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论如何成为一种科学哲学？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 《历史知识论如何成为一种科学哲学？》

作者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黄翔

图片 | 网络

如果有人问：“博物学家们使用手绘与摄影家们使用照相机，哪一个更能客观地展现鸟类的形态？”大多数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都会认为照相机的拍摄更为客观，因为只要摄影者对着鸟儿按下快门，照相机就会遵循光学和物理学规律为鸟儿留影。摄影者的主观意识尽管可以影响照片的构图和快门工作的时间，但对快门开始工作后的成影过程则影响不多。而手绘则从构图到绘制的整个过程都难免受到绘画者的主观看法的影响。可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家加里森（Peter Galison）和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简称“马普所”）的科学史家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在他们合作的专著 《客观性》（Objectivity， New York：Zone Books， 2007） 中研究了19世纪到20世纪科学界所拥有的客观性概念的变化过程，研究结果却发现， 按照19世纪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的客观性标准，手绘将是一种比摄影更能客观展现鸟类特征的表征手段。 这是因为摄影只能捕捉某一特定鸟儿在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姿态，而该姿态中的许多特征未必能够被同类的其他鸟儿所拥有。博物学家们的手绘则试图展现大多数同类鸟儿所共有的特征，尽管绘制的结果常常是对该类鸟儿的理想化景象，并未表征哪一只特定的鸟儿。 这一颇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表明了，科学实践中的客观性标准不仅比普通公众，甚至比许多专家学者所以为的要更为复杂。

两位学者的研究进路被称为 “历史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 ，该进路是当代一个成果斐然的研究领域，最初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对知识论概念、对象和认知机制的历史性研究而逐渐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些学者大多不满当时科学哲学对方法论和知识论规范的抽象研究中简单化和脱离实践的倾向，坚持只有通过考察知识论规范在具体科学实践中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真实过程，才能正确理解科学知识及其生产的基本特征。

当代历史知识论的研究内容 相当繁杂，一些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内容针对知识论概念。 除了上述的加里森和达斯顿对客观性概念的研究，这一类的经典例子还包括科学哲学家 哈金（Ian Hacking） 对科学推理风格的研究。他在西方科学史中辨识出多种推理风格，如数学中的公设式风格、对可观察对象的测量和实验风格、以类比模型建立假说的风格、分类和排序风格、样本统计和概率计算风格、对发生性过程的历史性研究风格等。这些风格的发展与组合形成了当代科学研究中最为基本的认知推理工具。

第二类研究内容针对科学研究对象。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马普所”的科学史家瑞 茵伯格（Hans-Jörg Rheinberger） 对合成蛋白质产生过程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合成蛋白质能够成为分子生物学中的研究对象，决定性地依赖于实验系统的运作而不仅是理论发展的结果。

第三类研究内容针对科学的动态发展。 比如“马普所”的科学史家 瑞恩（Jürgen Renn） 通过对物理学中机械论和相对论思想发展的研究表明，其发展过程的动力不仅来自理论构建以及证据对理论的支持，也来自各种外在资源如物质条件、社会性知识、语言和符号工具等。

学术研究的魅力之一是它的开放性。研究的方向和结果常常偏离研究者的初衷，带来始料未及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惊喜。 尽管历史知识论的具体研究已经产生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也引起了学界相当深入的讨论，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理论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未来的研究发展。 《知识论》（Erkenntnis）杂志2011年为历史知识论出版一期专刊。从这一期十几位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一线研究者们对于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如历史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历史知识论与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并未形成共识。 一些学者特别是受到法国研究传统影响的科学史家们满足于对知识论概念、对象和发展机制的描述性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只有通过了解科学中重要的特征是如何历史地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才能真正地理解这些特征；而知识论和科学哲学中通过某些先验原则推出的规范性条件在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只不过因其具有丰富的逻辑资源而可以对任何已经发生的事件给出看似合理的重构。科学家们之所以使用哲学家给出的合理性重构，常常是因为要将其当作与论敌辩论时的修辞性工具，而并非当作指导自己工作的规范性原则。从这种对哲学极度失望的态度出发，法国研究传统中最具洞见的科学史家康 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 坚称自己的研究是一种知识论的历史（epistemological history），而非历史性的知识论，以此与哲学撇清关系。

然而，仍然有一部分学者坚称历史知识论是一种合法的科学哲学或知识论研究，相信哲学给出的规范性原则只要真正进入真实的科学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哲学家们理想化的臆想中，就可以用来帮助和指导科学研究。 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就是科学哲学学者，而科学哲学中许多学者也坚信，科学史研究是科学哲学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之间，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是密切相关的。 赫歇尔（John Herschel） 出版于1883年的《自然哲学初论》（A Prel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是当时公认的最中立和最全面的科学哲学著作。其中对科学方法的讨论都建立在对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和地质学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之上。 惠威尔（William Whewell） 在其科学史著作《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1837）中梳理了各学科的发展史，而在其科学哲学著作《归纳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1840）中，科学史为他对科学合理性原则的分析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资源。 马赫（Ernst Mach） 认为历史方法最适合于透彻理解科学方法的目的。因此，他于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第一次建立科学哲学专业时，将这门哲学子学科称为“哲学，特别是归纳科学的历史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