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新作《世事无常》：触摸当下乡村“人”的问题 | 书评

古华的《芙蓉镇》1981年甫一问世，旋即引起轰动。小说展示了1963年到1979年以来的政治风云变幻对南国偏远小镇——芙蓉镇带来的伤害，深刻表达了某种反思主题。37年过去了，依然是南方小镇，同样描绘乡村生活，罗伟章的长篇小说新作《世事如常》，以回龙镇这一罗伟章惯用的文学地标，展示出另一番风景。罗伟章不仅彻底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乡村的想象性建构，还触摸到“人”的问题本身，探问到精神生活的内部。

文中版画均为何塞·费尔南德斯作品

罗伟章是当今颇为活跃的实力派作家。他的作品，大多通过普通人物的命运遭际，着力揭示社会变革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投影。长篇新作《世事如常》，则以新世纪乡镇生活为题材，从另一角度，切入生活与人性渊面底下的真相。

表面看，回龙镇是平静的，平静到平淡。小说开篇，就坦诚了主人公“我”（谢明）感觉到的无趣：生老病死，人情世故，日复一日；发生在镇上的事，无非是何大盛开了家韩式烧烤店，邱波卖上了火锅，镇子背后挖出了古墓群，发洪水时从上游冲来一条狗……立秋过后，连晨光也是每天按时到来。生活太过平常，让“我”觉得没意思。

然而，那些一地鸡毛的如常日子，潜隐着无常的暗流。这些“暗流”，既有乡村文化的失落、秩序和价值规范的破坏、人情感的淡漠，还有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回龙镇人是巴人后裔，能歌善舞，浪漫疏阔，高贵的血统，使他们不屑于做盗贼，更不屑于对弱者（女人）下手。暗流总有一天会激起惊涛骇浪。“李兴事件”就是那股巨浪。在整条街上，李兴显得不那么“和谐”。作为包子店老板，他不怎么打理生意，而是酷爱看书，且逢人就讲书中的道理。对“我”而言，李兴是个影子般的存在，他执着地关注我内心最不愿失去却已经失去的东西，比如书，比如信仰。可就是这样一位稍显迂腐的读书人，却在五年前禁不住诱惑，奸杀了醉酒的任小青。五年后，李兴无法忍受内心煎熬，爬上高压线杆自尽，并留下遗书袒露真相。他之所以一再谈论“慈悲”和“信仰”，正是杀人后精神备受折磨，渴望自己有罪的灵魂得到救赎。

《世事如常》

罗伟章/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李兴事件”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看似和谐的乡镇，也让我们产生诸多疑惑：平静如常的回龙镇，一切似乎都是那样合情合理，又是什么导致了动荡，酿成了悲剧？或许，这正是作家拨开重重迷雾，要展示给我们看的。说到底，颓败的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中的人。平静与寻常的雾霭散去，裸露出的是人性的荒原。

《世事如常》的叙述，是以一种轻松、平淡和不动声色的口吻展开的。这种叙事姿态也与《芙蓉镇》表现出很大不同。《世事如常》表现的景观，不可谓不严重，情感冲击不可谓不强烈，作者却以“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叙事姿态，以轻松书写沉重，不动声色地展示出回龙镇那片人性的荒原。

《饥饿百年》

罗伟章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他熟悉且挚爱的乡村。但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乡村生活大多还是一片模糊的背景，比如 《饥饿百年》 《 我们的成长》《 大嫂谣》 《我们的路》等等，主人公都深受生活的折磨，尽管艰辛，却仍然保持了传统的世态人情。稍后发表的《白天黑夜》，仍然讲述乡村中的动人故事，其乡村伦理和人性光芒，都给人留下希望和眷恋。随着对生活感知的深化，罗伟章的创作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一时期，回龙镇成为了他的文学地标。在《小镇喧嚣》和《回龙镇》里，回龙镇成为了疯狂、冷漠和麻木的场域。

基于此，《世事如常》里的回龙镇，成为人性的荒原就不奇怪了。

在这部小说里，作家进一步强化了此前已经出现的“冷”叙事，把回龙镇的故事讲述得平和而又惊心动魄，充满强烈的艺术张力。 罗伟章不仅刻意把自己的叙述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以便更客观地还原现实乡村的原生图景，而且以一种刻意的冲淡，来展现隐匿在生活中的“恶”的悄然蔓延。 这其中有一个关键性构成要素，就是作品中“我”的角色变化。罗伟章的许多作品，都有一个在场的“我”，此前的“我”，既是小说人物，是作家的叙述对象，同时也是见证者和讲述者——是一位与乡村有着密切关系的局外人，对乡村有深厚情感，因而以一种感伤和悲悯的眼光去观察和诉说。然而在《世事如常》里，“我”成了乡村中的一员，乡村中的种种善恶，必有“我”的一份。作品中叙述者的这种身份变化，无疑使小说在结构方面，进一步做到了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所说：叙述者与作者有了共同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