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姚谦：手写是让我不老化的方式之一

姚谦说自己是个有长性的人，从入行到2005年离开，在唱片行业一做就是将近20年。

但如果在26岁那年，姚谦拿到的第一份offer不是来自唱片公司，他也许会成为一名编辑或电影工作者，名字不会在华语流行乐坛中占一席，和李玟、萧亚轩、王力宏、蔡健雅联系在一起。

1987年，姚谦离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汽车公司展示员，经过半年的休养，踏上了一场四天的独自徒步旅行。他在旅行中决定自己未来想要进入的领域是出版社、电影、音乐三选一，随便哪个都可以，跑腿打杂也可以。所以假设进了出版社或电影行业，姚谦也有极大可能会一头扎进去，做个几十年。

那一年他没想过自己会写歌词，会因为一项两个小时完成的电影《鲁冰花》配乐工作而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会成为索尼唱片、维京唱片的高管，会被媒体冠上“最懂女人心的写词人”称号。不过姚谦有些无奈。据粗略统计，姚谦曾为至少130名歌手写过歌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男歌手，但大家似乎都只记得他写“女人歌”。

姚谦在1987年来到台北，那一年唱了40多首广告金曲的周华健崭露头角，邓丽君发行了她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我只在乎你》。第二年，虽然蒋经国逝世让台湾娱乐业萧条了一个月，但在党禁、报禁开放的文化利好背景下，台湾唱片业迅速发展，光是下半年的唱片销量就达到前两年的销售总和。

误打误撞地闯进音乐圈，踩上了台湾唱片行业产业化节点的姚谦，从每天“傻开心”、什么都做的唱片业学徒，转型成为一名专业写词人、制作人，沿着唱片产业巨型齿轮压出的印痕越走越深。

2005年，姚谦从维京唱片离职，离开唱片行业，进入“半退休”状态。他见证了唱片业平地而起，盛极一时，又在互联网冲击下日益衰颓的起落变化，留下超过600首歌词，包括流行音乐、音乐剧、电影配乐。

成为“自由人”的十年里，姚谦的词写得少，更多是应邀撰写随笔和专栏，关于情感、艺术、旅行。

谈及写作内容的变化，姚谦这么写道：“当真实生活的质量及不上书写的数量，创作与谎言只是一线之差。创作若没有名与利的负担，也没有屈于怕被遗忘的廉价自尊之下，那才是一种自由。当我不断地这么告诉自己时，歌的完成量减少了，生活的质量却渐增。旅行、阅读、尝试错误，都是值得书写的生活。书写有了意义，让我有种又活过来的存在感。”

2017年7月，姚谦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的第六本书。和之前所有的歌词、随笔一样，这本19万字作品集里收录的文章，都是姚谦在平板电脑上用食指写完的。电子产品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姚谦的写作习惯，不过让他从用笔在纸上写，变成用食指通过手写输入法在屏幕里上写而已。

“写下哪个字，就是我选择了哪个字，不然用其他输入法会跳出很多相关的字，会打乱你的思路。”

姚谦很固执。

出版社为姚谦安排了七场新书发布会，第一场在北京。姚谦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时，住在长安街边上的一个酒店里，他竟然没有异乡感，觉得自己回到了放大了好多好多倍的小时候生活的眷村。

在那个小小的村落里，男人们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姚谦的爸爸来自浙江，对面的周伯伯来自湖南，每次家里要炒辣椒时总会提前告知邻居，小心被呛。他记得如果要吃馒头，一定要去村子另一头山东叔叔家。他记得牵着妈妈的手，到眷村其他嫁给大陆军人的台湾本地太太家里，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打发炎热又漫长的台南午后。

在6岁到25岁之间，姚谦几乎没有离开过台南。

台南出了许多文艺人，比如李安、侯孝贤、魏德胜。台南还是许多影像的背景元素，是《童年往事》里阿孝咕的祖母寻找与大陆家乡相似的风景，是《冬冬的假期》里一个见识成人世界各色面孔的童年暑假。台南也是姚谦希望花笔墨去书写的记忆之地，他怀念那个30台币就能连续看两场电影，被西方电影和文学喂养的少年时代。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从台南走到台北的文艺人，这位同时身为写词人和专栏作家的写作者日常。

以下内容为“三明治”对姚谦的采访记录。

三明治：你是一个从小对文字、阅读就有兴趣的人吗？

姚谦：小时候我就很爱看书，台湾有个儿童刊物叫《国语日报》，上面有四格漫画，比如小亨利，有用儿童口吻写的新闻文章，有作家介绍、科学知识。报纸上有注音符号，不认识字也可以用注音符号去读通意思。

