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列出德国最重要的几座城市，她肯定不会在列。如果推荐德国值得去的旅游景点，她也不会被人提及。甚至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一辈子可能都不会踏足这个地方，而绝大部分外国人更是连听她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她曾经对历史的影响，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
她叫
维腾贝格（Wittenberg
）
，也有人称她维腾堡，位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人口现在只有五万人。
提起宗教圣城，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耶路撒冷、梵蒂冈或者麦加，但我认为将维腾贝格称为“宗教圣城”一点儿也不为过。1517年，马丁-路德在这里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引发宗教改革运动，随后基督教发生分裂，新教就此诞生。新教成为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我第一次到维腾贝格是2013年2月。如果不是为了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我想我也是不会去这座小城的。维腾贝格老城区十分狭小，只有两条主干道，从东西方向横穿城区，只需10分钟就能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一眼望去，这里与德国其他小城并无二致，甚至还多了些许荒凉。但小城的魅力需要细细品味，把自己置于当年那段历史中。
公元一世纪，基督教诞生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起先基督教尽管受到罗马帝国的打压，但仍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播开来。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并将罗马帝国分给了两个儿子，至此，罗马帝国分裂。随着国家的分裂，教会也进一步发生了分化。基督教的罗马教会和东方正教会之间的争端不断增大，1054年，两大教会正式决裂，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罗马公教）和东正教（希腊正教）。
此时的维腾贝格刚刚走上历史舞台。这片地区当时属于东法兰克王国，归萨克森公国管辖。1486年，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 der Weise，1463年-1525年）成为选帝侯，维腾贝格成为其首府。腓特烈三世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诸侯，他在维腾贝格兴修桥梁、王宫和教堂等基础设施。1502年，他在这里设立了维腾贝格大学，吸引了当时大批的学者到这里教学。这座学校也成为现在德国哈勒-维腾贝格大学的前身。
与此同时，天主教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年被罗马皇帝视为异端的天主教在西罗马地区以及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都成为了正统思想。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虽然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法国、德国等地，但由于帝国的皇帝一般来说都要受到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加冕，所以仍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由此可见宗教与政治联系之紧密。二者结合的一个“产物”就是十字军东征，教会以宗教的名义对穆斯林世界发起了数次战争，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灵涂炭。当然，中世纪除了有宗教与政治的勾结，也有神权与世俗权力为了争夺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但不管哪方占优，受苦的最终都是劳苦大众。
在中世纪，欧洲人民的心灵寄托主要在教会和宗教教义。当时欧洲的民众识字率很低，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由于价格过高而被视作奢侈品，一般民众无法承担。所以要想了解基督教教义，只能通过神职人员的传授。从经济学上讲，教会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即教会拥有的信息量远大于民众，这就会导致垄断宗教信仰解释权的一方实施寻租行为，因此教会腐败行为层出不穷，比如敛财和性丑闻等，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贩卖赎罪券。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偷吃了禁果，被赶出伊甸园的，所以人都是有“原罪”的。上帝为了拯救人类就派出自己的儿子耶稣降临到人间，向人类传递上帝的旨意。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了替人类赎罪，而人类只要信仰上帝、信仰耶稣，就能够获得赎罪。但是罗马天主教廷宣称，教皇有权利判定和赦免人类的罪行。所以到了中世纪晚期，特别是16世纪初期，罗马教廷为了筹措资金，便派授权神职人员前往欧洲各地售卖赎罪券，宣称购买了赎罪券的人便可以全部或部分赦免自己身上的罪行。罗马教廷敛财无数，而人民大众则变得更加穷苦。
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 - 1546）。马丁-路德在大学时学过哲学、法律和神学。1511年，路德来到维腾贝格，进入维腾贝格大学教书，同时也是天主教奥斯定会（Augustinians）修士，在修道院工作。此时正值贩卖赎罪券的高峰期，他目睹了罗马教廷的黑暗。而在维腾贝格，他又潜心研究神学，他相信“因信称义”，即通过对耶稣的信仰而得到上帝的救赎，这就间接的否定了赎罪券的作用。
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所写的，在历史的尖峰时刻上，总会出现一个人，也许是那一秒钟的一个决定，就能偶然或必然的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茨威格虽未谈及宗教改革，但马丁-路德在这一刻同样闪耀出了耀眼的光芒。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腾贝格教堂的门上提出了《九十五条论纲》，用拉丁文列出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点。他的论点包括：
教皇没有免除任何罪孽的意志和权力，他仅能赦免凭自己的权力或教会法加于人们的惩罚（第5条）
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罪债，而只能宣布并肯定罪债已经得了上帝的赦免。那留下归他审判的，他当然可以赦免。他若越过此雷池，罪债便仍然存在。（第6条）
临死者因死亡就免除了一切惩罚，他们向教条的法规是已经死了，不再受它们的约束。（第13条）
所以那些宣讲赎罪票者，说教皇的赎罪票能使人免除各种惩罚，而且得救，乃是犯了错误。（第21条）
那些说钱币一叮当落入钱筒，灵魂就超脱炼狱的人，是在传人的捏造。（第27条）
基督徒须知，他们除非有很多的余款，就应该把钱留作家庭必需的开支，决不可浪费在购赎罪票上。（第46条）
Die 95 Thesen: Luther2017
http://www.
