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如
编辑丨董金鹏
十七岁离开家，此后辗转腾挪，几乎每个知道我是温州人的朋友，都会问：你家有厂吗？在外人眼里，温州给人财富的底气，工厂成了躺平的退路。
温州以制造业闻名，皮鞋、泵阀、汽配、电器，一村一品，形成产业聚集。在它的黄金时代，密密麻麻的厂房从城市一直延伸到乡下，在稻田上疯长。我长大的村子里，一公里的主干道上，两边挨家挨户都是工厂，工人多的有上百人。机器彻夜轰鸣，温州商品由经销网络卖往全国，甚至出现在意大利普拉托的小店货架上。
然而眼下，工厂变得破败而锈迹斑斑，创业者渐渐衰老，二代纷纷登场。温州正在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厂代际传承。1995年以后出生的厂二代，或被迫或自愿进入工厂，不仅要周旋于父辈建立的生意王国，还必须应对电商浪潮重塑的数字世界。
2025年2月，我在温州访谈了十多位厂二代，试着揭开光鲜之下的温州叙事。在这两股力量的拉扯与夹击下，他们为何接班？又如何接班？他们怎样在混杂、多元的产业生态中，掘出一条生长的缝隙？
“林总在哪儿？”
林美孜亲眼看到，乌泱泱的工人从四川食品工厂涌出，而脚上全穿着安腾劳保鞋，“那一刻我觉得超级自豪”。
作为独生女，林美孜接班是“逃不掉的”。对于父母从零开始，耗费大量心血才做成的事业，她倒是乐意接受，将它维持下去。二十年前，她七岁时，父亲在温州瑞安创办了安腾，做工人防护用品。在多数温州工厂忙着给人代工时，安腾就开始了品牌之路。
大四那年，新冠爆发，她被迫滞留家中，计划前往英国留学。但父亲强烈反对，说“不可能送你上飞机”。回不了学校，也出不了国，父亲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公司帮忙吧。就这样，林美孜被“骗”进了安腾。起初，她可能并未意识到，一个温州厂二代融入创一代的企业及权力体系，将是何等艰险。
在工厂里，同事们并不把林美孜当作大小姐对待，她们同朋友一般，经常私下约饭喝酒，没有身份上的疏隔。但她却时刻被父亲的阴影笼罩，时常感觉“游离”。按照公司架构，她只是内销市场部门的基层业务员，并不直属于父亲领导，也无须汇报。但实际上，她既是父亲的员工，又被要求作为顺从的女儿穿梭在工厂的场域。林父“连工厂的一颗螺丝钉都要管”，报销更要层层审批。父女变成上下级关系，亲爸秒变林总，父权之上又叠加了一层威权意味。
端午期间，温州盛行划龙舟，林父沉迷于此，整日泡在龙舟上。那段时间，公司上下乱了阵脚，每个人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林总在哪儿”。林总太忙了，林美孜总得为自己的业务做决断。但不管事情成没成，林总都会说：“不行，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讲？”她觉得只是在他身旁呼吸，也会被批评“呼吸的频率不对”。
厂二代们不曾预料，进入工厂后最大的痛苦，来自他们强势的父母。温州创一代，多数从事重资产行业，经历过内部倾轧与江湖厮杀，性格强硬，控制欲强几乎是共性。万路达总经理陈雷说，没见过比他父亲更强势的人。胡年特也说，温州老板掌控欲很强，不会把孩子当成平等的大人对待。
强硬与控制，包裹着创一代解决问题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他们几十年在生意场上打拼所积累的能力，远在二代之上。一位温州乐清厂二代称，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原本负责财务，不懂管理的母亲，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前台，与公司上下几百号老油条斗法周旋，在三十年的捶打中逐渐强势。2025年春节后，一个培养很久的技术员搁置已启动的订单，以此要挟工厂涨工资。这位二代母亲并未理睬，而是将电话打给另一位技术员接手订单，要求涨薪的人才回来上班。
