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等待着那种声音,它是没有束缚的,没有既定形式的束缚,也没有门类的束缚,仅仅源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用什么来让我与这样的音乐有一种联系呢?刚好做完《阿姐鼓》后,何训田说下一张唱片可能会是国际性发行的,而我的名字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说“英语”的人没法把“朱哲琴”这样的音念准,于是有了“DaDaWa”。
全世界的每一种母语里面都有“a”,“达娃”在藏语里是“月亮”,“达达”让人想到西语的“达达”———超现实主义,而“达达娃”的命名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与我心中的音乐理念却很吻合———我喜欢的音乐并不是完全还原现实的,现实的空间往往容纳了我们,也同时成为我们的局限,它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它更常常令我们失望。
当初一读出“达达娃”这三个音,不知怎么的大家都认定它属于我,超越现实又返璞归真;和我的音乐一样,这是机缘。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一定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那儿真正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现实的和非现实的规定。
很多人常常会把我的音乐理解为一种专注于地域性的表达,以至于我不得不一再跟人家申明,我的作品与地域无关。可能我的血液里会天然地沉淀了我生命栖息地的草色土香,但我们从来没有试图用音乐还原某一处故乡山河。
西藏音乐在我们与它相遇之前、相遇之后都已经存在了,有着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其他人不管抱有多大程度的体认,也只能是对西藏音乐的嫁接、剪裁,甚至抄袭,它最多只是一个远远的背景,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东西,如果有人由此想到西藏,那或许是我在那里感知到了人性中共通的什么。
我的音乐里没有哪一个段落、旋律或乐句是取自于藏族民歌的,唯一你能听到的只是些钟声、人声等等,我也不知道去过多少次西藏了,但真正令我追忆、怀念的不是某一个空间,而是人,他们在匮乏中展现的人生景象让我不得不重新掂掂自己生命的重量。
2001年七月,我去了康西,那里的人非常贫困,村里刚有电,可是就在他们显然还不太习惯的灯影里,我感到只有这里才有真实的灵魂显现,它逼着你会想到仿佛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我曾给我的西藏朋友们清唱过我的歌,他们当然不认为这是西藏的音乐,但有一点是相近的,那是音乐背后的单纯、不那么浮躁还有超越现实。
生活中我想自己还是蛮随和的,但对于自己不情愿的艺术创作,我都会拒绝,因为我更在乎心灵是否还能感应,而不是唱片是否还会夺标,如果我找不到自由表达的音乐方式,即使有千万人喜欢我的唱片,我也会选择改行,因为这意味着我的艺术已经枯竭。
我相信生命是一种机缘。就像我小时候的理想,是走遍天下,现在借着音乐我差不多真要天下走遍了。
如果马上要开始一次只有我一个人的漫长旅程,比如荒岛、沙漠,你问我会带谁的唱片同行?
这很难说,喜欢的太多了,但我想我会带上本马拉美的诗,我喜欢他的诗和诗中的静谧。
《造就》综合:邵延枫《北京青年报》、杜培华《三联生活周刊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