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晚，在人文学苑1号楼108会议室，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阎步克进行讲座，题为《从“技术原理”看传统官制的“组织二重性”》。这次讲座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古中国的多元传统”系列讲座的第四讲，恰逢第十五届中国中古史联谊会召开期间，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数十位青年学者在场。
阎老师从严复对“学”与“术”的阐释谈起，指出“原理”与“实用”之间的区别。而所谓“技术原理”，本指利用自然法则而设计的，让特定设置或设备等实现其功能的结构与流程。阎老师以正弦波打比方，历史发展由各种因素共同促成，有如频率波幅各异的正弦波之叠加。在波形叠加时，高频波刻画细节，低频波决定轮廓。影响制度总体形态的“技术原理”可以比为一种低频波，它与制度细节关系较远，但适合观察宏观大尺度的制度问题。既往的制度研究，往往从“制度实态”层面直接跳跃到“政治意义”层面，其实二者间还有一个“技术原理”层面，构成了中介环节。
接下来，阎老师通过具体案例，揭示“技术原理”在制度史研究中的效力。如尚书六部之所以为“六”，其实也与管理学中的“控制幅度原理”相合；宰相制度的设置，与“委托/代理”的原理相合。秦汉实行郡县两级制，魏晋南北朝时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却变成了府、州、郡、县四级制，叠床架屋。有人用“封建割据”解释这些现象，未达一间。阎老师指出，层级层次简洁则组织精炼，结构扁平化，信息失真小，控制宽松；层级增多则指令失真，效率下降，同时组织结构垂直化，监管人员的占比大增，管控强化，权力集中化。魏晋南北朝地方层级反而趋繁，其实背后有“原理”在发挥作用，由此人们看到，在政治动荡时，统治者选择牺牲效率以强化管控、维系集权。
由行政层级趋繁，及其所涉及的官吏冗滥，阎老师引出了“组织二重性”这个话题。“组织二重性”是说政治机构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这时它是一个“功能组织”；同时组织成员利用这个体制谋生牟利，这时它是一个“自利组织”。很多制度都展示了这种“二重性”，比如王朝选官：一方面，选官是一套选拔人才承担行政的程序；另一方面，选官又是一套安排身份分配利益的程序，所以才有任子、有门荫；甚至是一个创收筹款的机制，所以才有卖官、有捐纳。
王朝时代经常出现的冗官冗吏、机构重叠现象，一向被认为是行政弊端。而阎老师指出，“行政弊端”是从“功能组织”、从行政效率角度所做出的评价。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就是组织规模扩张能带来四大收益：1.机构与官数扩张了，对社会的监管强度就会成比例增大；2.大型组织更难以消亡，冗官冗吏增大了组织规模，进而增强了组织生命力；3.组织扩张尤能强化元首与领导层的权势。以上三点，都是对“自利组织”有利的结果。此外还有4.特定情况下存在“新机构高效”的规律。阎老师举例说，唐宋间的“使职差遣”现象，其背后就有“新机构高效”原理在发挥作用，这是对唐宋“职事官品位化”的一个反弹。用“新机构高效”来解释“使职差遣”，比大而化之，直接跳到宏观社会变迁，用“唐宋变革”解释“使职差遣”，更精准犀利。
“规模指数”揭示，不同类型的组织据有不同的规模偏好，“边际效益递减”则决定了政府扩张的限度。一片草地上的狼羊比例是有规律的，一个黑心矿主手下的打手与矿工的比例是有规律的，统治阶级一般占社会的2％。阎老师指出，组织规模还取决于组织边界的设定，以及成员身份层次的设定。东汉精兵简政，县数约为西汉的2/3，然而西汉员吏约十二三万，东汉员吏反而多达15万。这里就有一个“组织边界”问题：西汉很多未被纳入“员吏”的卑末行政人员，在东汉被纳入编制，成为“员吏”了，由此扩充了“员吏”队伍。进而阎老师拟制了“编任资格”概念，此概念用于分析组织成员的正式化程度及其地位待遇的级差。有人批评唐宋政府“臃肿膨大”“冗官极甚”，然而阎老师认为，明清两朝实际从事行政的人员，决不会比唐宋更少。那么，为何两个时代给人的观感大不相同呢？阎老师认为，这与“编任资格”相关。唐宋政府倾向于提高官员的编任资格，把滥授品位性官号作为激励手段，这种策略可称为“品位性增编”；明清政府则倾向于大幅度削减或淡化、架空品位性官号，降低行政人员的编任资格及正式待遇，这种策略可称为“职位性缩编”。例如，清朝大量使用非正编人员协理政务，如幕友、家人、额外胥吏、白役等。所以清朝的“正编”队伍看上去就比唐宋精干了，财政压力也缓和了。明清政治特点往往与秦汉相似，战国秦汉也普遍使用非正式人员或编外人员，例如客、舍人、庶子、门下吏等协理政务，其身份、待遇各不相同。汉廷还在正秩之外使用“比秩”，以管理“编任资格”较低的人员。
阎老师说，他较早时候利用“品位─职位”原理，对周以来三千年爵秩品阶所做的解析梳理，应该也能说明“技术原理”在方法论上确有价值。“技术原理”有如低频正弦波，事涉制度的轮廓，所以同细节考证关系不大。但孟子有言“先立其大者”，在面对大尺度、长时段的现象时，若期望在宏观上把握制度趋势，那么“技术原理”有望带来新的惊喜。
图：孙正军（上排两张）、游逸飞（下左）
孙齐（下中）、仇鹿鸣（下右）
讲座结束后，多位与会学者表达了各自的感想与困惑。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副教授孙正军认为，“技术原理”对于制度史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效力，为研究成文制度注入新的生机。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游逸飞认为，“技术原理”的提出是基于北京大学深厚的制度史研究传统，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色。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孙齐提出疑问，是否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技术原理”？阎老师认为，不同的理论可以展示不同的历史图景，但无法强求一个理论兼顾所有的面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对“技术原理”的形成时间表示好奇。阎老师回答，“技术原理”更可能是人类在历史上自然选择的结果，难以界定准确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