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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一下皮尔士
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覆盖面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自身，从本世纪 20 年代至今，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几乎一直被当成定论而广泛应用于其他人文领域的研究。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本来就有许多问题，如果再把它到处应用，其负面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剑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曾作过一个非常典型而又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构主义文学评论的示范：一个男孩与他的父亲发生口角，随后离家出走。烈日当空，他躲进一片树林，不小心掉入一个深坑。父亲出门寻找儿子。他走到坑前，向下望去，因为光亮反差太大，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太阳已经移至头顶，照亮了坑底，使得父亲能够救起他的儿子。父子重新和好，一起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面对这样的文本，结构主义者往往将它画为图表。“父子口角”被分析成“下级反叛上级”；小男孩在树林中行走被看成是沿着横向轴的运动，与“高至低”的纵向轴相对应，所以是“中间状态”。深坑在地面以下，掉下去就意味着“低”，太阳在天上，则代表“高”。太阳照进深坑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屈尊俯就或者降低身份，这颠倒了前面一个叙事单元中“下级”反叛“上级”的位置，从而在“高”与“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也是“父子一起回家”的所指，即“中间状态”。伊格尔顿，“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文学理论导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5 页。分析至此，结构主义评论家便收拾工具，凯旋离去，准备对付下一个文本。
这样的论评方法很难令人信服。且不谈对社会历史内容的彻底忽视，就连其有限的评论结果也漏洞百出。按照结构主义的逻辑，只要能够指出文字作品的内部结构关系，结构项本身的具体意义是不重要的。但是，能够揭示文本结构关系的符号比比皆是，为什么偏要选择这些成分，而不选择那些成分来说明问题呢?事实上，即使我们用其他对立项来代替父亲与儿子、泥坑与太阳(例如，母亲与女儿、飞鸟与田鼠)，得出的评论结果还是一样；担任“中间状态”的成分也不必是“树林”，因为河流、青草或其他任何地面上的东西都可以起到相同的功用。伊格尔顿在评论结构主义理论时这样说：
说到底，结构主义的非历史主义态度到达了令人骇然的程度；它声称要分离的那些关于思维的法则--平行、对应、逆转等等--是基于普遍性这一层次，因而与人类历史中的具体差异相隔甚远。居于奥林匹斯山的高度，一切心智都显得千人一面了。在找出一部文学文本的基本系统后，结构主义者就只能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了。把作品同它所涉及的现实联系起来，或把作品同它得以产生的环境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没有了，因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排除这些现实。28
结构主义文学评论的缺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它所借用的符号学模式有关。索绪尔从先验的结构出发，强调任何符号都是它所处系统中的组成成分，因而人们在确定其意义时不能够把它与系统中的其他成分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同一个概念或声音连续体在不同的符号系统中有着不同的分割形式，究竟哪一个能指与哪一个所指结合，完全取决于该成分与周围其他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索绪尔由此作出结论，符号意义是符号系统中诸种成分相互区分的结果或效应。索绪尔的这一结论至少有两点经不起推敲。首先，他的符号系统或结构具有上帝创世般的自
我分解的能力，而这一逻辑前提缺乏逻辑或经验的证明。其次，符号系统并非索绪尔所说的那种先验存在，它是符号使用者为了交流方便从具体的、个人的意指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符号运作规律，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并不能否定符号意义与外部事物的相互对应。反过来说，我们没有理由将现实世界排除在符号的意指活动之外。
注释：28伊格尔顿，“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文学理论导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9 页。
结构主义理论的失败使人们对能否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语言产生了怀疑，有不少人认为，符号学不过是一种“时髦”，随着索绪尔符号模式的缺陷日益暴露，追随这一时髦研究方法的人也越来越少。美国学者布朗斯基 (Marshall Blonsky) 就在《论符号》一书的序言中好几次不无感伤地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认为那是符号学“令人振奋的时代”。按照他的说法，符号学研究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这段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索绪尔有关语言符号的论述标志着符号学的开始；索绪尔符号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法国的巴尔特堪称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由于上述研究执意挖掘永恒不变的深层结构，不关心符号的实际操作和代码的具体形成，从而导致符号学的危机。今日的学者虽然可以努力去克服这一不良倾向，但随着结构主义大师的相继去世，符号学的高峰已一去不再复返。29
