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她们提出的要求是：要把养育他人作为首要任务，满足他人对食物和情感依恋的需求，让生活能够得以维持。
从婴儿降临人世，食物与母亲在他们眼中就是浑然一体的：女性本身就是他们第一口食物的同义词。之后，孩童的个人需求渐渐变得复杂，女性要提供情感养育；她们供给的是维持情感存续的象征性食物了。神话故事和艺术作品所呈现出的女性外形，都代表着关爱、养育和基本渴求，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所有人都拥有一个基本认知——如果没有母亲，一个人很难活下去。母亲的出现能够抚慰心田；母亲一旦消失不见，世界也将随之湮灭。母亲脸颊上的发丝、肌肤间的触温，都会留在身体的记忆里。
女性身为养育者，会关注他人的需求、关心照顾他人，这就是她们发展关系、维持生活的技能和对此的承诺。在我们和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这些成熟的养育技能如果能够跟一个广受尊重和认可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劳动形象结合在一起，将对整个世界大有裨益。可惜的是，关爱照顾他人的女性，非但没能拥有受重视、受尊重和受认可的地位，她们的付出还得不到任何报酬。她们所做的这样一份真实又重要的养育工作，在他人的眼中根本连工作都算不上。在男权意识中，女性担任妻子一职——特别是担任母亲一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纯属天性使然，可以用生物社会学来解释。于是，“女性”成了抽象的概念、理想化的名词，而女性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付出的辛劳全都被玷污。这样的男女分工是如何形成的？它对女性造成了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源头上看清公共生活是怎样与私人生活割裂开来的。
自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社会生活就截然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公共社区，另一边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私人生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这一划分对男性女性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公共世界是主导领域，是男性的世界，是有偿工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空虚和依赖的感觉是得不到表达的；人类对养育的需求也是受到抑制的。但对竞争的追逐、对掌控感的渴求、对权力的欲望，这些感受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感受都符合利润制造的需求，而利润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发达消费文化这个公共领域的底线。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必须要系统、规范、文明和正式。有偿的工作（所谓的“真”工作）、成文的法规和国家社会，这些都由抽象理性的规范来定义，而自然人需要的依赖和相互依存虽然在私人领域里至关重要，却被视为具有女性特质的、跟养育相关的，是跟公共领域严格对立的。
而另一方面的私人生活，其重心在核心家庭的体制和符号上。生活的私人领域是女性、孩童和家庭这些概念的基石，这个世界里全是情感需求、成长、私人悲喜以及深藏的希冀和失望。
这是一个有苦有乐的情感世界，主观感受才是第一位的。女性是这个世界里的工作者，她们的工作始于人类一个卑微的真相：每个人在生命的最初都是依附于人（通常是依附于女性）的。女性的工作是一份情感的劳作，一份与关系相关的工作。
有了这样的劳动分工，女性普遍发展出了养育的劳动能力。但社会对照护工作的压榨利用限制了这份能力的发展并给它打上了记号：一边把它理想化，一边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照顾个人和抚育情感的工作成了公共领域里“真正工作”的附庸，大部分这类工作（例如育儿）都是女性无偿在做，还不能出现在公共生活中，剩下的工作（包括家政、看护和教育）也只能得到低廉的酬劳，还要忍受莫名的玷污。养育工作遭人耻笑似乎也很正常，毕竟它只是女性才做的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
公、私领域之间和男性、女性之间长久以来的劳动分工引发了很多恶果，最终成了导致进食问题这种当代流感的重要原因。生活的私人领域在工业革命时期慢慢成形，推动了家庭的发展，有了家庭体制，一种新的文化也得以发展，为个人追求满足和身份带来了希望。
