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感到北京浩浩荡荡、了无际涯是在小学二年级。我生在北京东郊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棵飘拂着魏晋风度和晚唐诗意的垂柳。杨树爬满一种叫洋剌子的虫子，槐树坠满一种叫吊死鬼的虫子，满街游走着工人阶级，衣着灰暗眼大漏光，怎么看怎么不像这个国家的主人。苦夏夜，男的工人阶级赤裸上身，女的工人阶级大背心不戴奶罩，为了省电，关掉家里噪音巨大的风扇，或坐或站在杨树槐树周围，毫不在意洋剌子和吊死鬼的存在。我每天走三百五十四步到垂杨柳中心小学上学，走三百五十四步回家吃饭。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学校组织去人民印刷机械厂礼堂看《哪吒闹海》，从垂杨柳中街一直走到垂杨柳南街的最东端，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两两手拉手走，整整一千零三步，真是遥远，我的手被拉得酸痛。电影散场，我站在垂杨柳南街上看旁边的东三环南路，当时还没有任何立交桥，好大一条河流啊，一辆辆飞奔而过的212吉普、130卡车都是一团团的河水，河的对面是人民印刷机械厂的厂房，像个遥远的另外的城市。海要比这大河更凶猛，我想，龙王真是可恶，哪吒的脑子也一定被驴后蹄子踢了，怎么能闹得过海。我长大了，仰面躺下，成为一条木船，阳具竖起，内裤就是风帆，西风吹起，我就扬帆而去，横渡这大河，脱离北京。
此城何城？
地理书上说：一亿多年前，中国东部，火山喷发、地壳变动、山地隆起，运动之后的北京，如同一个海湾。漠北的野蛮民族打到这里，冬天的时候，觉得北风还能如刀，残阳还能如血，认定这里是他们可以用一定形式定居下来，而又不会渐渐失去剽悍兽性和坚强判断力的最南端。再往南，过了淮河，杨柳岸的暖风就会吹融刀剑，醉泥螺和黄鱼鲞就会催生骑兵肚皮的赘肉，口小如樱桃奶小如核桃的女人就会柔软各个部落首领的身心。江南的汉人也逐渐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北京东南的所谓中原无险可守，北方异族入侵，一失北京，中原难保，江山难保，不在北方建立都城，就是自行加速政权的灭亡，于是平安险中求，明成祖朱棣不贪恋江南的暖风、醉泥螺以及小奶美人，迁都北京，在沙尘暴中真切感受塞北的威胁，在威胁中时刻警惕着。
北京的雏形是蒙古人在元朝奠定的，至今不变，三点突出：
一，四四方方。确立中轴线的设计，“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大城之内，一条大马路与中轴线垂直相交，马路以北是中央部分，中央部分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场，左面是太庙，右面是社稷坛，清清楚楚。这条大马路，经过历代自大狂和虚无的民族主义者反复修建和拓展，形成了现今毫无人性的长安街。最宽处近百米，心脏不好的小老太太小老大爷横过马路，先舌下含一片硝酸甘油。在上海或者香港等等依海而建的城市里，一百米的距离，已经做了头修了脚洗了衣吃了饭买了菜钉了鞋寄了信会了朋友。城市规划院的一任老院长跟我说，别笑，为了阅兵的首长们站在天安门上，一抬头就能舒服地看到新式的战斗机从天空飞过，长安街两边，即使是在东三环附近，建筑物也要限高二百米。2000年左右，开发商开始一起炒CBD的概念，朴实的大北窑桥，也更名为国贸桥，所有附近的楼盘都夸耀长安街和东三环形成的“金十字”。我认识的一个法国设计师也被请来做CBD的整体规划和功能定位，他老实跟我说，这哪里是什么金十字，简直就是他妈的天堑，你们扒了美丽的城墙，修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在飞机上看就是城市的一道道紧箍。
二，正南正北。四方的元大都，街道笔直，正南正北，正西正东。最近，花市斜街等仅有的几条歪道也因为城市建设被消灭了，只剩后海附近的烟袋斜街，依湖成形，还在。蒙古人数学不好，如果打到北京的是哥伦布，建完这个四四方方正南正北的城池，南北走向的，都叫街，东西走向的，都叫道，街道统统编号，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戊。如果那样，到了现在，打车赴局，和出租师傅就省了很多口舌。蒙古人不是哥伦布，所以现在去个没去过的地方，要先问清楚附近的地标建筑。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手机还基本用于军事，装固定电话还要贿赂电信局员工要排队等待要缴五千元押金。我的一个大哥开始做生意，和杨树下槐树下的工人阶级说，要不要钢材，要不要火车车皮，要不要苏联造的客运飞机。在现在看，大哥当时的名片依旧实用：办公住址，102中学西南五十米垂杨柳西区二楼，电话，6787864，让小玲子妈妈叫一下。
