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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后期，凉州出现了三位能征善战、誉满天下的名将，即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与段颎（jiǒng）（字纪明），因为字里都带一个“明”字，“并知名显达”，故京师把这三人称为“凉州三明”。对许多边地武将而言，凉州三明无疑是他们心中的“天花板”，可即便是凉州乃至整个边地的“天花板”，到了京都也只是边缘人物。
在曹魏官至太尉的贾诩，年轻时遇到过叛乱的氐人，为了保命，他谎称自己是段颎外孙，得以保全性命，而同行之人却全部遇害。由此可见，段颎的名气有多么响亮。然而，当赫赫有名的段颎进入朝堂后，却过得并不如意，只能靠攀附宦官王甫，才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王甫倒台后，段颎随即自杀。
朝政腐败，固然是段颎下场凄凉的一个原因，但他的出身，恐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与他并列的张奂，甚至在立下大功后别无所求，只希望将自己的籍贯改到弘农郡……边地武将在东汉一朝的地位与待遇，可见一斑。而他们遭到的种种轻视与不公，将在不久之后，化作董卓火烧洛阳的薪柴。
一般认为，狭义上的“三国”始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关注宏观意义上的“三国”，即从董卓入洛开始算起（参马植杰：《三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为翦除宦官，听从袁绍的建议，征召四方猛将（董卓、王匡、桥瑁、丁原）入京。四人之中，王匡为何进大将军府属吏、桥瑁乃前太尉桥玄族子，自是可信之人。《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李贤注引《续汉书》载：
“何进欲诛中常侍赵忠等，进乃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上事以诛忠等为辞，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
何进、袁绍暗中指使丁原为祸河内，可见对他的信任。那么，董卓呢？
这时候的董卓，虽说是劣迹斑斑，但仍值得信赖。一来，他履历清白，曾受张奂、袁隗、段颎举荐。司徒袁隗是袁绍的叔叔，也是何进的同盟，还是董卓的恩主。时人普遍认为，门生故吏与恩主之间存在一种“君臣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董卓既然是袁氏“家臣”，岂有背叛之理？
二来，他出身清白，为六郡良家子。所谓“良家子”，是家族中没有犯罪记录的富豪子弟（谷霁光：《“良家子”与私装从军》，见《府兵制度考释》附论，中华书局，2011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良家子从军，须得自备车马、武器，因为他们骑射之术精湛，往往会充当“骑士”这样的专门兵种，而有别于普通士卒（参[日]大庭脩：《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值得注意的是，良家子可携带随从一同参军。董卓少时，好游侠之风，“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这些与他交好的羌、胡豪帅，有相当一部分跟随董卓参军，成为他的部曲。于是，一支带有羌、胡兵的军队诞生了，作为军费开支的主要承担者，董卓能掌控这支战斗力颇高的军队。这便是他争雄洛阳的主要资本。
董卓奉命而来，却没想过奉命返回。自东汉定都洛阳，服膺儒学的关东士人逐渐在朝堂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军事重镇的西部各州，虽以长安辅翼的定位兴盛一时，如今却难免走向衰落，成为边缘化的存在（详参谢伟杰：《东汉的崩溃》，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数百年来，西州羌乱不休，朝廷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要罢废此地，将这块“烫手山芋”彻底分割出去。尽管此项决议因为各种理由未能推行，但西北边陲的政治边缘化，已成为定局。这也是段颎、张奂等人虽名满天下却依然不得志的主要原因。可是，当董卓看到洛阳城中的繁华时，这个充满野心的枭雄，就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作为当时的“武力担当”，董卓当然会想要至高权力。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身死，似乎早有准备的袁绍、袁术兄弟随即杀入宫中，将“面白无须者”屠戮殆尽。如果非要给袁氏兄弟打上标签，那就是以他们为首的士大夫群体，在被禁锢多年后，终于取得了对朝政的掌控权。可他们没有想到，伺机而动的董卓此时却直接冲入京都，他先是吞并了何进、何苗的部曲；而后又策反吕布，让他杀死丁原，携并州军来降。一时间，董卓的实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擅行废立，毒杀少帝，随意更改年号，以彰显个人权威，迫使袁绍、曹操、王匡、鲍信等人不得不远走他乡。