对于活在中世纪、尚未经历这种割裂的人而言，这些观念都是要被诅咒的。个性化、主观性，这些思想的确都是全新的历史存在与角色。私人生活促进了实现主观性的可能，也鼓舞了私人、个体获得满足与幸福的愿望。但是，即便私人领域为个人的生活、需求和愿望得到认可打开了新的边界，这个边界依然受制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一直受制于社会阶层、种族统治、民族压迫等现实。换言之，这一切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随着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主题卷土重来、愈演愈烈，变成文化偏见的基石，刻意针对女性对于食物、情感关怀、力量、性和主动性等的欲望。
在等级排序上，公共生活压制着私人生活，所以公共生活中的关切、体制和权力构架都给私人生活领域里的个体体验打上了记号、产生了阻碍。举个例子，虽然公共生活号称民主公平，其实存在不公平的机遇。社会阶层、性别和种族不公等产生的后果势必严重制约大多数个体的潜力发展，让他们无法真正成为公共生活的一分子，无法拥有自尊地去实现主体性的健康成长。这样的情况下，私人生活领域的存在虽然会让人觉得幸福唾手可及，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束缚却令大多数人感到灰心丧气。更为普遍的情况，就像卓别林（Chaplin）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里生动演绎的那样，人们都被当成设备、机器来使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现象，但对每个人的自我感知都造成了伤害。希望与现实之间避无可避的冲突，在当代还有一例：大面积的（通常是中年的）工人下岗，这些工人都已经工作多年，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些事例都在提醒我们，人们在公共社会里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个人的、私密的、深刻的伤害。尽管社会体制可以分裂为公共的和私人的，人性的和工具性的，人类并不能轻易地自行分裂。无论身在何处，在自己的核心家庭里，或者置身于广阔的人类社会中，人们始终都有对情感、安全和群体的需求。当人们需要安全有爱的社会来识别彼此的人性时，受控于私有财产和私有利润机制的公共生活是无法充分满足这一需求的。
公共生活基本上是依照工具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对于不能适应它的理性化框架的人类需求，它一律予以否定，将这些需求全都贬谪到了私人领域。但没有公共领域支撑的私人生活同样无法成功。如果没有儿童托育、日间护理、卫生保健或充足的财务支持—这些都进一步受到阶层和种族的影响—家庭在满足家庭成员的个人需求方面就会深受影响。除此之外，私人生活也绝不像宣传的那么温暖、有保障。对女性和儿童来说，私人生活可能成为大部分身体伤害、性虐待和精神虐待发生的场所，成为对他们施暴的地方。私人生活躲藏在公共生活的阴影之下，远离了公众的监督和审视，男性和家长变得有恃无恐。
私人生活之所以会包藏如此之多的虐待，原因之一在于公共生活不用承担多少关爱的道德责任，沮丧挫败的情感全都留给了私人生活，到头来，修复情感伤害的责任就落到了女性的肩上。整个世界分裂为公共的和私人的两大块，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中，一种迷思令男性女性都深信不疑：
私人生活、家庭，特别是女性，能够满足所有的私人需求，还不需要社会给予回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家里的母亲和妻子给不了的。
于是，那些不为公共生活所接受的需求，例如想要获得认可、需要社会联系，这些极度私人化、情感化的需求统统导入了家庭、导向了女性。所有得不到满足、不被人认可的个体需求从公共生活的巢穴里蜂拥而出，涌向家庭生活，尤其以女性为停靠目标，于是女性担起了满足内在渴望、消除个人内心恐惧的责任，同时要发展社交关系。要满足这诸多期望犹如天方夜谭，着实让人窒息！由私人情感生活激发，为满足私人情感生活而存在的这种种需求，都无法由那些与完整包容的公共生活远离的家庭或者能力有所不逮的女性去满足。于是，
女性既要象征关爱和依赖，还要代表所有没来由的渴求和失望。
