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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拉·霍华德是英国著名的舞台美术设计师和导演，以其在剧场与舞台设计领域的创新实践而著称。她的作品跨越了戏剧、歌剧和表演艺术的多个领域，结合了丰富的色彩和流动的视觉效果。帕梅拉特别擅长将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融入设计中，使舞台作品具有强烈的时间与空间感。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设计师，还热衷于教育，长期担任英国各地艺术学院的教师。她强调“非物质化”戏剧艺术，即通过舞台设计和艺术来表达观念和情绪，而不是仅仅复制现实。帕梅拉也积极推行国际合作项目，她的作品广泛流传于欧洲、北美和亚洲各地，为推动不同文化间的艺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帕梅拉的设计融合了叙事、视觉艺术和文化表达，极大地拓展了舞台美术的可能性。
让·盖伊·勒加是一位著名的法国舞台设计师，以其与著名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合作而闻名。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舞台剧、电影和电视制作，但与布鲁克的合作使他真正声名鹊起。二十多年来，勒加负责将旧有空间改造成适合戏剧的独特场所，这一过程涉及全球各地的改造项目，如法国的布洛涅-比扬古剧院（Bouffes du Nord）等。让·盖伊的设计哲学专注于空间的本质和环境的力量，他深信剧场空间本身应与表演内容融合。他的作品强调与空间本体的互动，而不是为空间增添额外装饰。他的设计追求简单、自然与和谐，使空间本身的特点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让·盖伊的工作启发了舞台设计师探索非传统空间的潜力，推动了舞台美术领域向“空间即戏剧”的理念迈进。
尼克·乌拉鲁是一位拥有独特艺术视角的罗马尼亚裔舞台设计师、导演和学者。他在罗马尼亚获得了初步艺术训练，之后前往美国发展，成为一名广受赞誉的戏剧艺术家。尼克的设计风格受到东欧戏剧传统的影响，作品带有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常常通过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传达深刻的社会主题。他的作品在形式上常常运用简洁的线条、对比鲜明的色彩以及大胆的几何形状，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除了舞台设计，尼克还是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授，致力于将自己对戏剧艺术的理解传授给学生。他也是许多国际艺术节的常客，作品曾在世界多个国家展出。他的跨文化背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舞台设计带来了新鲜的视角，使观众在视觉体验上获得独特的享受。
帕梅拉：我是这里年纪最大的人了，但我还在工作。有一天，我在花园修剪我的玫瑰，一位女士走过来，她说，哦，打扰一下，你能告诉我你预定了哪家养老院吗？我说，啊？她说，这里有两到三家养老院，我只是想问你能否推荐一家。我说，这儿就是我的养老院，我的工作室在我家后面。
让·盖伊：对我来说，戏剧就是遇见。因为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22岁的时候，我真的很迷茫。我从我工作的工厂搬家，偶遇了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我遇到了一群非凡的人。我们称他们为艺术家。当你不过是一个二十岁青涩少年，他们会对你很好。你可以向他们问任何问题，寻求他们的答案。我失去了父亲，但在我的余生中遇到的一些非凡的人像父亲一样教导着我。在剧院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学习什么，而是发掘激情。现在我们做的工作对我来说太繁重了。但这正是激情所在。我希望我的余生都能在剧院工作。我刚从墨西哥回来，在那里我指导了七位女演员和两个男孩排练。戏剧就是日复一日的生活。当我来到这里的旅馆时，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的梦是穿着这套戏服从酒店走到这里但是还有20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万圣节快乐！（笑）