三，亲水建城。弃金中都的小家子气的莲花池水系，以上通下达的高粱河水系为设计中心，挖了通达江南的大运河，运河北边的终点就是什刹海。于是北京有了水喝，有了水景，水路运来的醉泥螺还基本新鲜，吃了不会闹肚子，运来的小奶美人依旧眼神忧郁，从头发看到脚尖，耳边就响起《声声慢》。什刹海、北海、中南海连接成片，对一个城市而言，极其奢侈。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旧金山金门大桥公园的设计都是由此产生灵感，所以华尔街上的银行家今天才有舒展水景看，不至于大批量疯掉，旧金山的同性恋才能在光天化日下在公园的大草地上手拉手，走啊走，心平气和仿佛魏晋时候号称Bamboo Seven的七个男人。那个法国设计师跟我说，新中国后，北京城最大的遗憾不是拆了城墙，而是没把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合在一起，建个开放式的大公园，给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颐养心灵。
这个法国人回国之前的一天，北京来了沙尘暴，宇宙洪荒，天地间一片混沌赤黄，法国人兴奋地在长安街上行走，问我说，这里是不是传说中的火星？我想起很久远的一天，我陪我的初恋在中山音乐堂听管风琴，出来的时候也是沙尘暴，所有的星星都没了，所有的路灯看上去都像星星。我们沿着长安街一直走到国贸，然后再沿着东三环一直走到团结湖，我的初恋表情坚定头发飞扬，她笑了，我看到街边的玉兰花开了，她唱《晚霞中的红蜻蜓》，我觉得比鸟叫好听多了。我问她，你是不是来自火星？我的初恋说：“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北京孩子，要夸我长得像天仙，就眼睛看着我，舌头伸直，直截了当地说，不用转弯抹角地说什么月亮，什么火星。”
今夕何夕？
北京最不缺的是历史，上世纪末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一共十九个，北京占了六个。而且不像西安等等过早辉煌过的城市，北京所有的历史都是鲜活的或者根本没有死过。我飞快地去过一次西安，秦始皇陵远看像景山，但是不是公园，不让攀爬，华清池仿佛某个民营企业在后院自己凑合挖的澡堂子。十年前，爬黄花城野长城，农民兄弟一块钱卖我一根玉米，十块钱卖我一块五百年历史的明代长城城砖。春天的时候，和姑娘去天坛，在墙根下拣荠菜，摘嫩枸杞叶子，中午配着鸡蛋炒，煮清汤。风吹过来，没有尘土，也没有杨花柳絮，我眼看着，一根枯死的枝杈从巨大的柏树上摇落，柏树腰长得那么粗，也应该是三四百年的生命了。和所谓艺术家们吃饭，某个饭局上，某个姑娘扎眼，五官嚣张，两眼一抹兽光，似乎“非我族类”。听熟悉情况的人介绍，这个姑娘有几分之几的满族血统，几分之几的蒙古人血统，妈的妈的妈的妈使用下半身和咸丰皇帝战斗过，如果大清不亡，她会是个格格。2005年，陕西周原发现四墓道的西周王侯级大墓，打开空空如也。我和几个古董老大开玩笑，拉两车武警封锁东三环北京古玩城的所有出入口，撬开大小所有保险柜和暗门暗锁，脱光古董老大们所有的衣服，搜查所有可以藏东西的所在（包括古董老大身体上的各个孔穴，难保里面没有西汉上等白玉做的整套含蝉鼻塞耳塞肛塞），就会呈现中国2005年最大的考古发现。
历史长当然好，民族可以自豪，可以冲淡眼下很多问题。北京的悠久历史中，最夸张的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五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啊，意义重大。几乎所有的新物种都产生于非洲，比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西方学术界认为，除了中国，所有其他原始人类都起源于非洲。这种认可极为难得，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都挖了那么多年，西方还是一直不承认夏朝的存在，更不要说三皇五帝，在他们眼里，中华文明凑不到五千年。唯一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来在协和医院神秘地消失，一定是日本人干的，仿佛上世纪60年代的人没有学好任何一门功课，都是“四人帮”害的。之后好像又找到一些碎骨和牙齿，据见过那个丢了的头盖骨的专家说，一定是同一批人身上的，证据确凿。上世纪60年代美国登上月球也一定是真的。我做肿瘤研究的时候，也偶尔听说同道做出了非常喜人的科研成果，然后传出动物模型意外跑失或者被游荡的民工杀了吃了，所以需要追加科研经费，重新培养兔子和老鼠，这些应该也是真的。
