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0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21世纪经济研究院承办的“书中自有世界：21世纪年度好书暨‘近未来’经济趋势论坛”在北京中信书店芳草地店举行。
活动现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教授作为21世纪年度好书评委代表，发表题为《历史的转折点：对2017年政治、经济与技术变化的预测》的主题演讲，现将演讲文字刊出，和更多读者分享，内容略有删节。
文︱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中信书店”（ID：citicbooks-wx），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6年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不是每一个年份都是历史转折点，大部分年份都是平淡无奇的。我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在做宏观预测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趋势外推：去年怎么样，今年和明年也怎么样。但是，要把视野拉长，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中有众多转折点。从中国历史来看，1949年、1966年、1978年、1992年，都是转折点。如果从全球经济来看，二战之后，1971年、1980年、1997年、2008年都算转折点。如今，我们再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能够带来历史重大转折的可能有三重力量，那就是技术、经济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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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新技术”和“新的新技术”
首先来看技术。我们现在正身处在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我们谈了很多新技术，但我们所谈的新技术其实是两类：一类是旧的新技术，一类是新的新技术。
什么是旧的新技术？比如现在比较火爆的云计算、大数据，都只能算是旧的新技术，它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新。
这几年我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当属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写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兴衰》，这本书中戈登讲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20世纪70年代之后萌芽并发展至今的这一轮技术革命更大。
一言以蔽之，电比电子计算机的贡献更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电灯、电话、电报、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家用电器。医疗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突破。这些技术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远比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渗透力量要大。
相比之下，这些年我们感受到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新的变化。使用手机上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手机上网和电脑上网并无本质的差异；电商来势汹汹，但电商无非是用原有的技术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冲击非常强烈，主要是因为IT技术全面渗透到各行各业，改变了原有的业态，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意和就业。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那些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可是现在出现的这些“旧的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大，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不仅影响到生产，而且改变了教育；汽车加速了城市化；火车和轮船大幅度降低了交通成本；电报和电话大幅度降低了通讯成本；抗生素等医学方面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育，人口出生率才得以迅速提高。
原来不仅是技术，还有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把技术的潜能释放了出来。
什么是“新的新技术”？有可能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是生物工程，或是新能源、新材料。但我们距离下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还比较遥远。
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几年就颠覆我们的生活方式？恐怕很难。2016年我们目睹了Alpha-Go击败李世乭，Master击败了聂卫平，据说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在德州扑克中击败人类了，原来我们还指望人类打麻将能胜过人工智能，看来也没有希望了。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难的事情，对人工智能来说很简单，比如记忆、计算等；而那些对我们来说很容易的事情，对人工智能来说却很难，比如情感、直觉。人类的小孩子看人脸色，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人工智能做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时候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照顾老年人的生活，那我就算服了它了。
我相信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机器人，机器迟早会替代人类，但这场革命可能会发生在更为遥远的时候。同理，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不是一出现就能带来革命，而是一定要等到这些技术能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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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经济”和“慢经济”
我们再来看经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看到快经济和慢经济。
快经济就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美国经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欧洲经济在2017年可能也会比大家想象得好。美元强则欧元弱，这对欧洲的出口有利，欧洲还会爆发危机，但那是以后的事情。