让·盖伊：所以当我们年纪渐长，你就会意识到这似乎标志着我们这一时代的结束，但同时又它以另一种形式被认可。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有意和年轻一代分享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已经发现的，以及我们将来会和他们一起发现的一切。即使你所说的可能并非真理，他们也可以信你的话。我想自己有责任组织一次长途旅行，邀请法国所有的艺术家去美国旅行。所以我组织大家参观彼得·布鲁克，最后我们在关岛结束了参观。对我来说，最初彼得·布鲁克似乎是上帝。因为我在巴黎听到彼得的名字有六七年了，我和一群演员一起工作，他们大多来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有一天，他们来到新哥伦比亚剧院，我在那里担任舞台监督，演员们说，彼得·布鲁克要来了！当我和他一起工作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花园里布置了一个戏剧空间。然后彼得·布鲁克告诉我，它很好，但是太大了。我们可以调整下座位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一夜之间调整好五百个座位。演出的第二天，我们和彼得·布鲁克一起坐在座位最后，以防发生什么紧急情况。彼得走过来对我说，你看，这样好多了。所以我明白了：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了二十五年。（笑）
主持人：帕梅拉，在你的一生中，作为一名教育者和一群舞美设计师之间的中心联络人，你接触了很多人，并且想出了创办一个舞台美术论坛的绝妙主意。你能告诉我们那些日子里你的冒险经历吗？
帕梅拉：实际上，是捷克人雅罗斯尔·马里纳（Jaroslaw Malina）和我一起想的这个主意。雅罗斯尔·马里纳对我说，你觉得我们能做到吗？你觉得我们能做到让课程内容包括不同的国家的文化，让我们这些舞台美术设计师可以和平相处，共同创造成果，我们可以互相拜访，我们可以一起旅行，我们可以彼此争论。我说，我要去布鲁塞尔，那里当时是所有教育课程的领头人。那里有一位非常有趣的女士。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但她太可怕了（笑）。我想首先要做的是：在国家间有一个协议，如果你有硕士学位，在所有其他国家都有同等效力。那位女士说这必须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提出来，这需要大约四十年的时间才能提上议程。好吧，我有点夸张了，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成功了。我必须说，我的工作从来不只是关于舞台美术，而是关于对文化的理解，是关于对文化场景的理解，这种场景如何被戏剧性地运用。当我们做到的时候，这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现在，我们有一个庞大的舞美社群，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庞大社群，如果说我取得了什么成就，不仅仅是它的创办过程，而是它的结果，这对任何人来说都足够了。
主持人：再分享一下关于你第一次布拉格四年展的创办经历吧。
帕梅拉：每次你过生日都会开生日派对吧，不是吗？大多数孩子都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每年都应该有一个节日，一个舞台美术的节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举办，我们可以邀请来自他们国家但非来自那些舞台美术中心的人。我整晚都没睡，我在想，我们该怎么称呼它？突然，脑海里出现了一张直接唤醒我的画面！所以我脱口而出：舞美日（scenofest）。这个节日很重要。不得不说，许多国际基金会，投入了资金，让游客来参观，让剧院演员们来参加，我们有机会看到来自美国的面包与木偶剧院。天哪，他们太棒了，我非常了解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被邀请在塞萨洛尼基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在塞萨洛尼基的山顶，俯瞰大海，我们开办了一个歌剧院，管弦乐队就是来自罗马尼亚。
（尼克·乌拉鲁到来）
帕梅拉：很高兴见到你，是的，我听说你退休了。（笑）是吗？
尼克：所以我在美国的经历完全出乎意料。我去美国参加一个戏剧节，和一群罗马尼亚的年轻人在一起。那是一部罗马尼亚戏剧，作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罗马尼亚作家马丁·利基。来自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的人们来看演出。他们喜欢这部作品。演出结束时，我们一起喝了一杯酒，他们说，你现在在哪里高就？你愿意来我们这里教学吗？我同意了，他们给了我两年的合同而不是每学期的合同。我就是这样进入美国的。这是在1997年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我在那里教了很多年书。我很幸运在纽约获得了欧比奖并被美国设计协会选中设计2007年的美国国家展览。我想和让·盖伊展开另一个讨论，因为他刚回来，之前他在墨西哥当导演。让·盖伊，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改变路径的，从舞台美术设计师到导演，你如何处理戏剧空间，如何迈出这一步的，你对当导演这件事感到兴奋吗？