已经死了的或者快要死了的历史集中起来，活在博物馆。人家送我一本北京博物馆套票，八十元，可以逛上百个博物馆。我心里流淌着口水，幻想着有时间休个无比悠长的假期，和懂明清家具的老大逛紫檀博物馆，和懂书画的老大逛故宫博物院，和懂青铜瓷器玉器的老大逛国家博物馆。一个上海人问，总说北京有文化，这些博物馆，多数北京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别说去过了，你一辈子也不一定都会去一遍。我说道理很简单，最奢侈的不是实际享受了多少，而是有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所以手机才具备摄像和看电影的功能，所以中年男人才会羡慕皇帝的三宫六院。
我想，就像一把茶壶，茶叶在茶壶里泡过一段时间，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叶被倒出来了，茶气还是在的。北京是个大茶壶。太多有权的有钱的有性情的人像茶叶似的在北京泡过，即使权没了钱没了性情被耗没了，即使人死了，但是人气还在，仿佛茶气。鬼是没有重量的，我想，死人的人气也不会很沉吧，沙尘暴一样，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飘浮在这座城市上空。复杂丰富的城市里，活人也变成鬼，熟悉过的老大，喜欢过的姑娘，我对他们的记忆如同可吸入颗粒物。天空灰蒙蒙的，载我的出租车开过华威桥，一个恍惚，我听见一个老大的声音：仔细看看这个白玉鸡心，拉丝对不对，游丝纹对不对，是西汉的还是宋朝仿造的？你再仔细看看。我听见一个女声在唱：“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啊，童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彼何人哉？
判断对一个城市熟悉程度，我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比较熟悉就是我知道这个城市里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酒又好又便宜。很熟悉就是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老板或者老板娘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有人送我回家或者去医院。极其熟悉：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我去了，老板或者老板娘会自己下厨房，炒菜上桌子，老板和我干第一碗酒或者老板娘看着我夹第一口菜，喝到极高，送进医院，急诊室门口有四个以上的医生弟兄等着看我的熊样。
如果这样分类，我极其熟悉的城市，只有北京。
一个上海人较真，在上海成为经济首都之后，说，有了经济实力才能谈得上文化，问，北京是文化首都，凭什么。如果逛一下北京的夜店，听听聊天，了解一下夜店里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北京集中了全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顶尖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歌手、地下乐队、演员、摄影师、建筑设计师。走进一个这些人常聚集的去处，随便就看到一个横断面。有的已经成名了，有的还在混。成名的，不一定有才气，但是的确努力；在混的，有的才气浓重，在眼睛里忽明忽暗缭绕盘旋。