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香港回归二十年纪念日。
这是不平凡的二十年，同时也不平静。1997年，香港GDP一度占到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到了2016年，只占全国GDP的2.77%。1997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七，大约是排名第一的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6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接近排名第一的美国的三分之二。在这个巨大的变局中，如何适应变化、找准定位，成为香港需要面对的一个巨大课题，甚至是难题。
回望香港回归的二十年，既有骄傲与成就，也有反思与忧虑。如今往前看，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香港和内地之间更深度的大融合。站到高处，放宽心态，突破政治壁垒和信任障碍，实现两岸三地乃至四地间的优势互补，让彼此间产生积极的化学反应，这是符合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乃至造福全球的正确选项。
香港维多利亚海湾。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洪少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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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闵杰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9日总第810期《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永和实业公司董事长林健锋记得很清楚，1997年6月30日那天，香港大雨。
再过十几个小时，港英政府即将退出这片掌管了156年的土地，历史将被改写。
太平绅士林健锋连续赶场了几个活动之后，衣服全被雨水打湿。时间很紧，他完全没有时间回家换一身干衣，就直接去了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
“浑身湿漉漉的，很难受。”回忆当时的情形，林健锋皱了皱眉头。不过，这个尴尬的小花絮，没有减少他亲眼见证那个宏大历史时刻的骄傲。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很激动，“这么多年都一直忘不了”。
20年后，作为商界代表，林健锋已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采访的这天上午，他刚和香港特首梁振英就粤港澳大湾区交换了意见。
“我跟他说，我们在珠三角发展有三十多年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签订也有十多年了，但中央给香港的很多政策，到现在还用不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林健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融入内地发展，“大门开了、小门没开”的问题还很普遍。
在香港商界，林健锋是知名的玩具企业先驱，代表了上一代香港实业家的典型成功路径。他上世纪70年代留学美国，但最终选择回到香港继承家业。
1979年，嗅觉敏锐的林健锋已经嗅到了对岸变革的气息，在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犹疑的时候，果断来到广东东莞投资办厂，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港商。
香港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凭借其轻工业的蓬勃发展而起飞。到了80年代，香港的本土加工制造业因成本上升而开始外迁，由于地缘和文化原因，珠三角最早成为香港工厂的落脚地。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出于种种原因，在广东出现过几次逃港大潮。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就揭开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大逃港”的冰山一角。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广东。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表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逃港”的屡禁不绝，开始让最高决策者下定决心，对逃港者光靠“堵截”没有用，要用“导”的办法，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1980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移民到香港的广东人，在香港站住脚，第一个念头就是“衣锦还乡”，回老家办厂。
正是凭借着这些香港亲戚的穿针引线，把大量“三来一补”型企业引进深圳、东莞的土地上，形成了后来珠三角著名的“前店后厂”，即“香港接单，广东制造”的产业模式。
这是一段两地合作的蜜月期，很多港资的玩具、鞋、纺织品等“两头在外”的企业，都将制造工厂设在了深圳和东莞。
不少港商回忆，那时候，从香港到东莞要5个钟头，路非常不好走，但来投资的港商依然源源不断
，因为市场订单多，利润空间大，不少行业毛利润有35％，竞争对手也不多。
这一时期到底有多少港商到内地建厂，已经很难详细考证。可以作为参照的是，直到2002年，“前店后厂”模式已经开始式微之后，香港工业总会与香港工业大学的联合调查发现，
香港本土10万家贸易公司，仍然有6万家在珠三角投资设厂，雇用工人达1000万人以上。
“上世纪80年代深港合作是很有效率的，原因是利用两地经济发展的落差，很好地找到了双方的合作模式，优势组合，特别适合制造业。”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长期专注于区域经济和深港合作问题研究，他将深港之间的合作模式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特区成立持续到香港回归之前，最大特征是政府没有太多推动，以民间方式和企业方式进行，合作重点集中在“三来一补”制造业，香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深圳就地建立加工贸易生产体系。“