让·盖伊：我导演了《亚玛》，她是一个安提戈涅式的女人。她被一个问题搞得心烦意乱，走入了问题的终局。对于她来说，作为一个女人，你需要生孩子。因为在西班牙，加西亚时期，妇女必须呆在家里。如果没有孩子，呆在家里干什么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让那出戏呈现的，就是对于想要孩子的女性，这是一个被社会建构在脑海里的概念。她总是在舞台的中间，像待在某种监狱。舞台一种是令人痴迷的监狱。剧中有一个老太太，她有很多孩子，另一个年轻的女人对她说，我没有孩子，我是自由的，就像我一样活吧，还有一个生了一个小女孩的女人。这是女性的所有面。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所有的人都来问错误的问题，并给出错误的答案。这是关于个体孤独的戏剧，关于我们必须如何自己解决问题的戏剧。这是个悲剧。对她来说是悲剧，对丈夫来说也是悲剧，因为他爱她，但他也是社会的囚徒。女人结了婚，就得待在家里。她们照顾她的丈夫，他可以自由地去上班，可以在任何时间上街。而女人不能夜晚在街上，否则她会被认为是卖淫女。
让·盖伊：是的，当你是导演的时候，你不会站在舞台上。我从彼得·布鲁克那学到了这一点：作为演员，你必须完全作为一个角色，作为一个控制角色的演员，你需要完全理解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在那一刻出现在那里。在演员不再需要导演在那一刻，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完全站在舞台上。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历，慢慢地，我们到达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我从彼得布鲁克那里学到了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元素，这部戏的布景只是漂亮的窗帘，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所房子。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场演出，那是我的执念。幕布打开，我们看到那是歌剧中的维也纳作曲家，然后第一个歌手穿着维也纳服装上场了，他们开始唱歌：“我们在维也纳……”。从那时起，我对其中三件事非常沮丧。有两件事我们必须消除，但我们不能消除歌手。所以我们得去掉服装和布景。在彼得·布鲁克之前，我和很多导演合作过。例如，我和皮克特合作过。我学会了如何发现台词中最重要的那句话。当我们到达这里时，不需要任何东西。只要有一个优秀的演员，用优美的文本和西班牙语的声音吸引你的注意力，这就非常好了。你无需知道导演在哪里。这是我学到的东西，不在于如何处理戏剧空间，而在于如何看戏，看演员的表演。
主持人：好的。帕梅拉，请告诉我们你作为导演的经历。
帕梅拉：谢谢。我讨厌被称为导演。我称自己或认为自己是创造者。我在寻找不同的方式以一种非等级制的方式创作戏剧。我现在喜欢在意想不到的空间创作戏剧。我意识到我已经创作了许多戏剧、歌剧，还有一些舞蹈。我可以创作更多，但我不想重复。所以，我开始思考，如何讲述那些无法自己讲述故事的人的故事？我来自一个难民家庭，我的祖父母来自白俄罗斯。我有很多朋友在这样的地方，我意识到人们死了，但他们的故事在哪里？我们如何讲述这些故事？我们怎样才能在不自相残杀的情况下和谐共处呢？例如，我要说的是在汉普斯特德，很多精神病医生在战争中逃离德国，来到汉斯和伦敦西北部休息或居住，我遇到了其中一位妇女，她上了年纪，提着一个大篮子，她经常在街上摔倒。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的，我帮她捡起了一些东西，她对我说：“谢谢，这些都是我客户的记录。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希望他们很快就能过来。”我心里想，你开玩笑的吧，你现在连一位顾客都没有了吗？她说：“哪会有顾客来找我呢？”我说：“我们能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咖啡吗？”最终我们坐了下来，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她刚刚来到伦敦的时候，只有一间卧室，得在水表里放个先令才能得到热水，也不能做饭。在她的公寓小路的另一边有一家咖啡馆，叫“大都会咖啡馆”。她说自己每天早上都去那里，待了一整天，遇到很多人，她在那里讲述他们的故事。后来你猜怎么样，我在伦敦的一辆公交车上，突然看到了一家咖啡馆，上面写着“大都会咖啡馆出售”。我想，我得买了它。我最后没有买它，但我联系了房地产经纪人，他们说我们可以让你用它。我想，我要得到这些故事，我要以一种不戏剧化方式塑造故事，重新创造一些东西，也许用音乐。我很幸运，因为我认识一位来自皇家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他说想和我合作。然后很多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开始问我：哦，我听说你要做一部作品。他们叫它“宇宙咖啡馆”。如果你在YouTube上看，你会看到芭蕾《宇宙咖啡馆的芭蕾》（The Ballad of the cosmo cafe) ，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难民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可以让空间不受它们在哪里的影响，在那里事件可以发生，故事可以被讲述。虽然我也在制作大型作品，但我现在真正的爱好是绘画，画出宏大的画面，在它们被遗忘之前讲述这些故事。