当时以我父母的薪水来说，订这个刊物是有负担的事，因为他们会订一段停一段时间，停之前他们会告诉我，下个月没有了喔，以后有钱再订。我知道没办法，所以每次要停掉的最后那几天，我就会特别渴望，很珍惜。

停订的有一天，我记得我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送报员过去，对他笑，结果他停下来，把报纸给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之前经常订，他就等我。我拿过报纸快速地看，突然我妈看到我在门口，可能是怕我耽误人家，让我快回去，我就把报纸赶紧还给他。

三明治：小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阅读偏好吗？

姚谦：小学五年级我们家搬到台南县，那时候个性比较活泼，认识了一个纯粹的台湾人，以前在眷村长大，认识的全是眷村的小孩子。他家境很好，家里高学历、有产业，他是长子，特别斯文友善。儿童读物那时候最有名的是东方出版社出的书，他家里有完整的西方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儿童再重写版本，还有福尔摩斯等等。我就像突然有了一个图书馆，几乎每周我都会点书，他带来给我，看完我还给他，再换下一本。

那两年是我很快乐的时光，我看了很多古典文学的童书版，很感谢那段时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山伯爵》和《茶花女》，对巴黎充满了幻想。不过我最迷的是侦探类的小说，发现亚森罗平比福尔摩斯好看，因为我觉得他是反派的正义者，比较顽皮。

三明治：之前你被采访时提过很早就看过琼瑶的爱情小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姚谦：应该是初中，以前在书店看过但看不懂，真的看明白是在初中。以前暑假我和我妈妈回娘家，乡下有山有河嘛，我会玩得很疯狂，我妈为了约束我，让我必须睡午觉。我舅舅喜欢阅读，家里有很多杂志和书，所以每天“午睡”一个小时，我就会读舅舅的《皇冠》杂志上连载的琼瑶小说。所以说我看琼瑶中毒得很早，看完觉得，喔原来爱情是这个样子，会经历各种曲折，克服完之后才是伟大的爱情。

三明治：那个时候喜欢写东西吗？

姚谦：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刊物叫《王子》，那时我已经在《王子》开始写文章了，就是儿童杂志会让儿童投稿，写小学生作文，就像现在自己写专栏一样。杂志不会命题，会在投稿里进行筛选。

还有一个故事，到中学比赛考试，写作文都是我的拿分项目。那时台湾只有一家还是两家电视台，热门动画放完经常会出漫画册，电视台就会征文，获奖的人会免费得到漫画册，结果我真的就得到了，礼物一寄来就被父母当做珍藏本，那是整个台湾的比赛。

三明治：写作给你带来许多奖励，对于小时候的你或者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吧？

姚谦：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骄傲吧，对我来说，可能我天生不在意这些，就像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被人家认识”这件事不属于我，即使现在工作需要面对很多人，我还是觉得，那是一个不属于我应该面对的世界。这可能和我父亲有关系，我父亲到现在还是自己玩得很高兴的人，我可能有遗传到这样的基因。我只有自己玩得很高兴，我才能不被剥掉自由。

三明治：小时候有没有想过，未来自己会和文字有这么深的关系？

姚谦：完全没有。小时候被关注不是因为文字，我写得好只是因为我爱写、可以写，但画画让我被注意到，我还代表过我们城市去比赛。所以大一点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未来会和画画有关，我很喜欢美术，大学又学的是工业设计。不过后来美术不被看好，学校把美术科系关了，我们被迫转系到纺织。当时不喜欢纺织，但现在我还挺喜欢服装、布料，所以那时候挺挫折的。

三明治：但大学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和文字、画画都并不相关？

姚谦：毕业之后，传统价值观念里是要有稳定工作，于是我就去一家汽车公司当展示员，穿很干净的西装，笑容可掬地向客户介绍产品，想办法把他的电话地址留下，让业务员去销售。虽然我不直接销售，但展示员能留下多少电话，销售人员才能有多少销售可能，大家都有压力。所以那时候生活不规律，肠胃就出问题了，我回家休养了半年。

身体实际上三个月就差不多养好了，另三个月没有上班压力，我就大量阅读，去影像出租店租盗版电影，每天至少看一部，其他时间看书。那是我痛快阅读的三个月，也能够懂得思考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去徒步，从台南越过中央山脉的南部横贯公路，到达台东。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旅行，一直在想人生到了25岁怎么办这件事。