慢经济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猜测2017年会有哪些黑天鹅，其实已经没有黑天鹅了，大家把能够想到的坏消息都想到了。可能出现的是另一种动物，即灰犀牛。灰犀牛块头很大，被它撞上了非死即伤。你知道它存在，但不知道它躲在哪里，可能它躲在灌木后面，也可能正躲在河里。它并不神秘，但更危险。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拉詹写过一本《断层线》，里面讲到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断层线”。灰犀牛和断层线，都是对慢经济的描述。人们感到不满的很多现象，其实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我们一直没有察觉和重视。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问题才变得格外重要，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不平等。
2015年影响最大的书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在书中写到，19世纪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年代，那时的经济学家，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最关心的都是财富如何分配。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更关心经济增长，不再关心收入分配，这是因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收入分配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
如果皮凯蒂的预测是对的，到了21世纪，我们会重新回到19世纪。19世纪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年代，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如果未来的年轻人不能再靠自己的拼搏，而只能靠“拼爹”，才能出人头地，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大乱子。
令人遗憾的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特金森刚刚去世，要是他不去世，估计很快也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推荐大家读一下阿特金森的《关于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未来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收入不平等，这是悬在全球经济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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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导致2016年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政治又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先看国内。在很多国家，人们都感到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变化。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曾经讲过，社会的风气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整个社会更关心私人事务，也就是人人都想赚钱；有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关心赚钱，关心的是公共事务。
大家可以看看中国。上世纪80年代大家关心什么？那时人们看的是《读书》杂志，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任何一个有自我尊严的中国人都不关心挣钱，只有投机倒把分子才关心挣钱。到了90年代，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埋头挣钱的时候，你得到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加，还有世界观的巨大改变。
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放假了出国度假、或是自己驾车周游世界？谁能想到巴黎的商店“老佛爷”里，到处都是出手豪阔的中国人，售货员都会讲中文？随着经济增长放慢，“九零后”还会关心经济的增长吗？未来年轻人关心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和原来这一代人关心的问题不一样。“九零后”的年轻人到底关心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同样，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美国大选。如果你想要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当选，就要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都跟你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如《在自己国度里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你会发现，在美国有一批低收入的白人一直是被压抑的，现在他们开始爆发了。你可以认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看法是荒谬的，但你不能说他们担心的问题没有意义。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的精英认为，既然你们的答案不对，那么你们关心的问题也就不对，这是一种愚蠢的错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些人担心的问题，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个时代将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特朗普上台带来的最大的风险不在美国国内，而在国外。特朗普上台之后，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一个基调就是美国往回撤。一旦美国往回撤，就会出现权力的真空。权力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的是真空。当权力出现真空之后，就会有各种力量蠢蠢欲动，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误判和由误判带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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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做出改变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很理想、很乐观，相信特朗普真正能够做成一些事情，现在也许像1980年。当时，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搞改革，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一段新的高速增长时期，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现在也可能像1968年，当时是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年代，包括西欧的中产家庭都是第一次过上现代生活，有了电冰箱和洗衣机。他们生活富裕，但却很不满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刚刚说，我觉得事情已经都做完了，没有什么事情好干的了，突然在巴黎爆发了红色五月，学生和工人开始上街，然后在墙上写满了乱七八糟的标语，其中有一句话是“我想表达我的声音，但是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如果糟糕的话，会像1936年或者1937年，当希特勒越来越咄咄逼人，欧洲国家害怕又出现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本能的反应是：那就让让他吧。希特勒要捷克的苏台德地区，那我们就给你吧。当张伯伦采取绥靖政策，割让了苏台德，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受到的是英雄般的欢迎，大家认为他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战争。结果呢，我们看到欧洲加速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1936年时，美国刚从大箫条中走出，1937年却又二次探底，然后一直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经济。