主持人：谢谢。几乎每年让·盖伊都会在罗马尼亚出现，告诉我们你在罗马尼亚担任戏剧顾问的经历吧，以及你对戏剧艺术生活的印象是什么？
让·盖伊：布加勒斯特是一个小巴黎。我出生在一个大巴黎，然后在革命后一个月我发现了小巴黎。年轻的时候我家里有来自智利的难民。我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在教堂接受宗教教育的，然后当我20多岁的时候，就想远走高飞了。我尽量不去一个有独裁者的国家。我现在还是不去那里，我们不能帮助独裁者。因此，革命一结束（指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我就奔着艺术大道来了。彼得·布鲁克被邀请到这里，像许多法国公司，许多欧洲公司一样，在革命后马上来这里。我立刻爱上了这个国家。我感到有一种东西离我很近，很乡土气的人民，不复杂的艺术，而非世故的虚伪，这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我喜欢人类本真的样子，而不是他们在许多社会中想要成为的样子。这就是我不常去英国的原因。（笑）从那时起，我就有机会随时来这里。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观看戏剧和讨论问题。我去过很多这样的城市，但罗马尼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罗马尼亚的每个城市都不一样。我在政变中做过戏剧，在政变中我和一些学生一起工作，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坊。其中一个是在整个项目中为孩子们改造空间，我喜欢那个项目，但当时遭到了来自城市居民的巨大抵抗。所以我在罗马尼亚有很多不同方向的项目。生活是奇异的，我的一生中，在乡下有不少项目。有一次是在挪威、还有一次是在美国，很多时候在纽约，还有巴西和南美的阿根廷。三年前和两年前我还到过康斯坦察（罗马尼亚首府），今天我又来到了布加勒斯特。
主持人：帕梅拉，经常告诉我们你在罗马尼亚的经历。你之前提起，你发现和你之前的访问相比，布加勒斯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帕梅拉：我上次来这里，我想是1989年。那是在OIATAT出现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我们当时正坐在一所房子的三楼，突然听到楼下街上传来一声巨响。我们透过窗子往下看，人们在街上跑，我们都面面相觑，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跟着街上的人，他们拐了个弯，来到一条很窄街的尽头，那有一堵很大的水泥墙。我想，他们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一些人拿着大镐来了，他们开始把墙敲碎。然后有人对我说：”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湖，禁止航空公司在上方飞越。“最后，墙倒了，我们看到了湖，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湖边有一些房子，但所有的门窗都开着，没有人在那里。然后有人对我说，看右边，那里是荣耀之地，但你必须受到恩赐才能去那里。我无言以对。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走到大街上，看到齐奥塞斯库一家站在阳台上（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中，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中央大厦阳台上进行演讲，但被群情激愤的民众打断了。）然后我们走到主街，你知道，我不记得是哪条街了，现在不存在了，但是那里有一些漂亮的公寓大楼，我看到了漂亮的吊灯和窗帘，但是当我们沿着街道走的时候，我看到它们实际上只是剧院公寓，它们只是前面刷过漆的公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想这是一次将伴随我一生的经历。听起来像个梦。
