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国家认同的主体基础、发展趋向和教育进路

国家是以血脉和族群进行个体身份界定的统合性存在，既指涉物理环境所圈定的生存空间，也指涉个体心理意义上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国家认同作为人们对于自己国家身份的理性认知和情感依赖，深层根植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结群意识和归属需要，集中表征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及其对共同体的强势压制，以及由于封闭文化环境被打破而出现的文化失落、精神游离、归属弱化等，从个体发展角度探讨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关乎个体身份认知、角色定位、文化归属，关乎民族赓续、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大时代课题。本研究拟从自我的圈层结构和演化逻辑出发，深入探究青少年国家认同的主体基础、发展趋向与教育进路。

国家认同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现代性议题。这是因为，在族群意识高度同质化、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前现代时期，社会生产的片面与匮乏使人们只能作为普遍的“共同体人”依附于各式各样的关系纽带之上，从而建构起基于生存目的、结群意识和归属需要的自然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国家认同既不构成个体的心理困惑，也难以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发展，上述情形发生了深刻改变。一方面，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人不再作为某个固定“共同体”的附庸，也不再通过被迫依附某一族群而获得生存的权利和可能，而是开始以强大的建构力量和理性精神“为自然和社会立法”。这样一来，“个体的人”取代“共同体人”，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和权力来源，并作为“人民主权”的核心标志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以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刻发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时空处境遭到不断压缩，并现实地生活在各种原则相互竞争、各种主义相互角逐、各种方案竞相较量的“力场”(force-field)之中。这就使得任何一种国家组织形式一经出场，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立体性的制度比较、全域性的制度碰撞和主体性的制度评价。有鉴于此，人们便难以像前现代社会那样，自然而然地生成对故土家园的依赖和民族文化的依恋，反而经常产生文化失落、精神游离与归属弱化的心理。由此，国家认同便逐步实现了从“自然而然”到“自觉建构”的历史转换，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下，如何处理人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何建构国家认同成为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外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两种较为典型的研究范式。

第一，以民族国家身份和历史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历史主义范式。在这一范式看来，虽然“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经常性地表现为一种制度选择和实践筹谋，但是人们的民族国家身份却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深刻根植于共同的祖源叙事、先辈记忆和家园历史之中。正是这些历史传承诠释了这个群体的起源与演化、勃兴与壮大、文化基因与进化逻辑，并在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中被固化为一定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思想行为模式。同时，尽管上述这些历史文化要素在代际传承中难免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遗失与偏离，但是历史的强大惯性与文化的循祖导向总是会推动它们以新的符合时代的表达方式与实践样态不断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范式将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视为国家认同的定义者，极为重视国家认同的代际连续性，并将国籍视为个人和集体生活领域的重要建构力量。

第二，以社会建构为基础的建构主义范式。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国家认同不仅仅是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民族历史的自然反映，更是个人与周围社会互动建构的结果[2]。皮亚杰的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埃里克森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以及米德“普遍的他人”理论，都认为人们是借由对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信仰的认知认可来塑造自我身份认同的。

Hammack更是提出，认同是一种通过个人与文化环境的碰撞而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将个人与持续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的建构过程[3]。而国家作为一种现代性、集体化的概念想象和文化创造，更是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广泛的社会互动所创设出的“认同”果实[4]。

上述两种范式或是将国家认同归结为历史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或者归结为个人与文化的交织碰撞和相互作用，应该说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国家认同的本质意涵和生成规律。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国家认同说到底是一种个体性的文化选择与接受方式。这种方式以个人和国家的内在关系为核心，依赖于人们对外在环境进行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与自我解读(self-interpret)，由此所形成的国家认同是一种理性考察的结果，并集中体现为个体对“我是谁”和“我属于谁”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具体而言，“我是谁”追问的是个体对自我特性的描述与分析，是个人认同建构的核心指向;“我属于谁”则重在求索个体的社会分类特征和成员资格归属，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坐标中定位个体身份，寻求群体给予个体的价值和情感意义，构成了社会认同建构的主导诉求。只有个人认同(“我是谁”)和社会认同(“我属于谁”)相互协调、有机融合，统一有序、完满自由，才能发育出完整的自我同一性。那么，作为国家成员的个体又是如何进行自我建构、如何审视自我与国家关系的呢?对于“自我”而言，个体一方面通过将自我归属于某种社会结构体系来认同自身的国家成员身份，并接受国家所赋予的特定的角色地位、社会阶层以及权利义务，进而将自身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某一特定部分固定下来。另一方面，个体也通过将国家和社会纳入自我的价值系统，将国家社会属性内化为个人属性，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对于“国家”而言，尽管国家存在的事实本身是客观的，但是每一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现实体验却是主观的。也正是在个体与国家的现实交往和互动过程中，个体之于国家的感性的、浅表性的认知以及理性的、深层次的认同，才最终得以显现、补充和完善。