林美孜自认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如果父亲强硬，她会更硬。她忍受着双重身份的煎熬，这样的状态让她很不自在，与父亲之间的冲突也愈发剧烈。“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爹。”过去一整年，他们从家里吵到公司，几乎没有正常的交流。偶尔在家中照面，只低沉地喊声“爸”，便擦肩而过。“他觉得掌控感很低，他觉得我失控了。”
安腾的客户都是父亲的人脉，她和客户谈生意，客户和她谈父亲，“一上来不是问你爸最近怎么样，就是问相亲了没”。为了逃离父亲的熟人网络，也为了自证，林美孜成了安腾内销部唯一没有老客户的业务员，两年把浙江和福建的大牌经销商跑了个遍，扶持三家年销额超百万的代理商。
厂二代普遍缺乏“江湖气”，温州老板学历低，习惯在酒局上谈生意，没有耐心听专业术语和“精英话语”。对他们来说，人情凌驾于制度之上，工厂靠熟人网络维持着运转，几个大客户就足够撑住工厂。哪些客户有午休习惯不能在中午打扰，哪些订单要得急，什么时候问补货，生意都藏在这些经年累月的细节里。
稳定的订单，让他们意识不到危机来临。近年来，新技术将制造业链条带入由陌生人之间靠数据与商业契约维持运转的社会，规模生产和批量交付让位于定制，领先的制造企业正在向微笑曲线两端的产品研发和营销延伸。
赵恒工厂的设备在今年换成了雅马哈机械臂，一只18万，六台设备串联成一个生产线，花了80来万。一个精品鞋盒出厂价在1.5-2元之间，就算卖到设备报废，投入的钱也赚不回来。但他们觉得，工厂一旦无法承接客户诉求，他们就会带着老业务去找新客户。有时，工厂为了稳住客户，会及时更新产品，满足一个客户所有的类目要求。
“一个盒子差一毛钱，一天三个班，三千个盒子，一天大概能差 300 块钱，那客户肯定要换的。如果一天只差几十块钱，工厂对客户的诉求承接得也不错，为什么要换？新工厂还有磨合期，如果耽误了订单，亏损的不止这每天几十几百了。”
长此以往，做生意就像谈恋爱，双方相互形成依赖关系。
十几年前，赵恒的父亲想要往自动化转型，但股东集体反对，亲戚还在年底做假账。赵父出走，独立办厂，拿着自己设计的图纸跑遍了中国机械厂。他卖掉所有老设备，拿着自动化设备整整测试了两个月，光2000一吨的实验纸就浪费了十几万元。当时，所有工人全部离职，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再弄就完蛋了”。赵父只能贷款给工人结工资，再找亲近的表哥帮忙，慢慢细化。
温州的基督教堂超过2000座，是中国基督教密度最大的地区，宗族也是十分重要且强大的力量。许多温州工厂，便基于这样的社会网络创立，亲戚帮带，合伙出资，并逐渐占据工厂的核心环节，血缘成为控制工厂的隐形契约。
时代转身，这种血缘共同体也为厂二代接班埋下重重隐患。“公司根本没有管理，全是人情世故。”一位厂二代接班一年多，想去法院起诉欠款长达四年的客户，却被母亲以“他是表哥的朋友”拦住了。厂里还有一对六十来岁的亲戚，一年工资十来万，但在外放贷上百万，“你觉得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
“在公司遇到这个叫叔叔，那个叫伯伯，那个说刚出生的时候抱过你，叫也叫不动，换又换不掉，你说怎么办？”
“在厂里，我比我爸都大”
厂二代一回到工厂，就想撸起袖子干改革。
胡年特成立的温州厂二代社群，吸引了近800个二代加入。他的二代朋友，花了几万元，请一位资深管理者给工厂编员工手册，细节到拿钳子的角度，拧几颗螺丝，拧多少圈，都要做标准化。
但工厂是一代建立的，二代对业务和技术是否足够了解？产品如何生产，怎么卖，卖给谁？看似高端的智能化，是否适配工厂的发展阶段，会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员工都是跟着一代成长起来的，有多少人会听命于二代？
厂二代进入工厂，自证魔咒也紧随其后。外人觉得没本事，在外地混不下去了才回来接厂，甚至很多二代自己也这么认为，接班后被自证焦虑纠缠，不想被人看成“废柴”。张文杰结婚后，进入岳父创办的德赛集团，负责电商业务，一通施展，到头来亏了几十万元。“背后有一张无形的手推着，我一定要去做好这些事情。”张文杰当时压力很大，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女婿什么来头？”
厂二代接班的核心是“夺权”。如果二代在工厂的话语权太小，或被父母压制，谈生意将非常艰难。遇到客户询价，二代只能说，“我去问问爸妈”，这在客户前没有任何份量，他会觉得，“你连这点东西都要问，那我直接跟你爸妈聊好了”。