帕梅拉：我在这里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谢谢你！我喜欢这里。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很难从逻辑上讲出来，但是有一个剧作家，或者我应该说在英国有一个剧作家，他现在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叫阿诺德·威斯克（Arnold Wester）。他的父母来自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他写了一部非常著名的戏剧，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上演，名字叫《鸡汤和大麦》。《鸡汤与大麦》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名字，它是一个隐喻，关于当你不能正常生活的时候如何生活。我对这部剧很熟悉。这部戏剧让我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讲故事以及如何产生对历史的新思考。
主持人：让·盖伊，你刚从墨西哥来到这里，你的下一个项目是什么？
让·盖伊：通常情况下，我会在莫桑比克教书，但是莫桑比克发生了革命。
帕梅拉：那您可得小心了，在莫桑比克有动乱发生呢，那里有蚊子大军（Mozambique与Mosquito发音相似）。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莫桑比克（笑）。
让·盖伊：我在纽约的时候，带着美国的戏剧来到巴黎，观众都十分热情。但是略微不同的是，当我们在法国演出的时候，回到了更深层次的交流阶段。在路易斯安那州扮演亚玛是的一位非凡的女演员，这是第一次在我执导下，一个女演员完全融入了她所扮演的角色。在美国的时候，我曾是一家剧院的舞台监督，那时我想看看纽约发生了什么，我坐飞机到了纽约，在剧院找一份每周20美元的小工作。那时我还想去百老汇剧院。百老汇这个名字是带光环的。于是我上上下下找门路，进入了百老汇剧院。站在舞台上场门前，当演员吃完午餐回来的时候，问你是谁？我说我来自法国。然后一位技术监督带我在包厢里看了演出，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参观了你们美国的剧院。他说，不，这不是美国剧院。这只是一个剧院。他是对的。后来我和彼得·布鲁克一起工作从每天8点到午夜，持续了10年，每天晚上都在剧院。剧场里的人他们都知道我们似乎不需要睡觉。我倒是也很希望如此。项目一个接一个，我从来没有停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去了很多不同的方向，我停止了教学，还做了一个研讨会。我在巴西做了一个工作坊，非常棒的工作室，改造了一个空间，因为我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如果在我的未来，我可以有越来越多的研讨会我会非常高兴。现在我要去莫桑比克，在革命的高潮时期(笑），做舞台设计教学，然后我去印度的一个盛会，我们就像今天一样，讨论关于戏剧的一切。有一次我在印度参加一个会议，我遇到了一个导演，那个导演说，我们必须一起做点什么。大约五、六年后，我收到一条短信，里面问：你能来我的剧院吗？我在丛林中开了剧院，我想和你合作一部新作品。所以我飞了过去，我和他一起做了一部戏，今天他打电话邀请我再做一部戏。所以我们将在果阿（印度的一个邦）一起讨论。
帕梅拉：我想说的很多，但我会尽量言简意赅。以前伦敦有一个人叫彼得·杜伯尼爵士，他每年都邀请不同国家的戏剧作品来伦敦演出。我那时是学艺术的学生。有一个法国剧团来表演，它被称为国家流行剧院。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戏剧。我忍不住去思考，这是戏剧吗？我一直在想这件事。那时我结婚了，但还没有孩子。有一天，我去了帕丁顿车站，买了一张去法国的火车票。我从来没去过法国，那里的人还都说法语。我不通法语，很害怕。我去了一个叫里昂的地方，我以为那里有狮子，但是其实没有。我当时不知道去拜访剧院还需要邀请函。但我知道这部戏剧的导演是一个叫罗杰·布兰肖的人。在我的书里，我有第一本关于舞台美术的书是献给罗杰·布兰肖的，因为他教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现在仍旧这么认为。我来到这个剧院之前，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是”。每个人都拒绝我，然后我就被拒离开了。但那时我想不管你拒绝不拒绝，我都要去做。这就是我所学到的。在那个剧院我看到一扇门，上面写着艺术之地。我想，哦，我可以进去。所以我把门推开了。有一个人坐在一张很高的桌子后面，他像那样看着我，我说“我想见布兰肖先生。”（法语）我已经把话写在一张纸上了，但是他离得太远看不见那张纸。他对我说，不，你见不到布兰肖先生了，因为他在法国排练。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说，发生了什么事？他把我请了进去，我只想坐在后面的椅子上，那样不会被注意到。他说：”不，你来和我们同坐吧。“就这样我成为了导演助理，在那里住了六个月，完全忘记自己还有个老公了（笑）。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什么，你可以得到，但你必须采取行动。现在，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我有几个新项目，但在2026年，如果我还活着话，我要去东京的国家剧院，我们要制作萧·伯纳德·肖的戏剧《皮格马利翁》的新版本。