我看着那些刚出道的才情浓重的人，我知道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朽，尽管这些人现在可能还汗味浓重鼻毛悠长，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还没用过信用卡，还不会说纯正的普通话，就像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棕榈大街上，听那些话都说不利落的毛头小伙子聊他们的创业计划，什么血管生长素抑制因子治疗肿瘤，什么DNA芯片，我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创造出下一个辉瑞和惠普。在北京的一个桑拿天里，我蹭票在工体听了许巍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他唱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嗓子就劈了，声音锉刀一样割耳朵，唱到最后，他终于撑不住，哭了。他一定想起他来到北京城这十几年，多少人没有混出来啊。坐我前排一个女孩，浑身打了无数的洞，穿了无数的金属环，挥舞着荧光棒，喊，许巍，我爱你。我心里想，又一个小混混，混出来了。
有个美国知识分子说，北京最像纽约，上海不像，太不像了，有股票交易市场又怎样。在北京和纽约，一个人必须非主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out to be in）；在上海，这个人必须入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in to be in）。我们在东三环靠近农展馆附近有个食堂，没有名字，没有霓虹灯招牌，水泥地，水泥墙，金华土菜。艾未未的设计，招牌式的冷静干燥，没有多余的一点零碎。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影响了我的上半生；艾未未说，人不应该追求快乐生活，快乐就像糖一样，只是人生的一种味道，这句话我时常想起，或许会影响我后半生。在食堂里，我见到各种非主流的人：有自闭症嫌疑的小提琴手，说话从不看人眼睛，从脸上看不出年龄，酒喝到老高才放开些，死活让我叫她舅妈，她出的唱片上全是外文，据说她是国内第一把小提琴，男的女的都算上。有二十年没写东西了的作家，对古玉和旧家具的见识远远在对文字的见识之上，从小到大，唯一做过的正式工作就是在作协当他爸的秘书，他爸早就仙去了，他还一直是他爸的秘书，每月从作协领一份工资。有满头白发的老诗人，没有工作，娶了80后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比他小两岁，叫他大哥，他还贷款买了房子，还生了胖儿子。老诗人常劝我，别眼馋，80后的嫁给了他和杨振宁，再过两年，90后的就会看上我，一拨一拨的，耐心等待，别着急。总之，除了我，基本没有见过一个需要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上班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税务局处长，快五十了吧，一天喝多了，反复念叨，他应该快升副局长了，他辛辛苦苦啊，副局长牛啊，没完没了。一个姐姐平常总是微笑着，喝很少的酒，吃青菜，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完没完？我老爸进政治局那年你中学还没毕业呢，又怎么样啊，现在还是天天傻子似的看《新闻联播》，测血糖看糖尿病好点没有。雍正皇帝用的第二任宰相是谁啊，有人记得吗，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一次喝多了一点，借着酒劲拨我初恋的手机，问她在不在食堂的附近，有没有开着车，可不可以接我回家。她的车开得又快又稳，我说北京开始没劲儿了，出国的出国，去上海的去上海，生孩子的生孩子，一桌麻将都凑不够手了。她说，哪儿那么多要求，北京至少还有人驮你回家去。她还说，给我带了明前的新茶，今年雨水大，是小年，让我将就喝，如果敢先喝别人送的，就腐刑伺候。
二十七岁之前，我没出过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就飞到了旧金山。之后四年间，飞国航，积累了三十五万公里里程。我想，我算是脱离北京了吧。但是偶尔在南方遇到风沙，摸到腰里拴的红山青玉鹰，见到白发的诗人或者收到我初恋的短信，问，最近如何？我楼下的马路就恍惚变成东三环，天边就隐隐压来沙尘暴。我想，我无处可逃，就像孙悟空飞不出如来那双肥厚的手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