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中国人在谈到自己国家的困难，在谈到统治者对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常常会装出一幅对人性有颇深认识的样子，无辜地直视你的眼睛说：如果你在台上，难道不会这样做吗！
文 | 杨恒均
德国无疑是美丽的，也是我最喜欢参观的国家之一。但到了德国，我最想去的地方，却不是它最美丽的莱茵河畔、阿尔卑斯山，以及仿如童话书里跳出来的古城堡，反而是它身上暴露人类最丑陋的地方——
有些地方去一次就可以了，有些地方一次不去也不必遗憾，可有些地方——例如我说的德国这些人类最丑陋的地方，去一次却绝对不够。因为随着年龄、知识和阅历的增长，每去一次，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我说的是柏林墙、二战轰炸遗迹，以及纳粹大屠杀遗址和纪念馆这种让你想到人类最丑陋之处的地方。从残存的那条柏林墙慢慢走到大屠杀纪念馆，远远就看到那群密密麻麻的石柱，一根一根沉默、沉重地竖立在那里，每一根都好似铁钉一样直插进人类的良知……孩子们在石碑间嬉闹，大人们在石碑间沉思，死者在石柱间诉说……
进入到地下的纪念馆，短短一百米不到的行程，已经让你再次怀疑人类是否真有良知这种东西，就在你感到绝望的时候，从昏暗的墓室似的展览馆里的某个角 落传来一位年轻女士的啜泣声，你绝望的心为之一动，你四下张望，声音时断时续，你无法判断是哪一个女子发出的，可你目光扫到之处，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 过国家的参观者，每个人的眼圈都有些湿润……于是，你又开始思考，也许人类还是有良知的……
到了这种地方，你是无法思考问题的，你甚至连战争、政治以及人类的前途这类大问题也无暇顾及，因为，在这里，你唯一感受到的是人性——人性的恶，与人性的善……
你感受到了，却绝对无法想通，正如人类过去几千年也没有闹明白自己的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一样，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再给我们几千年，照样也无法弄清楚。
走出纪念馆，看看今天的德国，我的心情并不轻松。现在的德国，二战轰炸的遗迹比比皆是，到处都有大屠杀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可你发现，他们却早已经走出了屠杀与轰炸的阴影，没事人一样的快乐的活着。
第一次到日本和德国的时候，我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才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啊，他们怎么能够从那么邪恶的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帮凶变得如此彬彬有礼，甚至 比我们这些当时的受害者看上去还道德高尚的样子？人性怎么可以如此朝令夕改、变幻莫测？几千年困扰人类的人性问题，在德国人身上这种极端的作恶和极端的改 邪归正上，得到了反思，得到了答案没有？
不错，德国人真诚的道歉了，但那能在人性的层面给世人一个满意的说法吗？当然不能，可我们都知道，无论真诚道歉的德国，还是躲躲闪闪的日本，他们都在制度层面，给了世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没有反思自己的本性，却用制度告诉我们，那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二战的罪行与带给人类的巨大破坏让人类感到心寒，却也因此催生了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我们知道了，人性无法改变，甚至无法彻底了解，可制度却可以改 变。人性再好，不能当饭吃，人性再坏，我们人类也不能去集体自杀。可建立好的制度就不同了——一种可以光大人性的善同时可以约束人性之恶的民主制度是人类 在几千年无法遏止自己的人性后找到的最不坏的出路。
有人可能会质问我，如果说人性是善，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还情有可原，可人性是恶的，怎么也可以建立起最好的民主制度，从而又来限制人性中的邪恶？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这正是我今天在大屠杀纪念馆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民主制度的建立恰恰不是一些对人性充满希望的人，更不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圣人的人，民主制度出现在美国并不出奇，他们本来就是对欧洲大陆人性失望的人，经过九死一生的海上颠簸，来到美国，决定建立新制度。这个制度唯一要做到的，就是他人不能对“我”干坏事，“我”能够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澳洲的民主建设者甚至都是真正的罪犯，但真正的罪犯也有不愿意被他人侵害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