这很令人兴奋，我不是导演，而是和一个住在东京的英国人一起导演的。他联系了我的经纪人，说：”我记得帕梅拉和布兰肖先生合作的作品，我很喜欢那些作品，现在我要做这个戏剧了，我想她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生活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循环啊。我对这个项目感到非常兴奋，但最兴奋的是前几天我们去了菜市场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就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咖啡馆。我们头顶上有一个用花篮做成的枝形吊灯，里面有小灯。《皮格马利翁》讲的是一个卖花的女孩，她想在黄金花园卖花，但没人买他的花。我突然想到了花篮，我画了它们，我可爱的助手帮我拍了照片，这样任何来东京的人都会知道这部戏剧和布加勒斯特有着这样的联系。
让·盖伊：三天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您说：“哦，很高兴见到你，我天天都惦记着你呢。”现在我发现原来您一直惦记的其实是布兰肖呀。(笑)
帕梅拉：如果我天天惦记着让·盖伊，那我可就得再为他写一本书了。但我非常感谢他，我希望他能从法国乘船过来，穿过英吉利海峡，多来拜访我吧。
现场提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还没有做过的，有没有什么人是你还没有合作过的，有没有什么困扰依旧未解？
帕梅拉：除了工作，除了在剧院工作之外，我越来越喜欢绘画。我生命中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真正做我想做的所有艺术作品，这是我的一个未完成的抱负。
现场提问：作为艺术家，有没有你年轻时相信的东西，现在对你来说仍然是正确的。或者有没有在你的人生中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
尼克：我记得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路过一家剧院，在那段时间里，那是罗马尼亚最好的剧院，我看见卡特琳娜·布赞从我身边路过。我想，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在这个剧院工作了。你猜怎么着？三年后，我和卡特琳娜·布赞一起合作了。所以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说不，不应该停止我的梦想，不应该小看自己。所以这是我给这里的年轻人的建议，永远不要否认自己的可能性。
帕梅拉：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刚刚学习数字，我经常唱我的乘法表口诀。那个时候人们常说她是个天才，她知道数字，而且她只有四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数学对我来说太难了。我现在知道我有一种叫做计算障碍的疾病，是一种数字盲症，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当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上过一节数学课，而是去图书馆。所以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我总是在上课时间跑到图书馆看书和画画。直到有一天我走到学校，标语写，考试向右转。我想，考什么啊？我不知道考的是什么，所以我向左拐了。我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如果有东西告诉你朝一个方向走，转向看看另一个方向是什么吧。
让·盖伊：我的人生简直满是错误（笑）。我是一个经常犯错的人，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了。但这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让·盖伊：首先，你不是舞台美术设计师，你是艺术家。因为你是艺术家，所以你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然后，你为自己创作，因为你有一种渴望被认可的激情。但是被认可并不是必须的条件。我常常告诉学生，停止复制，停止追求原创，做你自己就已经很难了。尤其是当我们是艺术家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前只有风险。我们被我们所必须观察的社会性、世界观、人类所打动，它们无处不在。因此，如果我们能在剧院里带来这种敏感性，那就把她带给那些将要与你合作的人，同时也发展你自己个性。