三明治：徒步归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什么结果吗？

姚谦：在徒步的过程中，我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做什么工作有关。我想进入的行业只有三个可能，出版社、电影、音乐，于是回来之后我就和家人说，并且开始寄履历表给出版社、电影公司、唱片公司，我想先进去从最底层做起，哪怕是场务、美工、打杂的都行。后来我收到一些拒信，有的就根本没回音，我去查怎么回事，才发现我投递的职位全部在台北，我的寄信地址在台南，他们怎么会录用一个身在台南且没有经验的人呢？于是我决定去台北，这样至少能让我的寄出地址是台北的。

三明治：到了台北之后，唱片公司的工作是你拿到的第一份录用通知，还是你在几家公司里选的？

姚谦：海丽唱片是第一个回复录用我的公司，然后我就辞掉在台北餐厅打工的工作去上班了。

三明治：所以这真的非常戏剧性，如果你拿到的第一份录用通知来自电影公司或出版社，也许现在就不是音乐人了。

姚谦：对，如果第一份工作是在电影公司或出版社，我就在那里了。我现在慢慢理解自己，我是一个有计划、有远程目标的人，能一直耐着性子，直到得到我想要的。当时没有选择，三个行业里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我可以在一个行业熬十年。

三明治：进入唱片公司之后，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和规划吗？

姚谦：没有特别的期待或者规划，我一开始特别高兴做这份工作。那时候唱片公司很小，不会觉得是可以赚到钱的工作，只是觉得很喜欢。当时有人说我是“笑面虎”，因为我上班老在笑，其实我是真的很开心，很享受那份工作。

三明治：最开始在唱片公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

姚谦：最开始样样都做，宣传、公关都要做，后来唱片必须产业化，必须分工，我必须选择面对媒体还是制作。我选择了制作。我老板也觉得我更适合制作，因为我不喝酒，出去公关不合适，他觉得我过于乐观，不够复杂去盘算进退。有时候和媒体吃饭，没话说了我就在那边玩自己的或者看书，有一次最离谱，被灌了酒我也不知道拒绝，就在那边睡觉。老板开玩笑说我是带不出去的，所以我就做制作。

三明治：你进入唱片业之前，台湾民谣火了一段时间了，有没有自己尝试着写过歌词？

姚谦：没有，我对音乐是一直有兴趣，我妹妹现在还是钢琴老师，我也算是写词人里面少数能看谱看到很复杂谱子的人吧。但我知道我不是唱歌的人，我一直对唱歌、拿乐器表演是没兴趣的，我一直对上台、名字被公开这种事，不是抵触，而是希望保持不被刺激、保持无感的状态。

我一开始在唱片公司写文案，因为写东西不错。那时候唱片公司会从广告公司挖角文案，所以很多写词人是广告公司文案出身的，我是少数就是唱片公司出身的文案。当时老板找的写词人拖稿了，艺人又没时间等，老板就问我文案写了那么多，要不试试歌词，我就连夜写了。那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歌词，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写词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被需要的。

三明治：号称台湾娱乐圈“教母”的张小燕曾经评价你是“最懂女人心”的写词人，很多人也都把你和“女人歌”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个说法你认同吗？

姚谦：这个最早是张小燕说的，那时候新闻标题就用“最懂女人心”，偏偏点击率还很高。我不否认我对女性第一人称的书写还可以，但那次之后，大家好像都忘记我写过男人歌，都只记得我写女人歌，以前只是偶尔有人提起。

我觉得只是我的思维比较擅长对位思考，我现在看小说很多时候会以女一号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比如最近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我很喜欢罗子君的妈妈这个角色，她的卑微、放大的自我保护，让我很能体会。但最让我没感觉的是罗子君，完全是依赖男性塑造出来的角色，要靠一个无瑕疵的男人救赎，我特别反对。

三明治：你在台湾的眷村长大，眷村应该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环境，这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姚谦：我记得第一次到北京的感觉，觉得北京就是放大很多倍的眷村。小时候家对面讲长沙话，隔壁有山东口音，到北京了发现到哪都有口音，和眷村一模一样，饮食也是有差异的，什么菜都有。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对面的周伯伯大概每周两次左右会炒辣椒，他会通知大家关窗，避免被呛到，尤其是小孩。所以每次家里要关窗我们就知道，周伯伯又要炒辣椒了。还有我们从小就知道山东馒头最好吃，馒头一定要买巷弄最里面那头的山东伯伯家的。

