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11 年至 2014 年，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了四部情节相连的小说，被合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故事描述了两个出生在那不勒斯一个贫穷社区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和战争，并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笔触深入而彻底地展露了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个史诗般的故事被翻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今年，前两部小说《我的天才女友》和《新名字的故事》中译本问世。
在今天推介的文章中，单读主编吴琦解读了“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形式与结构之美，第二部书中故事的新发展，作者突破性别命题困境与当代阅读习惯的精妙尝试，以及最重要的，那种追求改变浪漫本质。
以下文章转载自《北青艺评》
变化本质上都是浪漫的
吴琦
当电影、连续剧成为主要的故事来源，长篇小说已经越来越珍稀了。尽管创作者仍然挤在这条攀爬文学高峰的路上，观众的座位悄然发生了位移。正因如此，《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球的流行，本身成了一个浪漫故事。连载、四卷本、匿名写作，一段古典爱情的样本，像看多了欲望速朽的情节之后，又遇到几个顽固的跑马拉松的人。这个时候，我宁愿相信，谈不上进步或者残忍，变化就只是变化而已。
真正的变化从来不在于形式，任何进化成功的形式，本质上都修改了内容。连载小说的创作与阅读在今天之所以显得特别，不仅因为时间上的长度和跨度，更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具有现代生活通常所匮乏的气质——那种不断拓展的认知纵深，流动的阅读体验。这种阅读的“流动性”是在所谓“流动的现代性”中日渐丧失的，当生活被加速、被切碎、被填充、被替换，人并不必然变得开放，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更加依赖定见，或者用流行一点的说法——依赖执念，再政治一点——依赖刻板印象，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
在《四部曲》这个案例中，拉开叙事的时间和空间，成为打破这些东西最直接的方式之一。连载也因此不仅作为形式，也成为它的内容——不断修正和自我修正，新的一部总与前一部有所不同。而它的逻辑显然又不同于那些根据观众反响、演员档期而随时调整的电视剧。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中文版的问世，让中文读者真正得以参与这个过程，我们几乎与其他语种的读者同时看到，在第一部中展露的两位女性及其所在街区的故事，如何升级、变幻，和其他复杂问题缠绕在一起。
小说多是后见之明，《四部曲》一开始就主动暴露了这一点。整个故事的逻辑起点，在于叙事者埃莱娜进入老年，她同时意外得到了好友莉拉用来记录自我的笔记本，从而掌握了叙事的权力和能力。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故事将不复存在，顶多成为一个人的意识之流，或片面之词。这是整部小说最大的魅力，随着情节的推进，两位女主人公的情绪与智慧，彼此矛盾、补充、印证，推波助澜，构成一种文学上的校准，不断调试语言的刻度，迫近属于、也只属于她们的心理时间。
这是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光辉时刻，以这样完整、细密、自觉的程度，展现一个性别的困境与可能，尤其在现代，成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奢侈。但它同时可能造成障碍，对男性读者而言，一种可以想见的逆反或者漠然，也就是难以撼动的定见之一——你们可想得真多，我为什么要像你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你？更有趣的是，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如何调整自己的观看位置，变得更加暧昧不清。这可能构成一个困境，迅速为《我的天才女友》确立女性故事、女性气质这个基调，很容易和其他性别讨论一样，以同样的速度遭遇接收困难。在这个意义上，第二部带来了更多路径、新的消息。第一部提及的“庶民的世界”，被更广泛地展开，作者引导、至少暗示了读者，可以不时从单一命题中抽离，让这个庞大的故事在其他维度上得以呼吸。
应该注意到，小说中对于女性角色饱满的同情心和惊人的坦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物，其他的男性或女性或多或少都被客体化了，成为这两位闪光的女性人物的衬托、环境和画外音。这不是批评，而是叙事技术中必然的平衡。主人公自己也说，“我对男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点也不懂”，即便是给二人命运带来关键转折的、目前对她们最具吸引力的男性角色尼诺，也“只是一个工具”。尽管如此，所有的女性都在寻求与男性关系的调整与安置。而尼诺、加利亚尼老师的儿子、以及埃莱娜后来两任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友，在第二部中轮番出场，帕斯卡莱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们用非常明确的雄性语言，发表对于如何改变世界的看法，并且走向职业和社会行动的转变，甚至在结尾处，埃莱娜在新书发布会上被发表意见的男性包围，尼诺再次出现……革命应该通过计划还是暴力？殖民主义、饥饿和战争可能被战胜吗？男性角色不断抛出类似的问题，但不能妥善地回答，让这部分叙事也更像是一种技术，同时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作者对外部世界、社会情势、历史潮流的敏锐，在结构上与女性的呼喊形成对应。
也是在第二部中，两位女性童年的贫穷——物质、精神以及超越这两者的文学上的贫穷，越来越浮出地表，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成功出版第一本书的埃莱娜反而迷失在语言的沼泽里，在那不勒斯方言和比萨口音中无所适从，对自己的文章和莉拉的笔记本都产生了怀疑，在更明确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前丧失自信。她开始质疑语言的可靠程度，认为那不过是“对逝去时光的艰难衡量”。这种指控构成了对这本小说的自指和自反，进入了对小说元命题的探讨，同时也是对这条二人曾经共同追求的道路的否定，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既是女性的命运、也是底层的命运）的努力，在不同的人生试验和突围中，均宣告失败。最终，任性的莉拉逃出家庭，进入工厂，被现实摧毁，性别与阶级彻底同构，小说的触角抵达深处。
故事被推向又一个西西弗斯的困境。跨越性别的理解，标示出我们与他者沟通的能力，挑战既定的性别秩序，也代表着文明更新的难度，更致命的是，当两者相遇，并不能互相抵消，也难以互相借力，让人想起历史上女性和阶级运动坎坷的合作记录。女性的渴望（以及女性气质所代表的温柔世界）和男性的决心（在男权社会权力关系主导下对乌托邦的设想），同样是难以实现的。这和许多使用全知视角的古典文学作品，再次达成共识，而《四部曲》并不是通过全知视角来实现这一目的——形式上的更新，并未阻断思想上的共鸣。
第二部带来的这一点观察，在随后的阅读中仍可能被推翻，那将是追随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最大的乐趣。因为就如同埃莱娜和莉拉对于一个女性应该怎样体面生存的设想，如同主要由男性起草的诸多社会宣言对平等、正义的主张，如同一切人类追求完美原型的冲动——冒险、出走、疯癫、革命……变化本质上都是浪漫，尽管它可能不解决任何问题。而在这层层束缚的情势下，仍然谋求改变，是这部小说目前展现出的，最大的雄心。
编辑 | 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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