帕梅拉：我通常不同意让·盖伊的观点（笑），但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我记得我在中国中央戏剧学院的日子，我喜欢去那里。在中国，他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所以，当我在每天早上去工作室的时候，我会想，哦，天哪，我真的做不来。然后我让自己想着，这也是一个机遇。我还想再说一件事，我在艺术大学时，做了一个我的作品展览。令人惊讶的是，大卫·霍克尼，他来参加了这个展览。在展览结束时，他给了我一支铅笔，他说，继续画，帕梅拉。我从未忘记，这支铅笔就在挂我工作室的门上。所以，无论我在早上进去的时候有多么复杂或困惑，我都会看到大卫·霍克尼的照片，上面写着，继续画，帕梅拉。这给了我勇气。
让·盖伊：我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所学校能让你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你自己能让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最近担心的是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现在可以不用思考就用机器去完成一些工作了。即使是写作论文，你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在画图时，用人工智能来渲染和绘画。这样下去你的大脑就会变得懒惰，这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危险。所以，如果我可以给一个建议，我会说，试着用你的头脑去思考，试着用手去画画。做你自己，不要成为一台机器或成为别人。因为这种懒惰的影响后来会在你的生活中显现出来。你会变得肤浅，无法成为我们所说的艺术家。
尼克：当我们想要回望过去，我们随时可以看到新科技的出现。当弗莱芒发现透视法时，所有的剧院都布置了透视布景。而当我们在十七、十八世纪有了新的机械装置时，所有的剧院都使用新科技让人们从天而降，从地而出，从任何地方出现。直到今天这一切新技术都是人为的。一个艺术家不能仅仅满足于机器所能做的，但他可以借助机器来做到这一点。你把它当作一个中间步骤，电脑可以帮助你处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必须有这种非凡的批判眼光。我记得在印度遇到一个画家，然后他给我看了一辆卡车，上面有很多女士，各种各样颜色的裙子，也许有25、30个女人。他说，请拍下来吧。我拍了照片。他说，如果我要画这个，我必须改变颜色的位置。当艺术家创作作品时，必须对素材进行重新组织。你可以使用机器提供的东西，然后从中创造出属于你的东西。
现场提问：为什么你认为在绘画中表达自己如此重要呢？
帕梅拉：我只能说，我喜欢它。这是我唯一能说的。我从绘画中得到了快乐、愉悦、疼痛。如果你浏览我的网站，我不是在打广告（笑），你会看到一些铅笔画。这是一部新剧的手稿，如果我明年还活着的话会排演它。这些手稿我称之为角色设计，而不是服装设计。它们只是用一个小素描本完成的，我把它放在身边，这样可以随时随地创作。在我的房子外面是一张长凳，你可以坐在上面看海。我拿着速写本坐在那里，看着人们走过来走过去，把他们画下来。所以我在我的工作室里，架子上有盒子，他们给胖子、瘦子、老女人、年轻女人贴上标签。当我要制作一部作品时，我知道该去哪里看。所以我讨厌孩子们想给你拍照，因为手机拍摄的照片里人的体型会变化。人们看到我的画时非常惊讶。前几天，住在我家附近的人很好的老太太看了我的一些画。她说：”我觉得画得很棒，但你能告诉我吗？你是自己亲手画的吗？“（笑）
在充满激情与智慧的交流中，帕梅拉·霍华德、让·盖伊·勒加和尼克·乌拉鲁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戏剧、艺术与文化的思想盛宴。他们的深刻见解不仅为现场参与者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也为年轻一代艺术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通过这次对谈，我们深刻认识到艺术无国界，创意无止境。期待在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共同推动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全球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和灵感。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致力于国际与国内多个舞台艺术领域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并将持续报道本次论坛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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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帅
责编：张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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