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 作者：朱小黄，凤凰财经研究院学术顾问，原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房价像荒草一样疯涨。大众徒叹无奈，政府束手无策。与房价类似表现的还有这些大城巿的物价、人口、劳动力成本、小汽车、地铁、高架桥、CBD、摩天大楼以及雾霾、噪音、拥堵等各种大都市现象，琳琅堆积，车水马龙。无疑这都是繁荣景象，财富积累。但这样的快速繁荣背后必然会付出风险成本。
北上广深的繁荣可以从一些数据上获得大观：
如：北京人口1800万，上海2300万，广州1100万，深圳1300万。面积北京最大，广州老二，上海老三，深圳最小。
在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规模。
2015年广州经济总量达1.8万亿元以上，赶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迈入高收入地区行列。换句话说，不知不觉，广州就已经追上新加坡了。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志。广州GDP总量已经连续27年名列全国第三，稳坐头两把交椅的则是上海、北京，深圳紧随其后居第四。
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大关的城市。2008年，上海全年实现GDP13698.15亿元，以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计算，2008年上海人均GDP即已达到10529美元，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到了2010年，上海人均GDP为73297元，可以和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比肩。2014年，上海市实现GDP人民币23560.94亿元，折合美元3578.91亿元，同比增长7%，人均GDP为9.76万元。
根据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上海市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排名32位的委内瑞拉，比前一位石油大国阿联酋只少200亿美元。
北京市统计局2010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北京GDP达到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全市人均GDP达到68788元，突破一万美元大关。2014年，北京市实现GDP人民币21330.83亿元，折合成美元3240.15亿元，增速为7.3%。北京GDP排在马来西亚之后（34位），已经超过北欧童话王国丹麦。
深圳在房价上鹤立，经济指标亦然。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17500亿元以上，增长8.9%。2014年，深圳实现GDP人民币16001.98亿元，折合美元2430.70亿元，增速达到8.8%。超过了排在全球43位的巴基斯坦。在人均GDP上，2013年为22113美元，逼近韩国，超过2015年的广州。
财富像流水一样滚滚而入。在中国，大城市是神话般的存在。虽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增长亮点，如北京所依赖的科技与文化产业，上海的贸易与制造业，广州的物流与服务业，深圳的新科技与金融业等等。
但快速的财富堆积和工业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这些城市提前进入了风险社会。所谓风险社会是社会不确定性的总和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进步，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运行和政治。风险社会是人类自己制造的风险。
大都市文明在带给人们富足、快捷、方便、舒适的同时，也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例如对能源、汽车、电脑、网络、通讯、生物、建筑等技术的依赖，以及雾霾、拥堵、噪音等，大都市需要承受这些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各种不确定性所积累的风险敞口。就大都市这个客观存在本身而言，“大”而带来的问题就不少：
首先，大都市的繁华几乎就是周边中小城市的灾难，无法实现均衡发展。大都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关系犹如大行星与小卫星之间的关系，既吸引又排斥。大都市吸引的是劳动力、资本、人才、物流、各种财富，而排斥的是这些中小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
纵观北上广深房价高企、厂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保有医疗教育的顶级资源。周边城市挣到钱的人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这些大都市。同乡下人进城一样，这几乎是中小城市人群的梦想。因为从现实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考量，大都市与其他城市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大都巿的繁华是建立在周边城市的发展缓慢、停滞或衰败基础上的，像北上广深以及武汉、成都、重庆、西安、沈阳等城市的快速扩张，吸瘪了周围城市的财富就是显明的例子。
许多省会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吸金者”的角色。这样的繁华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良性发展应该是均衡发展，让城市更完善，乡村更富裕，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互补。否则超大规模的城市将会从神话变为笑话。
其次，大都市会带来财富的不均衡流动。所谓一线城市常常并不是一个区域性城市而是全国性城市。虽然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超大城市，像伦敦、纽约、巴黎、曼谷、里约等。
即使在发达国家，超大规模城市的形成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种城市病相应而生，是否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成功经验，目前也难下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快速刻意地建设超大城市，形成全国各地财富的涌入必然造成公平失衡，而且难以修复。
再次，大都市的活力和正常运行本质上靠社会精英群体维系。不管决策者如何指引方向，但离开精英群体和各类精英团队，现代城市的运行和维护是很难的。
但这里却存在一个悖论，即超级无敌的大都市因为经济资源丰富，城市功能齐全，吸引着全国全省甚至全球的财富人士流入和社会底层淘金谋生者的流入，前者有财富，不在乎房价、教育与医疗费用的高企，后者对房价、医疗、教育成本敏感度低，能生存就会留下来。唯其精英群体，因其收入水平固化，对生活质量也有较高要求，房价太贵，医疗太滥，孩子教育太难会让这类人望而生畏，另谋出路。
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人才外流，大都市的管理水平日渐西下，积累各种社会风险问题。
此外，交通拥堵是超大规模城市的喧嚣噩梦。北上广深的格局几乎都循北京模式，围绕中心区修建二环三环四环直到外环的道路，发散的道路决定了人们生活模式。上班时都往中心地带涌，因为许多机构都围绕中心区购置办公大楼。下班都往外走，因为中心区容不下那么多的人口。
北京往三环内和长安街涌，上海往陆家和外滩涌。广州往越秀和天河区涌。深圳往福田和南山区涌。私车越来越多，公共交通工具再发达，也无法阻止私车上路。所以大都市的交通拥堵是无法解决的困境，是城市发展史造成的无法更改的历史。
大都市面积庞大人口骤增，但与之匹配的医疗、教育、商业网点、物流配送等城市功能却是靠长期积累才能相对完善。北上广深和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在近二十年左右快速扩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相对于城市的扩张速度，城市功能的配套速度和质量远远不足，而且在现有模式下中短期内无法有相对完善的成果。
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不调整，这些功能性的不足和缺陷就无法改变，遗憾的是现在的许多城市都在现有模式上走得太远而不可逆转，功能不足与缺陷将成为大都市永久的痛。
世界上并不存在可以无限扩展的事物。总会有一个从利大于弊（风险）转向㢢大于利的界限（拐点）。城市规模也是如此，一旦突破界限拐点，人们就要承受比效用更大的风险。
总而言之，城镇化进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结果，刻意地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动力，无限地推动城市的超大规模，以为城市越大越好，城市人口越多、面积越大、GDP越多越好，只不过是贫困社会遗留的对财富向往的畸型偏好。只顾享受城市的优势而完全不顾及大都市化带来的负面的积累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不顾及风险成本和对未来的负面影响，得到的是脆弱的繁荣。这不仅是短视，而且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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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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