christianstudy.com/data
/theology/95theses.html
（开启宗教改革序幕的教堂）
https://
de.wikipedia.org/wiki/9
5_Thesen
马丁-路德提出这些观点的初衷只是寻求学术辩论，以革除教会的陈弊，并非要创造新的宗教流派。但他的这些观点随后被翻译成更易于让人理解的德语方言（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德语），而古腾贝格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书籍的印刷和出版变得更加快捷和廉价，新的神学理论如星星之火一般从维腾贝格向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传播开来，引起了巨大反响。罗马教廷得知此事后十分恐慌，通过不同途径向马丁-路德施加压力，但都未果。随后教皇利奥十世（Leo X）发表诏书，下令焚烧一切关于马丁-路德的书籍，并命令马丁-路德撤销自己的言论，否则就要将其革除教籍。但此时，马丁-路德对天主教改革的决心已经异常坚定，他与维腾贝格大学的其他师生一起，在城门口公开焚烧了教皇的诏书、教会法和经院神学书籍，彻底与罗马教廷决裂。1521年，教皇发布诏书，革除马丁-路德的教籍。而马丁-路德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此后，路德所代表的教派被称为“新教”（德语：Protestantismus，英语：Protestantism），他直接建立的教会被称为“路德宗”。马丁-路德的思想也影响到了欧洲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在维腾贝格改革20年后，加尔文（Calvin）在日内瓦发起改革运动，其成立的派别被称为“改革宗”或“加尔文派”。
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并开始影响到诸侯国上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慢慢发生了分化，不少诸侯开始转而支持新教。支持新教的诸侯组成联盟，反对支持天主教的诸侯和皇帝。之后诸侯与皇帝之间爆发内战，结果皇帝查理五世战败，于1555年与诸侯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该合约提出了“教随国定”的原则，由诸侯而非皇帝来决定诸侯国的宗教信仰。该和约也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允许新教路德宗与天主教共存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至此，基督教世界再次发生分裂，新教成为法律认可的基督教派别。
除了创造了新的宗教流派，维腾贝格的宗教改革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也提供了新的素材。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于1905年发表了他的传世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因果关系，新教中的禁欲主义、“天职”（
Beruf
）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精神出现的宗教根源，并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的特征。他的这一观点随后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并随之产生了诸多验证韦伯观点的学术论文。两位德国经济学家 Sascha Becker 和 Ludger Woessmann 于200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的经济学论文，翻译成中文是《韦伯错了吗？新教经济史的人力资本理论》。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篇论文就是要验证韦伯理论的。该文的假设是新教地区的经济在近代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是因为新教鼓励阅读《圣经》原文，这一行为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这里的背景涉及到维腾贝格改革的另一个影响，也是经济学家更加关注的现象，即在宗教改革发生之后的几百年间，欧美的新教地区和天主教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上图来自Becker和Woessmann的论文，表示一个国家新教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横轴为1900年该国人口中新教教徒的比例，纵轴为190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散点图中每个英文缩写代表世界上的一个国家，数据来自Maddison数据库。虽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但新教人口比例高的国家普遍经济水平不会太差，这些国家包括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以及英国、荷兰、德国等国。当然，这一幅图无法说明太多问题，比如不一定就是新教导致的经济繁荣，其中可能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民教育程度，也许新教更重视教育？我们来看这幅图：
横轴同样是1900年每个国家的新教人口比例，纵轴变成了当年该国的识字率。与上一张图类似，新教人口比例高的国家识字率普遍较高，如瑞典、芬兰和英国。
接下来就要对新教的影响做更进一步的量化分析了，作者选取了19世纪的德国普鲁士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普鲁士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这个名称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出现过。普鲁士原是德意志北部的一个诸侯国，首都原来在柯尼斯堡，在这座城市诞生过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二战后柯尼斯堡被划归给苏联，如今属于俄罗斯，名字已改为加里宁格勒，不过这是后话。当时随着领土的扩大，普鲁士将首都迁往柏林。普鲁士历史上出现过多位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比如我们熟知的俾斯麦。在俾斯麦的率领下，普鲁士于1871年统一德意志北方各诸侯国，成立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在统一北方后，于1871年当年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内容除了年龄、性别，还包括宗教信仰、识字率、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根据统计数据，当时普鲁士有约64%的人信仰新教，34%的人信仰天主教。论文的两位作者就采用了1871年普鲁士统计局的这一套统计数据，并参考了之后20年的一些普查数据作为补充，数据涵盖了普鲁士452个县。分析过程我就不在这里介绍了，不过其中有趣的一点是，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作者采用“维腾贝格与普鲁士每个县的地理上的距离”作为新教人口比例的工具变量引入到回归分析中。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内生性和工具变量也不要紧，只需要知道引入“与维腾贝格的距离”这一变量的背景原因：马丁-路德在维腾贝格发动宗教改革后，他的思想是以维腾贝格为中心逐步向四周传播的。当时没有互联网，信息无法跨越空间距离传递出去，只能由近及远一步步扩散。与维腾贝格距离越近的地方，就会越早了解《九十五条论纲》的内容，受到的影响也会越深。所以这一变量很巧妙的对“新教的影响”这一因素进行了量化。
论文作者最后的结论是，虽然并未找到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影响的证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新教地区的高识字率，或者说是新教地区重视教育的确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