眷村里大多是大陆军人娶了台湾本地女孩做太太，有各种各样的口音，难免有冲突。有一天山东伯伯家吵架，她太太一直尖叫，很多人围观。那时候晚饭时间，家里不让我们出门，我们吃完饭才被允许出去放风一下。我就很关心那家太太怎么样了，偷偷去看。我现在说的时候还能想起来，我看到她还坐在那里哭，头发被剪光了，围观的人都走了。她在坐在客厅偏走道的地方，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她半侧着脸，头发零零乱乱的样子。

所以说我从小就是比较擅长换位思考，就像小时候只有20分钟放风玩的时间，而我把那么宝贵的时间用来去看邻居家的妈妈。

三明治：可以说你是天然地更关注女性主题，因为女性常是处于弱势吗？

姚谦：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我觉得现在女性的地位是得到提高的，虽然很多女性还是很辛苦，特别是对未成年女性的保护和支持还是偏弱。我现在觉得“直男”这个群体反而是弱势，特别是还没有钱、没有权、还在奋斗的直男，他们对取巧、柔韧不那么厉害，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写了《直男的脆弱》这篇文章。

还有最近的同婚（同性恋婚姻）制度，我发现当支持同婚慢慢变成主流，反同婚的人反而被嘲弄，被塑造成同一类的形象。我不反对同婚，我支持同婚，但我会觉得当反同婚的人都被指责，我会思考他们反对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味说他们顽固、不了解世界、不体谅别人。当弱势和强势反过来了，对反同婚群体的呈现只有丑陋面，你愿不愿意去思考，他们是只有保守和食古不化而已吗？所以我经常会和人争执，同婚以前受压迫，但现在成为主流时，反而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曾经反对自己的人。

三明治：最近刚上市的新书《如果这可以是首歌》，是你的第六本书了，好像你的作品大部分是随笔合集？

姚谦：我几乎都是随笔合集，除了四年前的原创小说《脚趾上的星光》，其他都是用我在台湾、大陆写的很多专栏文章。出第一本书时，是之前一位唱片公司的员工去了一个出版社工作，他把我最早期在台湾写的专栏都翻出来，编好了来和我说，书名都起好了叫《我愿意》，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当帮年轻人创个业。专栏我很愿意写，但如果不是第一本书他那么提，我是不会想出书的事的。当时我都不喜欢《我愿意》这个书名，但他们觉得这个名字符合商业诉求。

三明治：所以随笔集基本上还是编辑整理出来的。

姚谦：所以也是承蒙看得起啊，我运气比较好，有主编愿意帮我整理。像上一本《一个人收藏》是把以前书里没有收的艺术类专栏整出来，这一本基本上集中最近三年的专栏，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主题是旅行。这本书的编辑是我上一本书在西安签售会的读者，当时她还是大学生。和音乐一样，我很想看年轻人的观点，她的编辑我很喜欢。

三明治：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专栏？

姚谦：很早了，从最早台湾报纸副刊有文学的时候我就写了，比如《中国时报》、《文学时报》。那时候管理工作很多，所以没有很固定地写。后来发现大陆的文艺期刊文艺气息很浓厚，我经常看，当他们有邀约的时候我就会写，以前还是以女性月刊为主，近十年左右写艺术类的更多。最近有一些新的变化是写数位刊物（电子杂志），先期给订阅用户看，之后才能给公众阅读。

三明治：最开始写的专栏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姚谦：最开始我在点将唱片自己的刊物匿名发表短篇小说，那时候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粉丝，会出专门给粉丝的刊物，我们的叫《点将录》，一个月出1-2期。里面都是明星的资讯报道，唯一有一篇文艺小说，就是我的，每篇1000-1500字不等。那时候他们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想写小说，就写了，用笔名发表，没人知道是我写的，现在我连笔名都不记得了。

三明治：如果自由写作的话，似乎你更喜欢写小说？

姚谦：其他随笔专栏对我来说，像记日记，但小说是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的，将来我还有写小说的计划。

三明治：可以聊一聊你六本作品里唯一的小说《脚趾上的星光》吗？这个故事你用了书信体的方式来呈现，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姚谦：我最早看的书信体小说，是一个意大利女作家的作品，故事讲的是一个祖母给孙女写信，那个孙女是祖母带大的，叛逆期不读书，独居的老太太就开始和孙女写信，写到她过世，梳理一些女性关于家族、社会的经验，很感人的一个小说。