如果最糟糕的话，会像1914年。现在我们讲经济全球化，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才是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移民，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现在你想劳动力自由流动一下？很难。当时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大家已经觉得习惯了，认为和平与发展理所当然是时代的主题，结果突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的时候历史的转折是非常快的。
假如2016年真的是历史的转折点，那么，我们会发现，原来熟悉的很多规则，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原来熟悉的那个生活已经不再存在了。这里面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政治带来的撕裂。全球愤怒，这会在未来越来越多地改变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沧海横流，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过去的认知，把原来的知识全部倒空，随时准备做出改变，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
延伸阅读：
阎学通看2017
文︱白云怡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时报”（ID：hqsbwx），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问：很多观察人士认为，2016年堪称“黑天鹅”乱飞的一年。在您看来，真正称得上“黑天鹅”的事件有哪些？它们的发生真的是“意外”吗？
阎学通：如果将“黑天鹅”定义为多数人事先没料到的事件，那2016年这样的事很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俄土关系改善，菲律宾对华立场转变、英国“脱欧公投”通过，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等。如果只有那些既是多数人没想到同时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事件才算“黑天鹅”，那么可以说，2016年的意外事件都还没形成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影响。
一些事件被称为“黑天鹅”可能并非因为意外，而是很多人不喜欢这种事发生，最典型的是特朗普当选和英国“退欧”。预测之所以不同于瞎猜，是因为预测需要建立在科学原理之上，但现在很多预测错误源于依据个人好恶而非科学原理做判断。比如倘若特朗普的个性与其他共和党人物差别不大，即使他坚持自己目前的政策主张，其胜选也可能不被认为是“黑天鹅”。英国搞公投本就有两种可能，将其中一种称为“黑天鹅”也是因为一部分人不喜欢这个结果。
问：这些事件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什么？
阎学通：每个意外事件的影响是不同的。我认为特朗普当选的影响可能大于其他事件，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最有影响力国家。道义现实主义的原理是，领导人类型决定国家战略偏好。同类型领导人的变更所带来的变化小，不同类型领导人的变更则带来较大变化。从领导类型讲，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之间是程度差别，而特朗普与他们是性质差别，特朗普政府会有较强“人治”色彩，他对美国政策的调整也可能有性质变化。特朗普带来的改变到底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会长期持续，现在还不好说。
▲11月9日，美国加州，部分民众上街抗议大选结果。
总的来说，2016年的意外事件多是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这可能意味一个新历史潮流在兴起。如果我这个判断符合客观实际，这意味着2017年会有更多不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事件发生。自二战结束以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先后成为新兴的意识形态。正在兴起的这股意识形态是什么还难以确定，人们给其贴上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反精英主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等不同标签，但我更愿意将其称为“反制度主义”，即反对现已建成的官僚体制，不希望由现有官僚体制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是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体制外的民众的结合来改造国家。
问：那么，根据您的预测，2017年会飞出什么“黑天鹅”？
阎学通：2017年，美国制造影响最大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大于其他国家。中美关系恶化程度、美俄关系改善程度、美欧关系下滑程度，都有可能超出预想。如果美国减少其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2017年将发生更多冲突，美国从哪里先撤军，哪里就可能先爆发冲突。
此外，由于一些欧洲国家将举行公投，欧洲将可能发生更多预想不到的事件。2017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将不如2016年，因此引发更多经济冲突的可能性上升。这些经济冲突有可能引发一些意外政治事件。如果依据现实主义理论我们预期2017年冲突增加，就会感觉“黑天鹅”事件不多；而若依据自由主义理论预测国际冲突减少，就会感觉“黑天鹅”事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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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离心失去样板地位，对外政策俄或更加大胆
问：总体而言，世界政治格局在2016年有了什么样的根本改变？
阎学通：如果“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以国家分类的政治力量对比，我认为只有程度变化而无性质变化。两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同时，在共同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以中美各为一方的战略对抗也越来越突出，一些中小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转移更加明显，两个地区的实力总量趋同，而欧盟的离心倾向使其失去了区域合作的样板地位，国际政治影响力加速下降。