综上，作为现代性议题的国家认同缘起于现代国家的政治逻辑，深受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并直接指涉“自我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深入理解国家认同生成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高度关注“个体”抑或“自我”的因素，将国家认同合理地理解为个体归属社会结构并获取相应社会成员身份的过程，在“自我”与“国家”的关系结构中探讨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由此，对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建构来说，怎样认识和安放“自我”，怎样推动和实现“自我”的充实完善，是探讨国家认同发展的重要前提性命题。

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特殊的认同类型，既兼具认同的一般规定，又具有其特殊的意涵。从一般意义来说，举凡“认同”都具有相互矛盾、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面是“同一”(sameness)，即“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也就是个体与其他行为体的共有归属或共同体认;另一面则是“差异”(diversity)，即个体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内在规定性。相对于性别认同等其他认同类型来说，国家认同的要害不在于“差异”而在于“同一”，不是凸显人的个性和差异，而是更多彰显出一种“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的特征[5]。换言之，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发展是社会成员从“差异”走向“同一”的深层演变。这种演变在个体意义上集中表现为“集体自我”的确立和完善。

“集体自我”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在心理学看来，“自我”是一组代表个人特征的立体化的认知图式[6]。这一图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表征个人特征的个体自我，反映重要社会联系的关系自我，表征群体成员身份的集体自我[7]。其中，“个体自我”表征的是个体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独特属性，“关系自我”表征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如青少年同家长、老师、同伴的关系)，“集体自我”则重在表征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个体自我”“关系自我”来说，“集体自我”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现实体现，代表了人的群体身份，抑或说是人的群体成员身份。而国家认同则是个体对于其作为国家成员身份的自觉体认，是一种超越“个体自我”与“关系自我”的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对青少年来说，国家认同是随着青春期阶段“集体自我”的演进和发展而不断确立起来的。

随着集体自我的发展演进，青少年国家认同将逐步实现从浅表性认同到更为复杂、更为准确的认同的跃迁。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尽管3~5岁的儿童也会表现出对社会身份(种族或性别)的懵懂认知，但是集体自我只有在理性逐渐发展、认知逐渐成熟的青春期，才会表现出更为准确复杂的认识形式与身份意识。伴随着身份意识的愈发强烈，个体也愈发倾向于运用身份来进行自我定义。例如，Montemayor和Eisen的研究就发现，诸如国别归属、文化归属等有关集体身份的自我定义，在青少年12岁时达到高峰，14岁下降，后又稳步增加到18岁[8]。就整体发展趋势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具有社会特质的自我描述比例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呈显著上升趋势，个体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抽象的社会属性进行自我表述。而随着青少年社会属性的逐渐增强，人际关系日趋复杂，生活圈层日益广阔，集体自我对青少年也日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到了青春期后期，集体自我便逐步实现对个体自我、关系自我的超越，从而发展和衍生出将抽象的国家成员关系嵌入自我认知系统的能力，并表现为更多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与政治意识。这也意味着，在集体自我的发展过程中，个体与集体达成了一个相对的平衡，个体能够在国家与社会的语境下进行自我建构与自我发展，从而为国家认同奠定了相应的个体心理基础。此外，集体自我的发展也意味着，具有相同政治、文化属性的个体能够生成一种“类群化”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萌生一种超越于“我”的“我们”意识，并衍生出相应的身份感。这种意识和身份感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下被激活，成为个体定义自我、安放自我的重要依据，并为国家认同提供相应的情感和认识支撑。

当然，将国家认同视为集体自我的确立和完善，并不是要否认个体自我、关系自我的独特意义和价值。相反，只有以个体自我为基础，以关系自我为中介，不断推进个体自我、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的同向同行，国家认同才会得以真正形成。这是因为，对任何一种认同的“差异面”和“同一面”来说，个体自我都具有动机上的优先性[9]，没有或者缺失掉对自我特征的深切体认，个体既无法同其他行为体区别开来，也无法获得稳定且持久的自我同一性，从而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集体自我和国家认同。同时，关系自我对国家认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已经开始接受社会规则、进行抽象自我认识的青少年而言，如若其父母、老师和同伴均没有形成关于国家的真切认同，那么很难设想青少年可以完全摆脱这些亲近关系的影响，能够完全自主地生成国家认同。

综上，从“自我”出发考察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发展，应全面把握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的三维结构和相互关系，着眼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自我的本质特性，立足青少年个体自我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扩展青少年生存发展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在其与父母、老师、同伴等各种人际关系的维度上找到相应的支撑点，不断厚植国家认同赖以产生和发展的认知基础和心理基础。

据前所述，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生成发展，是青少年不断超越个体自我的局限，整合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将国家属性纳入个人身份的过程，是青少年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并持续演变的过程。由此，青少年国家认同至少表现为“超越自我本位”与“构筑集体身份”两种基本的发展趋向。