如此理解符号学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现代符号学确实与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从索绪尔的内部角度去审视各种语言现象，注重研究符号文本中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如果仅因为这一点就在符号学与结构主义之间划上等号，那就错了。美国学者迪利 (John Deely) 这样说：
“Pars pro toto”--以局部代替全体--是一个常见的词组，被用来称谓提喻这一文学手法，例如，一个小青年开了一辆新车来到朋友家，他非常得意，问朋友他的“轮子”怎么样。但我们在这里用这个古老的词组来称谓一个在许多方面无疑是现代的谬误(过分专门化的副产品)，也就是以部分代替全部或把局部(几乎)当作全体的谬误。30
迪利这里针对的是在东、西方都甚有影响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该书作者霍克斯(Terence Hawkes) 不仅在书的标题里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同起来，而且在内容的阐述中对它们也不加区分。他在书中一处强调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31
大多数学者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霍克斯以一代全的做法不仅歪曲了符号学研究的实际情况，而且还限制了符号学这项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了解该学科的另一部分传统，即由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开创的逻辑符号学的传统。
对于我国学术界，皮尔士的名字并不算太陌生，不少书籍和刊物曾经对他作过专门的评述，但总的来说，国内的介绍一直局限于他的哲学思想，并往往冠之以“实用主义”而加以排斥。其实，“在其思想的成熟时期，皮尔士主要从事的是发展一种符号学理论”。伊尼斯 (Robert E. Innis)：《符号学文集》，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他的理论对后来的符号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被广泛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过去所采用
的简单归谬法忽视了皮尔士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有关符号现象的论述，从而部分导致了我国符号学研究的贫乏。
注释：29参见布朗斯基：《论符号》一书序言，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30迪利编：《符号学前沿》，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viii 页。31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7 页。
皮尔士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父亲影响，对哲学、数学等多种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年后，他致力于研究和普及哲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遗憾的是，除了少数几位知音，皮尔士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赏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灾难迭至，穷困潦倒。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皮尔士的思想又重新受到重视。近年来，他的学说重新成为许多领域里的研究热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位已故哲学家的本土--美国。1989年，哈佛大学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纪念皮尔士诞辰 150 周年，与会的专家和学者人数多达四百余名。目前，专门研究皮尔士思想的学会已经有好几家，美国得克萨斯州工业大学正在组织出版皮尔士思想研究的系列丛书。就符号学论述而言，近年来讨论皮尔士符号学理论的文章多不胜举，研究他思想系统的专著也时有发表。美国巴布森学院一位教授新近还将皮尔士有关符号的论述整理成册，单独出版，书名为《皮尔士论符号：皮尔士符号学文集》。可见，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在当今世界学术界里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不同于索绪尔的先验结构，皮尔士符号学理论的基础是他自己提出的三个“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ies): 一级存在 (firstness)、 二级存在 (secondness) 和三级存在(thirdness)。 所谓一级存在，指的是自我独立的存在，皮尔士又称之为“感觉状态”(qualities of impression)。 例如颜色，不论它是否被人知觉，都是存在的，但它没有时间或地点的规定。二级存在是个别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经验，它牵涉到主体与被感知事物的关系。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被某个生物所感知的某种程度的蓝色就属于二级存在。三级存在属于“中介”、“习惯”、“记忆”、“再现”、“交流”等抽象的范畴，它使具体的时、空经验获得新的形态。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某类外部事物的感知效果并不完全一样，但人们仍然用同样的符号来表达、再现和传递这些效果。此外，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之间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关系。也就是说，二级存在中包含着一级存在，三级存在中又包含着二级存在。符号属于三级存在，因而同时包含着其他两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