董卓粗猛无礼、残忍好杀，却有几分政治手腕。他礼遇名满天下的大文学家蔡邕，听从周毖和伍琼的建议，选拔幽滞之士，令他们前往关东各地担任地方官；成功为窦武、陈蕃等党人翻案，做到了曹操都没能做到的事。中平六年（189），为取得朝臣支持，董卓默许以王允为首的儒学士人对皇帝侧近群体进行了一次改革。自此之后，由儒学士人充任的“侍臣”——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取代宦官成为皇帝与公卿的联络人。按照原有计划，士人可以借此对汉代皇帝权力结构进行有意识地改造（参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北大博论，2008年），但董卓的权倾朝野，却使得这一构想难以实现。
恰好在此时，出逃的袁绍、曹操等人纠合同盟，组建关东联军，发起了浩浩荡荡的“讨董之战”。这些州牧、太守，真的是为了报效国家吗？实则不然。关东诸侯自会盟后，“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劝说无果，自行领军追击，与董卓麾下大将徐荣战于荥阳，惨败而归。回到酸枣后，曹操遂怒责群雄：
“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然而，关东诸侯却无动于衷，“邈等不能用”，就连支持曹操起兵的陈留太守张邈亦作壁上观。
有意思的是，当时人微言轻的曹操并未被董卓放在眼中，在他看来：
“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
二袁出身高门大族，乃关东联盟的领头人；刘表乃汉室后裔，又是党锢名士，他们的反对让董卓在舆论上很被动；唯有孙坚，凭借卓越的战斗能力，令董卓无比忌惮。不久，董卓挟天子百官退守长安，回到了边地武将心中的“首都”，临行前，他似是报复般地命人在洛阳城纵火，使这座古都化作了灰烬。
退守长安后，董卓得到凉州叛军首领马腾、韩遂的投靠。正当他意满志得之际，看似恭顺的王允却暗中勾连吕布。猝不及防之下，董卓身首异处，死于非命。距离长安不远的眉县，有他花费重金打造的老巢——“万岁坞”，如今，随着董卓的遇刺，这个名为“万岁”的坞堡终究成了一个笑话。但很快，王允等人就笑不出来了。
董卓死后，司徒王允以三公之位录尚书事，有综理朝政之权，已是名义上的“真宰相”（王素：《三省制略论（增订本）》，中西书局，2021 年）。大权在握的快感，让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儒也开始变得刚愎自用，在对待凉州余部的问题上，时而反复，以至于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凉州将李傕、郭氾（此据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增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张济等最终决定，联合反攻长安。等他们赶到长安时，樊稠、李蒙等凉州将也纷纷加入。原本，在董卓和他的女婿牛辅死后，凉州诸将可谓一盘散沙，但在贾诩的游说下，这些各自拥兵的猛将开始以皇权霸业为向心力，暂时凝聚在一起，并爆发出了惊人战斗力。
吕布虽骁勇善战，还在一场约斗中战胜了郭氾，但终究是寡不敌众，加之其麾下叟兵也选择叛变，大开城门，最终让李傕等人长驱直入。是役，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人悉数战死。数日后，左冯翊宋翼与右扶风王宏应征入朝，与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也参与谋诛董卓）一同被处死。儒学士人在短暂取得胜利后，又一次被凉州武将的强大武力所镇压。
彼时，朝中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在汉末登上政治舞台的“侍臣”群体，其中一部分开始与李傕等军阀合作，充当他们在宫中的耳目，并通过解释、沟通带来一种微妙的政治稳定（庞博：《从长安到许都——汉献帝朝廷的政治架构、决策过程与历史命运》，《史林》，2020年第6期）。因此，尽管公卿与其他侍臣不止一次地暗中联合其他军阀（马腾、杨奉），都未能成功将李傕杀死。不过，他们的努力还是起到了几分效果——由于白波军豪帅杨奉的叛变，加之一部分羌、胡豪帅被重金利诱，选择离去，导致李傕实力大减，不再一家独大。
凉州诸将本就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权力的失衡，其内部的矛盾登时被激化。杨奉选择与郭氾站在同一阵营后，李、郭二人不相上下，开始大打出手，乃至“一人质天子，一人劫公卿”。出镇弘农的张济随后赶来调停，在多方斡旋之下，汉献帝竟神奇般地脱离魔爪，踏上了东归洛阳的道路。
没过多久，郭、李二人反悔，他们摒弃前嫌，对护卫军发起猛烈进攻。关键时刻，杨奉招来同为白波军渠帅的韩暹、李乐、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与之合兵一处，可想象中的逆袭并没有出现，白波军依然不是凉州军的对手，被打得落荒而逃。好在，他们成功延缓了李傕等人的行军速度，使汉献帝堪堪渡过黄河。接着，汉献帝派人与凉州诸将讲和，无奈的李傕也只好放回百官，回到自己的封地。但远离皇权的凉州诸将，终究又回到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太容易被各个击破：
建安元年（196），张济因军中缺粮，前往南阳劫掠，在攻打穰城时战死，其旧部由侄子张绣率领。张绣为求生存，接受刘表招降，率军驻扎在宛城，为其看守荆州的北大门。
建安二年（197），郭氾在眉县被部将伍习杀死，身首异处。