《脚趾上的星光》讲的是一对恋人在台北和北京异地相爱，彼此通信。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从台湾到北京工作，每个月一半时间在台湾，一半时间在北京，生活有很多很大的变动。关于两座城市生活的体验，我有很多感悟想说，于是就把这些话化作一对情侣的书信对话，把那几年的经历浓缩到这对情侣的两年里。

三明治：据说当时你为了写这部小说，停掉了手上的很多工作？

姚谦：是的，当时停掉了手上很多事，采访活动都不参加，朋友的活动也不参加，只写作。小说里台北部分的信我都在台湾写，北京部分的信全都在北京写，我很看重书写时现场即兴的感受。平常我一般一个礼拜在北京，一个礼拜在台北，但为了在北京完成北京部分的写作，我特意把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拉长到2、3个礼拜。那是2009年的冬天，后来再回头看书里写北京冬天的部分写得特别生动，因为那时候我就生活在北京的冬天。我记得写完之后就是2010年农历过年，我回台湾和家人过，后来花了差不多三个礼拜把后面台湾部分写完，润稿花了一两个月。

三明治：推掉所有工作写小说，每天大概生活是什么样的？

姚谦：《脚趾上的星光》这本小说写之前，我是把故事大纲、结构全部提前想好、梳理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按大纲写完。每天写作的时候我会安排好，起床后喝完咖啡，写几个小时，休息散步，再接着写。晚上一定要抽离开，可能看个电影、听会音乐，再睡觉。写三、四天后我可能会休息一天。

三明治：比起写小说，写自己的专栏的时候，会不会比较随性自由？

姚谦：以前工作时我是一个严格按时间表来做事的人，习惯了，书写我也会找到自己的节奏。我刚刚在车上还在和工作人员说，问他们这几天行程里，每天有哪几个小时是有休息的，我知道我还有多少稿子、什么稿子要交，我会把时间很精准地分配完。

我一直说我希望自己“晚节能保”，我最大的“晚节”就是，我向来是个不拖稿的人，所有和我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我一般都会提前交稿，即使出去玩我都会是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因为我要知道下面的行程。

三明治：很多写作者都是需要Deadline来催促他们完成任务。

姚谦：要催稿的是林夕不是我，哈哈。

三明治：刚才你提到手上会有很多专栏稿子要交，现在基本上每个月要写多少篇？

姚谦：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要写11篇，前阵子我把数量拉到每个月4、5篇，但最近又回到6、7篇一个月。

三明治：这是你2005年离开维京唱片，进入“半退休”状态之后的情况吗？

姚谦：是的，以前一个月3、4篇了不起了，这7、8年基本上都是每个月5篇以上。

三明治：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写作习惯？

姚谦：写作的时候我希望要封闭空间，比如飞行的时候是一种更大的封闭，或者要么在家里，要么在酒店房间，手机一定是关掉。而且我一定要在书桌上写，现在还是这样。以前用手写，现在是用手写输入法写，手写是让自己不老化的方式之一，而且手写是我选择了这个字，我写出来的就是我脑子里选的这个字，如果用其他输入法，可能会跳出来更多、更漂亮的字，但它们都不是你选择的那个，我还是坚持每个字都是我选定的。

三明治：无论之前写歌词还是写专栏，文字工作量都很大，坚持手写不会累并且影响效率吗？

姚谦：有时候稿子有压力会有点急，手写比打字慢3、4倍吧，比如现在给别人上课的讲义，一个礼拜两期，要4000-6000字，手写有我自己的节奏。我在iPad用手指写，iPad写完屏幕都磨旧了，不过手写手指不累，累的还是脑子。以前没电脑用手写稿，帮我顺第一次稿子的人最辛苦，经常要问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字，以前我会自己誊一轮，后来有助理会帮我确认交稿。现在输入法也有听写功能，有时候可以听写。

三明治：那么写歌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会等到灵感出现的时候再下笔吗？

姚谦：不会，写歌词之前我必须听熟曲子，定好主题，想明白整个结构，才会动笔。我现在在豆瓣的写词课上会反复说，写歌词一定要想好是什么结构再写，然后再修改。

三明治：很多写东西的人会有“完美主义”倾向，会觉得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反复修改，你会这样吗？

姚谦：我早就知道“完美主义”只是一种自我催眠。我不是说不追求更好，而是现在很多人用“完美主义”来包装自己。“完美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有完美的标准，你可以更好，或者这个“好”在你计较的时候就消失了，在当下最好的时候抓住并记录下来，才是智慧之举。

三明治：你会随身携带小本子抓住并记录“最好的时候”吗？

姚谦：有，现在包里还是会带本子，有时间的时候会记录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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