这个阶段是深圳学习香港，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追赶香港
，进程特别明显。”
香港自身也在上世纪经历了几次快速转型。一般认为，自1841年开埠至今，香港共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使香港从一个渔村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第二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以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80年代初最高峰时，香港制造业曾占香港GDP的23％，雇用工人曾占香港劳动人口的41％。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香港制造商纷纷北上，将工厂分批调迁至内地，与此同时，香港开始朝国际金融中心大步迈进。
这一时期，背靠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巨大经济体，作为唯一的“管道”城市，香港金融业开始大规模崛起。资本市场空前繁荣，人口急剧膨胀，商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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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年，香港人均GDP22497美元，位居亚洲之首，是全世界吞吐量最大的货柜港口，也是全世界第三繁忙的空运港。香港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和世界四大黄金贸易中心之一，经济自由度和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一。
“97回归前后，粤港两地合作出现了一系列变化。”谭刚分析，原先80年代成功的合作模式，需要往前推进，突出表现在民间合作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政府出面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比如两地人员和货物往来频繁，要求更高效的边检、海关查验和通关模式。更急迫的是，伴随着制造业来到深圳，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物流，需要就近落地为香港企业提供服务。但在这个阶段，很多服务业领域没有中央的授权开放，一直关闭。“两地合作进入相对停滞阶段，没有新的东西，一直在吃老本。”谭刚说。
在谭刚看来，两地合作原地踏步，跟深圳自身面临转型困境也有关系。
2002年11月，一篇长达1.8万字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引发举国热议。
28岁的作者呙中校在文章中深入剖析了当时深圳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特区困境”：“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窗口作用显著下降的深圳难以再享有特殊政策和照顾，来担负改革试验田的重任。”
而且对比上海的高速发展，深圳也“满腹牢骚”，自上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以来，深圳“似乎觉得上海在发展上总能得到政策上的照顾和扶持，而作为特区的深圳却被忽视甚至被限制”。
“深圳那个时候比较迷茫。”
谭刚坦言，深圳一直希望能争取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牌子，但始终没有拿到。
另一方面，香港对这个一直跟在身后的“小弟”也充满戒备之心。呙中校在文章中说，“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对深圳警惕心有余，而合作力不足。例如当年香港要搞创业板，深圳方面提出可以把香港的创业板设在深圳，以节约资源，合作发展，但是香港方面不置可否。其他如24小时通关问题、西部大通道等问题也是如此。”
深圳正在经历迷茫期，而香港同样经历着回归之后最艰难的五年。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一年时间内，股市下跌1万多点，市值蒸发2万多亿港币，很多普通市民也损失惨重。而在回归前持续数年的移民潮，也打击了香港的信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回归前，香港有70万人移民，几乎所有移民都是中产阶级，带走了5000多亿资金。整个城市的投资、消费和信心开始出现摇摆。1997年，香港房价高达每平方米9万港币，到2002年，房价腰斩一半还多，每平方米只有3万港币。
“因为香港的竞争力也在下降，经济持续不振，如果不与深圳扩大合作则其优势将丧失殆尽。”呙中校在2002年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香港正在经历危机。而2003年的SARS带给香港第三次重大冲击，GDP下跌了1.4％，使本已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
跌入谷底的香港，只能重新把救市的目光投向内地这个庞大的市场。正如呙中校所言，“香港与深圳，交则泰，不交则否。”
2003年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是香港融入内地的一个转折点。
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是代表香港签字的人。他被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任命为财政司司长，从2001年5月至2003年7月，满打满算只有两年多时间。不过，在这两年中，梁锦松成为CEPA的重要推手。