就这样，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割裂形成了一整个水库去蓄积那些得不到满足的欲求，这个水库越蓄越满，时不时就有殴打、强奸、性虐待这样的暴力溢出来。不仅如此，这个折磨人的水库还刺激着大众消费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参与，最后以种种重要的形式唤起人们的征服欲。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割裂让女性的隐蔽劳动有了许多方面的困难和要求，其中之一是内化的训练，她们要把自己打扮成有吸引力的物体，既为了吸引男性和爱情，也为了争取更多的工作和社交的机会。这不是说女性没有主体性，仅仅是为男性而存在的物体。恰恰相反，女性有着明显的、不外露的主体性，其中一部分包含的愿望是：既要吸引男性，也要缓和并取悦自己内心的批判声音，这个声音传递出的是社会对性格和美貌的要求标准。虽然男性主宰的意识形态认为，女性“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妻子和母亲，但其实女性要很认真地训练自己才能演好她们的性别角色。女性工作得到的报酬只有男性酬劳的65%，而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数据。贫穷的女性化证明了：比起那些依附于男性的女性，独立靠自己的女性，至少在社会处境和财务方面没那么好。时至今日，女性依然是几个世纪以前的样子，只能靠把自己打造成有卖相的物品，来提高主观、客观的安全感。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女性必须满足社会地位向她们提出的一个核心要求：培养出自我批判、自我观察的感知。她们通过他人的眼光认识自己，成为旁人视角里的被动客体，任由身体、外表和气质来定义自己，无休止地约束自己的言行、限制自己的食欲，最终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还有一门艺术，教导女性如何以自虐的形式打造出年年更新的、赏心悦目的外表（也叫“相貌”），如何长年累月、耗时耗钱、揪心扒肝地“提升”自己的形象，向男性展现自己的身体、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达到女性内化的严苛标准。
这些对女性而言，不过是最基本的要求。这种功能性的厌女心态早已被女性自行内化，她们为了自保，只能对自己加倍苛责。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会把女性意识称为受压迫者心理，女性抱着这样的心态，自然而然地加入“殖民”自己的人们。法国社会批评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他的女性主义解读者认为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过程，“控制的话语”和形式铭刻在时间与空间里，留存在身体中，最终实现了内化。女性社会地位的理论是女性主义者建立的，同样，关于女性在这个性别化的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如何塑造女性与男性心理学的理论，也是女性精神分析理论家构建的。
如今的男性在抚养子女方面的确参与得比过去的男性要多了，但养儿育女的工作仍然是女性的专属主场。她们尽职尽责地照料家人，继续以符号的形象代表人类古早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她们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没有主动权、容易受伤害和无法独立自主。女孩就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最终成为女人。
母亲与女儿之间是相互认同的。“肖似”母亲的女儿，能在生命的长路上更好地与母亲、与早年的经历，甚至与关系的延续性本身保持情感上的联结。而男孩为了长成男人，就必须与早年的抚育者—他们的母亲—切断联系，以此割裂早年受照顾、不独立的经历。当男性以这样的方式与自己最初、最私密的关系进行切割时，他们会变得更加依赖女性，不由自主地想让女性了解和满足他们的大部分情感依赖与需求。
男孩与女孩通过认同、投射和内摄，用各不相同的方式认识世界和生存。对女孩来说，要紧的不仅是与旁人的联结，还包括一种特殊的、将旁人的需求和感受置于自身需求之上的高度敏感性。所以路易丝·艾肯鲍姆和苏茜·奥巴赫认为，虽然女性需要得到照顾、有意掌握主动，却都学会了压抑自身的这些需求，努力成为“他人需求的助产士”。这个性别角色反复对身体进行训练，最终成为身体记忆。
苏茜·奥巴赫在《绝食》（
Hunger Strike
）一书中写道，女性受到的训练就是：当内心出现渴求、想要拥有主动性时，身体就会失去安全感，会对饥饿、饱食和想要锻炼这些内在信号感到畏惧和怀疑。奥巴赫还说，母亲（也是在这种文化中被抚养长大的女儿）要想女儿（也是认同下的母亲）取得成功，就必须把她养育成“得体的”。于是乎，母亲的搂抱、喂食、态度都向她的小女孩传递出矛盾的信息：对于女性的饥饿与身体表达，有的在鼓励，有的在打击。相较于男性的欲求，这个世界对女性的任何欲求（对食物、爱、性、知识或身体掌控）都不那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