而性格强势的厂二代在血缘与势力交织的工厂中，往往更容易刺破绵密的熟人网络，把人情江湖变成规则战场。但前提是父母懂得“放手”。“只要父母还干得动一天，你就没话语权，除非你做了他们完全不懂的。”一位厂二代说。
2020年，父亲查出前列腺癌中晚期，大三的赵恒休学，匆匆赶回工厂。接手第一年，赵恒刚21岁，从未接触过工厂业务，也不懂机器操作，产品出问题后，工人只把他的问责当作一种无理的斥责。工厂中高层管理都是亲戚，一对吃空饷的夫妻年薪能拿18万，但赵父碍于情面，无法将其辞退。
相比我接触的其他厂二代，赵恒是一个强势且暴脾气的人。面对客户急单，操作机器的伯伯不愿配合生产，耍起了长辈的派头，脱掉工作服甩在地上，准备走人。“我说你脱下来就不要再穿起来。他说我没有资格开除他。”第二天，负气出走的伯伯还想回厂接着干，但赵恒威胁父亲，“让他回来可以，但接下来的事我不会再管一件。”
开除伯伯后，赵恒又把干了八年的表姐夫“打”跑了。一回，他接到客户的催货电话，才发现表姐夫又因为赌博输钱没来上班。赵恒让他走人，结果表姐夫嚷嚷着：“你没资格开我。”赵恒说：“我在厂里，比我爸都大，我怎么不能管你？”表姐夫恼羞成怒，直接挥拳相向，被按在地上后，大喊：“杀人啦！”
“在工厂是工人，出了厂才是亲戚。”凭借强硬的行事风格，赵恒将工厂管理层洗了牌，表姐夫年薪20多万元，而代替者首年薪资仅6万元，而且比亲戚”更听话，更好管”。
接班头两年，赵恒每天都要五点半起床。曾经，他是一个做事柔和、爱拖延，偶尔也畏首畏尾的人，但突然被架在工厂老板的位置上，不得不学会强硬。斩断人情世故的做法，让赵恒在最初几年很辛苦。
我拜访的十多位温州厂二代，曾就读于当地最好的中学，大学毕业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名校。他们与父辈及其工厂员工，被两套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惯性支配。工厂需要的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经验，比如客户下单1万双鞋，鞋帮帮面的颜色配比、尺码大小是多少，这些细微的工作都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来调度。鞋厂二代林余说，“哪怕来个博士，跟在工厂干了十年的人都没法儿竞争。”
“别人赚了，我就亏了”，是温州老板的普遍思维，以零和博弈的态度做生意。在他们眼里，提薪和放假就是损害工厂利益。为了提薪，陈雷和父亲玩起“猫鼠游戏”，一切在隐秘的角落里进行。他知道父亲不常看薪水支出，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按一定比例给员工提薪，等父亲查账时，薪资已经提高了30%。
衰老剥夺了他们创业时的决心与魄力，使他们生发出一种内隐的焦虑和惶惑，最终演变为对子女和工厂的掌控欲。强势与妥协，需要在这种复杂的权力博弈中达到微妙平衡。
刚接班时，赵恒总是很焦急，总怕事情“好好的就坏了”。“以前我都是好烦，不想去面对。”父亲严肃地告诉他，不要抱怨，要解决问题。厂里有人受工伤，因不熟悉理赔流程，他一度想逃避，但父亲说，不解决一定会被诉讼，就是一个最坏的结果，“用我爸的话讲，任何事总该有个结局。”
接班第五年，赵恒渐渐柔和，开始反思因管理复杂人际而过于强硬和易怒的一面。有个干了十几年的堂哥，某回做坏了一个简单的产品，被赵恒指着骂：“你是人还是猪。”事后，堂哥找他商量：“你下次真的想骂我，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说，不要当着工人的面骂，这样子我怎么管工人？”
赵恒终于明白，“一个命令，员工能执行70%就已经很优秀了”。总是发火，只会被员工看做一个易怒的暴脾气老板，只有减少发火次数，员工才能在真正的大问题上，把老板的话看得重。
而那些被父母死死压制的二代，后悔回到工厂。如果回到六七年前，周嘉麟绝不会回工厂。他直言很看不惯父母的做事风格，但现在，父母年迈，已无法独立支撑工厂发展，他只能安慰自己，“把父母熬走就好了”。
“这种事最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