CEPA文本共二十三条，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方面，即：从2004年1月1日起， 273个内地税目涵盖的香港产品（涉及食品、药品、纺织品、电子产品等），符合原产地规则进入内地时，可享受零关税优惠；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涉及的行业包括诸如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等部门；关于投资便利，规定内地将在通关及电子商务等七个领域简化手续，以便香港资金更加自由地进入内地。
“CEPA是香港重新踏上经济复苏之路的重要一环。”
2017年6月，早已经告别政坛多年的梁锦松在香港南丰集团的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CEPA不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地位，也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认识到，香港享有独特的优势，将成为开拓内地庞大市场，尤其是发掘内地巨大市场潜力的最好台阶。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CEPA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制度安排。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与中央政府签署的，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一国两制”的方针，可逐步减少和消除两地经贸交流中的制度性障碍。
“1997年是香港政治上的回归，CEPA协议签署是香港经济上的回归。”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总结CEPA的价值。
CEPA从2004年开始实施，此后几乎每年都签订一个补充协议。直到2013年，签订了10份补充协议，由最初涵盖273个香港原产地货品及18个服务业领域，扩展到1770多种香港原产地货品和48个服务业领域。
CEPA给困顿中的香港经济带来了活水，在2004年至2011年的８年间，香港地区GDP年均增长5％，是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近两倍。
尤其是2003年内地自由行的放开，自由行城市从最初的广东省内城市，开放到全国49个城市，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的零售服务业。从2003年至2013年，香港的零售额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十年间翻了一番。
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看来，放开自由行对香港意义重大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但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香港受到冲击就小了很多，香港经济只是走低了两个季度，又开始恢复正常，失业率几乎没有显著变化。”
“到2015年，内地服务贸易对香港几乎全部开放，大门几乎全打开了。问题是，很多具体东西没有落地细则，小门还没开。”谭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突出问题是，香港的高端服务业，怎么认证，怎么在内地落地和兑现，还没有清楚的细则。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举了一个亲历过的例子，“香港理工大学说要来深圳产业化，没问题，CEPA已经放开了。
但过来之后注册碰到问题，注册国有企业？好像并不是。注册事业单位？好像也不是。到工商局注册公司？但他们觉得自己也不是个营利机构。
在香港，无论营利还是非营利机构，都是经过同一个注册流程，再来界定营利还是非营利。但到了深圳这边，就注册不了。”
在郭万达看来，CEPA是根据WTO框架来定的，而所谓“大门开了，小门没开”，根源在于两地体制不对接和法律不对接。“这是制度壁垒的问题，和内地改革一样，存在法规滞后，改革不到位。”
“很多行业准入是不同部门在管，每个部门又有很多各自的条例和规则，但从香港角度看，尽管行业准入放开了，但实际上还是进不去这个市场。”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对《中国新闻周刊》 坦言，过去几年也做了不少努力，但问题还是普遍存在，“我个人建议，能不能中央给广东省授权，把香港的专业服务准入的审批权交给广东省，把事权从部委下放。”
港珠澳大桥。图｜CFP
制图｜叶雪鸣（点击可放大）
度过迷茫期的深圳和香港，开始不约而同地希望加强双城融合。谭刚回忆，在2006年前后，深圳和香港的不同机构都各自独立地提到了要建设“港深大都会”。
“当时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提出，香港要和深圳建立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世界大都会，感觉特别重视深圳。而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任后，特别重视和香港的关系，推动粤港合作。”在谭刚看来，这是粤港合作的第三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的低迷之后，开始找到了一点兴奋点，也签订了很多协议成果。
这个阶段，两地官方层面的合作也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搭建了很多平台。
“从广东省来说，最初和香港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后来经过向中央争取，建立了
粤港联席会议
的机制，有了这个制度安排，让广东和香港可以直接谈。”方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两地合作的重要平台，早在1998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下称“联席会议”）已经成立，由广东省及香港特区政府高层组成，旨在全面加强粤港两地多方面的合作，改善两地经济、贸易、基建等方面事务的协调关系。南沙发展计划、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港珠澳大桥建设等经贸、金融及基建方面的合作规划，都是联席会议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