青少年国家认同是不断超越自我本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再将个人利益作为衡量一切生命活动的唯一标准，而是将自己置于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以及文化的整体建构之中，从而走出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的狭小天地，与时代同向并进、与社会共同发展。事实上，“自我本位”并非只是一个主观性的价值判断，而是有着客观的认知基础与心理因素。人们经常把自己视为知觉和行动的主体，把身体当作这些知觉和行动的器官，“所有在空间中被直觉到或者说是被想象和幻想到的东西，都以知觉者自己的身体为定向出发点”[10]。在这一意义上，人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当作世界的客观中心。这也就是皮亚杰对儿童认知发展定向进行阶段划分时所提出的“纯粹的自我中心”[11]，即儿童认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但后来的实验研究证明，儿童知觉的自我中心主义并非天然如此，而是成人自我中心架构在儿童观念中的投射与反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绍夫提出，成长早期的个体并不是主观的、自我中心的，而是客观事物的定向映射[12]。伴随着个体自我的成长发育与社会关系的圈层扩展，青少年逐步涉及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群体成员关系。交往范围的变化使“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个体意义上的“自我”不再是青少年认知的唯一尺度，难以占据主导地位对世界“发号施令”，反而要积极调适个体心理与行为模式，从而适应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环境。从自我以外的视角去看待和解决问题，作为群体的一员融入集体、获得归属意识与他者认同，就成为这一时期青少年个体心理的主导诉求。由此，个体自我让位于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居于次要方面。也只有超越了自我中心的局限和束缚，人们才能在自身所属的群体和社会中获得自我身份并实现个人价值。需要指出的是，青少年阶段同样是个体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彰显的重要阶段，个体既有对于亲密感、归属感的实际需求，同时也担心对国家社会群体的认同会丧失个体的独立性。这就使得“独立”与“归属”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成为青少年群体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重要调节力量。有鉴于此，“个体会在保持特异性和去个性化之间追求一种平衡”[13]，并通过不断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达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现实超越。

青少年国家认同是从个体之“我”到国家成员之“我们”的再定义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要义在于促使个体顺利完成从独立个体向国家集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在于将集体的制度、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内化为个体“人伦日用而不觉”的信念、态度、准则和信仰，将个体的某些特征转化成为国家成员的集体属性。一方面，人们只有将“自我”置于国家制度和社会体系的大框架下，才能满足普遍的结群意识和归属需要，使自己尽量接近群体原型，从而获得生存的基本确定性和安全感。根据“不确定性-同一性理论(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减少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对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这种不确定性的减少是通过自我分类产生的，我们认为自己越接近群体原型，之于“自我”的感觉就越发稳定和可预测。另一方面，“自我”是与他人、社会、国家有机结合的“自我”，只有在与外在于“我”的世界交往互动中，个体的完整性和意义感才能逐步显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我概念是由一个人在重要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所定义的。个人通过他们所具有的团体身份来增强自尊感，获取身份一致性与存在意义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青少年实现国家认同，就必然要经历从独立的个体向国家成员的身份过渡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青少年集体身份的建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其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机制与“国家—自我”互动基础。从心理动机驱动机制来看，“认识对象的充分证据不仅源于认识对象对我的主题化，而且源于认识对象对具体不同视角的其他可能主体的主题化”[14]。在主体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语境中，人们不仅从自我视角认识世界，还会从他者视角出发了解世界，为青少年形成国家认同奠定了重要前提。从“国家—自我”互动基础来看，真正的认同不是在孤立的个体之间达成的，而是在多主体的对话和交往中，在摆脱个体中心主义、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共同认识。

国家认同作为集体自我的一种表征形态，是个体在不断进行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寻求自身定位的最终结果。同时，作为一项影响个体自我同一性和归属感的精神实践，国家认同也必须要以教育作为介体，搭建起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超越个体的自我局限性，挖掘共同的身份特征、寻求共同的前途命运、培育共同的价值信仰，不断扩大自我的相关“圈层”，实现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从而推动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挖掘共同的身份特征。埃里克森和本-拉斐尔(Ben-Rafael)曾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寻找某种独特的共同性(作为主体的身份)，或通过将自我身份与其他身份(作为客体的身份)相匹配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身份[15]。换言之，个体通过社会分类以寻求群体归属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寻找群体的独特特征，将组内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最大化;二是探究“本群体”与“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与不同，进而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人们正是通过群体间的分类和比较，对相同、相似、相关的信息进行认知组合，从而推演出自我和他者的基本特征和异同状况，在此基础上赋予自身内群体的核心特质、获得内群体的成员身份，进而以此为尺度在社会空间中定位自己。根据最优区别性理论，包容的需要导致人类愿意和准备加入群体，而差异的需要使人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当包容和差异两种需要同时获得满足时，就形成了集体。在以血缘、地缘、文化、历史等因素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国家共同体中，青少年国家认同培育要充分挖掘国家成员之间所共有的自然属性、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通过发挥这些共有属性的核心价值将国家成员聚集在一起，并推动个体在归纳、内化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对于国家本身的感性认识与理性理解，从而强化其身份认同。同时，还要通过彰显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性来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凸显国家特性，在比较的基础上突出本国在国家制度、文化样态、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先进性，增强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深刻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