在美日欧国际影响力下降之际，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也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甚至超级大国。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对抗性增强，蒙古不顾中国反对邀请达·赖访问。中东国家的战略冲突加剧，战争持久化。一些拉美国家内乱不断，非洲大陆进一步边缘化。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但绝大多数国家是全球化的受害国。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两极分化，因此逆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弱化，使南南冲突和北北冲突上升，而且同时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比如叙利亚内战和英国“退欧”都既是国内冲突也是国际冲突。
问：作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角，俄美关系很受关注，特朗普上台后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是否不可逆？
阎学通：上世纪70和80年代形成的美国冷战思维是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俄罗斯），特朗普有可能改变这种冷战思维，转向与俄罗斯合作但与中国对抗。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与我们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含义相同。显然，特朗普认为让美国不如冷战结束时那么伟大的原因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的崛起。他可能将“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复兴”视为零和关系，两者无法同时实现。能否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复兴”同时实现的双赢战略，是个严肃且重大的现实问题，靠反对冷战思维恐怕改变不了这个矛盾的性质。
冷战后，自由主义在美国战略界和知识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很可能是下降趋势。以民主价值观为理由对中俄采取强硬政策的建议恐怕难以被特朗普采纳，他更可能以现实战略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为决策依据，减少在人权等问题上与中俄的对抗，而是根据与中俄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利益冲突来决策。
问：您对最近的普京访日之行怎么看？2017年俄罗斯还会让世界刮目相看吗？
阎学通：日本媒体认为日本在普京访日中是失败者，领土问题从归还两岛退到了一岛都不归还。不过我关心的是，为何普京以如此居高临下的态度访日？为何不假装平等？我觉得特朗普表现出来的对俄政策应该使普京对美俄关系大幅改善有了信心，这种信心使他认为今后日本将有求于俄而不是俄有求于日本。普京的这种心态，决定了俄日关系的改善将以日本妥协为前提。安倍不向俄罗斯妥协，俄日关系就难以改善。
2017年美俄关系如果有大幅改善，欧洲国家面临的俄罗斯压力就会上升，在得不到美国有力支持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将会有所妥协。如果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俄罗斯的外交余地将大增。欧洲、东亚和中东的形势变化，将使得俄对外政策更加大胆。
问：您早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提到，台湾问题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最近的事态发展符合您的预期还是比您的预期更强烈？
阎学通：比我预期的强烈。我当时只预测特朗普会增加对台军售，增强军事合作，在国际上为台湾说话，没想到他会和蔡英文通电话，公开表示不遵守一中原则。我预测的是程度变化还不是性质变化。
我觉得，自特朗普当选后，媒体对其对华政策做出了许多连续性错误判断，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部分舆论先是兴高采烈地论证特朗普是商人，所以他将改善中美关系。这种预测很奇怪，商人多种多样，商人经历怎么成了对华政策的决定因素？
接下来又认为特朗普对台湾的态度是因为他缺乏外交知识、行为鲁莽导致。这种分析似乎缺乏合理性：就算特朗普缺乏外交知识，但他的团队不缺啊，决定让蔡英文打电话不是他个人的决策，而是团队集体决定，这也不是什么鲁莽决定，而是反复考虑的结果。
他发推特说不受一中原则限制后，又有人说他2017年1月20日掌权后会重新回到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台政策，既然特朗普已经明确说拿台湾当筹码和中国谈贸易交易，我怀疑他就职后的政治目标限于贸易交易。他有可能把“台独”当作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一步棋，而这关系到我国民族复兴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策，可能很难解决今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问：这么说，2017年中美关系必然会经历一段波折？会持续多久？
阎学通：2017年可能是中美关系冲突为主合作为辅的一年，或许会出现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第一年双边关系恶化的现象，而难以重复奥巴马当政第一年的无缝对接。恶化时间甚至有可能长于小布什当政的第一年，因为再次发生“9·11”那种迅速提升中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事件的概率较低。贸易摩擦加剧是可能的，但可能不是最严重的冲突。安全战略冲突可能比经济冲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更大，在东北亚地区发生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大于在东南亚地区。
问：东北亚安全形势会如何发展？特朗普会在朝核问题上做什么？
阎学通：美国在东北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上升趋势。特朗普会巩固与美日韩台的军事合作关系，冲突点可能是“台独”和朝核问题。美国2017年采取什么具体政策难以判断，但如果以四年为时间段，不能排除支持“台独”和轰炸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
问：中国国内有自己需要优先对待的政治日程，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
阎学通：中央的判断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合为一体，这就需要内外政策同时改革。要知道，外部力量可能会给中国崛起制造一些困难，但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的复兴大业，而“文革”的经验则证明，极左政治路线错误是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夭折的。
所以，中国对内应以解决“不作为更加突出”为重点，通过扩大各级改革创新的自主权来提高工作积极性是我国的成熟经验，这样综合国力就能快速增长。只要综合国力的增长快于外部困难的增速，我们应对外部困难就不吃力，崛起就能持续。对外战略的原则应从“以经促政”转向“以军促政”，即以扩大和增强与邻国的军事合作为对外战略主轴。历史经验表明，军事关系是双边战略关系的核心，军事合作和军援对增强双边战略关系稳定性的性价比，远远高于经济合作和经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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