建安三年（198），曹操遣谒者仆射裴茂督关中诸将进攻李傕。李傕不敌，退居池阳黄白城中固守，后为段煨、梁兴、张横等悍将攻杀。朝廷下令，将李傕首级送往许都，悬于高处示众，并夷其三族。
在汉献帝东归途中，白波军取代了凉州军。“白波”是地名，即并州西河郡白波谷，有学者指出，白波垒遗迹（位于今山西襄汾县，东汉时属河东郡）是白波谷，故白波军应起源于河东郡（参靳生禾，谢鸿喜《东汉白波垒古战场考察报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但实际上，并州西河郡白波谷确为白波军起源之地，白波垒可能只是白波军流徙过程中所修筑的堡垒（详参刘兵：《汉末白波军史迹缀合》，《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因此，杨奉统领的白波军，其实是当地豪族人士所统帅的一支劲旅（详参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尽管白波军在迁徙、劫掠的过程中，吸纳了不少豪帅、流民乃至少数民族加入，但在重视地域认同的东汉社会，它依然会被打上“并州”这一标签。
并州与凉州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董卓麾下大督胡轸与吕布的激烈冲突，即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势同水火（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增订版）》）。这或许是吕布投靠王允的一个主要原因，并州太原大族出身的王允，恐怕用一句“卿州里人”，就可以轻松打动这位勇武有余而谋略不足的“剑客”。王允被杀后，
“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也”。
因此，杨奉虽然投靠了李傕，甚至还救过他的性命，但“并州”这一标签的存在，注定他无法获得李傕的真正信赖，也不能让他跻身于权力中枢。而侍臣、公卿对他恰到好处的拉拢，自然会让杨奉选择背叛李傕，加入护卫军中。
不过，与凉州军的下场一样，一旦白波军展现出对皇权的威胁，这些打着皇帝名义弄权的公卿、侍臣，就会引入新的力量，将他们驱逐出去。《后汉书》卷72《董卓传》载：
“暹矜功盗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
曹操加入后，白波帅韩暹、杨奉等人很快失势，尽管汉献帝念及他们护送有功，并非降罪，可军阀一旦失势，就如同无根浮萍，难以继续生存。不久，杨奉、韩暹就被截杀。
几乎在同一时间，当年出走中原、辗转争雄于淮隅、如今困守徐州的吕布也被曹操所杀。这位名震一时，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飞将”，最大的错误就是弑杀恩主，以至于丧失信用的他难以再被人所接受；其次是轻信他人，王允、陈宫、陈珪等人对吕布的利用与欺骗，最终将他一步步推向了深渊。
凉、并诸将在汉末政局中的昙花一现，首先离不开其强大的武力。汉末兵种之变革，发端于与羌、胡、匈奴长期作战的边地。从丁奉墓出土陶俑所见单马鞍来看，汉末三国时期的甲骑具装就已经在酝酿发展中了。加之当时骑兵冲撞战术的大规模运用，使凉、并武将在进入中原后，如入无人之境（详参常彧：《得之马上：战国至北朝时代的内亚战争技术与中国军事文化》，北大博论，2013年；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军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羌、胡化的凉、并诸将虽保持着很高的战斗力，却在汉胡杂居的环境中“久习夷风”，习惯用粗猛、暴虐的手段解决问题，导致关东士人不愿与之合作（薛小林：《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且由于缺乏董卓这样的强权人物，导致凉州诸将后期各自为战，一个个小集团之间的互相争斗，消耗了彼此实力，给献帝朝廷留下了一丝喘息之机（详参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北大博论，1991年）。
当然不可否认，在以“文化认同”为前提的环境中，士大夫本就对边缘武人充满偏见。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对立，并非主要原因，事实上，一些羌、胡部落同样从事农业生产。在中原士人的历史记忆中，“羌”本是商人的异族概念，后逐渐成为汉晋之际西方边地族群的通称（详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在司马迁、范晔等正统史家笔下，这些边地族群本就不通礼法、不事生产，天性残忍，充满了掠夺与残暴。因此，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边地武人，也难以被认同。
当中原士人处处排挤、提防董卓、吕布时，回到西州或许是他们的最好选择，至少在这里，会有人继续拥戴他们，亦如马超败北以后，依然有羌、氐愿意追随。但至高权力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吸引着一个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军阀野心勃勃想要靠近，但因为缺少文化上的认同，他们纵然能强横一时，却难以长期立足，终将被后来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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