名。
滇金丝猴运到巴黎后，遇到了Alphonse Milne-Edwards.Alphonse Milne-Edwards是一个致力分类学的生物科学家，祖辈几代人都为动植物学家，后来执管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1897年，滇金丝猴被正式命名：Rhinopithecus Bieti，以发现者 Bieti传教士命名。整个滇西北的面纱也从此被揭开，原始记载中“落后”“偏远”的关键词从此被置换为“神秘”、“伟大”与“奇特”。科学的发展就是这么悄无声息、却又力重千金地改变了我的家乡。
在这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滇金丝猴又从人类的视线中消失了。光明开启后又重回黯淡时代，之后再没有任何关于滇金丝猴的记载，科学界甚至一直认定这个稀有物种已经灭绝。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1979年，中科院横断山资源大调查，考察人员有李致祥、马世来等。一天直到天黑，考察队中最年轻的马世来还没有回来。领队很不高兴，一直等到深夜，马世来一脸兴奋地进了门，把个大布口袋一放，袋口竟然露出三个毛绒绒的脑袋，滇金丝猴！原来他猎获了滇金丝猴，连诱惑带威胁才把猎人的成果要到手。近百年的疑惑有了定论——滇金丝猴种群还好好地活跃在白马雪山的层林之中！
之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此次的科学考察功不可没，滇金丝猴为一级保护动物，以此为由申请建立自然保护区。
1983年，白马雪山保护区正式成立。年末，我们这群初中毕业生被正式考试招进，一群娃娃成了这里的第一批保护者。
但进入保护区之后整整八年，我没有见过一次滇金丝猴！我的朋友钟泰是保护区最早见过猴子的人，而且是近距离！
1991年，昆明动物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正式握手签约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合作开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滇金丝猴长期的定点观测。确定最终研究点之前需要做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的基础调查，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龙勇诚带上钟泰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就是这次大调查中，钟泰第一次见到了滇金丝猴。
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一直在筹划对滇金丝猴这一旗舰物种的专项调查，此次合作可谓是难得的机遇，管理局领导很快把人选放到了我和钟泰身上，要在近期开展近三个月的滇金丝猴种群数量分布调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可以去找滇金丝猴，还是和最好的朋友钟泰。那个时候，我和钟泰从未想到，我们的命运从此被滇金丝猴改写……
1991年的白马雪山保护区，绝大多数的村子都隐藏在大山的褶皱里，公路从江边穿过，剩下的所有路程全靠自己的脚。我们在两个月里，要靠自己的脚走出上千公里。首先要从海拔两千多的干热河谷走上海拔三千米的地方，这里才开始有高大的云冷杉林。云冷杉和针阔混交林是滇金丝猴的主要生境，野生猴子可以上到海拔五千米以上，也可以下到海拔两千多米。
从白马雪山到红拉雪山，第一次，我和钟泰完成了四个半月的考察，虽然没有遭遇滇金丝猴，但对滇金丝猴的认识进了一大步。考察结束，我们已能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出一片林子是否具有栖息滇金丝猴的自然条件。其次，要归功于滇金丝猴的粪便，粪便留下了丰富的信息：把粪便打开，如果里面全是黑色的，说明滇金丝猴吃了黑松萝，粪便是珠盘状。如果粪便是绿色条状，说明滇金丝猴吃的是植物嫩芽；粪便还有干燥和湿润之分，记录了猴群经过的时间，但是要小心，潮湿的天气即使看到潮湿的粪便，也不能说明滇金丝猴刚刚离开。
我和钟泰看了四个半月的猴粪，成了专家。其实每个做过滇金丝猴的野外研究者都有一堆猴子粪的故事要讲！通过猴粪研究是一个创意，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只能看到猴粪见不到猴子，猴粪就承载了部分研究任务。
四个半月的野外考察任务是摸清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有几群，也大概能估算出每群猴子的数量，滇金丝猴考察完成了铺垫工作，接着要进入下一项：定点观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