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有待奔流的生命——读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齐美尔的思想肖像正如其出生地柏林一般，暧昧不定，不安又令人着迷。他并无古典思想家推动社会学体制化的雄心，而以狐狸般的禀赋穿行于现代都市的碎片之间，通过把握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互动的形式（齐美尔，《社会学》5），以图脱出功能主义、普遍主义的窠臼而直接触及现代化促生的阵痛和救赎。与经典化的社会学理路不同的是，齐美尔将现代性的本质判定为“心理主义”（弗里斯比51）。 由是，阐释现代性也即意味着描摹微观的心灵形式、探求内在精神的嬗变。

而在齐美尔的视域下，对时代文化的诊断并不导向特定意识形态的批判，其都市观察的落脚点乃是悲剧性的形而上学（Zarka 23）。生命的悲剧，植根于形式与生命、“限定与流变”（特斯特12）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人之在世，需要依仗界限确立坐标、赋予意义，而生命本真的奔流不居又将必然构成对界限的逸出，界限转而异化为禁锢生命攀援的枷锁，“这些形式同塑造它们的生命针锋相对，因为该生命是一种不仅充斥某些形式，而且充斥各种形式的永不停息的流动”（齐美尔，《生命直观》19）。这一本质性的悖论呈现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冲突，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空前的张力。 因此，齐美尔社会图景中破碎而孤立的、在货币、性别、时尚的风云变幻间堂皇失所的现代人，都应被置于主客观文化撕裂的生命悲剧框架中理解。那些看似难以归类的小品式议论，实则是现代性何为最具症候性的生命印痕。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在主客观文化之间悬置的悲剧性桥梁中， 货币 位于齐美尔思想观照的核心。它使得现代的主客文化得以建立一种关联（Helle 107），并以之奠定诸多生活景观展开的前提。而此处的货币首先是作为“可交换性的纯粹的形式”（Simmel, 129-130），而非功能性的物出现的；通过考察货币的文化哲学内涵，一种基于崭新交换关系的“符号媒介的社会”（马尔图切利303）方能真切地显现。货币中性、客观、平均的特征使得旧有的依赖具体人与人交换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且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货币越发脱离交换的物质功能而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由是，货币不再是价值的量具，而是价值本身，它取代了“一种既关涉物也关涉人的精神方面的持续交换”（莫斯35），而标志着挖空具体内容的交换活动的物化。

货币内蕴的物化意涵，不仅消解了经济活动中的个性留存，更促生了个体形而上生存状态的转变。货币作为一切事物的等价物，使得具备终极意义的微妙感受悄然贬值，崇高的艺术结晶在“夷平过程的悲剧”（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8）中厕身于批量涌出的工业制品，由权威和真实凝结而成的光晕所倚重的时空唯一性被永久地破坏了（本雅明239）。而事物之间是否还能葆有价值的参差甚至已不成为时代的症结；在货币无面孔的展演和堆叠下，人的感官已失去了判别事物价值的敏感，量的个体主义取代了质的个体主义，生命的实质内容逐渐沦为一种形式化的空洞，“生命质地越来越稀薄，人的自我却把根本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当作自己灵魂无可置疑的财富”（14）。在货币之下，所有人都平等地毫无价值可言，在纯粹的客观标准衡量中“稍微深刻的内容都被排除”（齐美尔，《时尚》116），具有个人风格的内在色彩全然交予社会摆布。

人的生存质态一旦向货币的夷平作用让位，货币便顺势由交换的纯粹手段化身为了 生命的终极目的 。货币承诺的无限可能的希望致使现代人的生存手段层垒而上，最终湮没了超越性的旨归。人们遗失了桥通往的终点，便只得拘于桥梁之上，货币的积累是为了进一步攫取货币，货币内在的两极性，即“绝对的手段”和“绝对的目的”（齐美尔，《货币哲学》162）合而为一。主客观文化的等级秩序彻底倒转，货币上升为现代生活的宗教，而唯有工具理性的计算精神能够在现代文化氛围中异军突起。世界“不再是爱与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舍勒988），现代人通过自我规训和精心规范，“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标”（韦伯32）。然而，理性人的掌权绝不意味着个体对自我命运的掌控，相反，这是限定着现代人行为的技术的胜利，构筑文明生活手段的技术“疯长为一切努力和价值的根本内容”（齐美尔，《叔本华和尼采》2）。生命本身在生产专门化和货币物化中成为了外在于己身的机器的附庸，进而“同社会达到直接的一致化”（马尔库塞11）。个体被妥帖地安置在社会既成的口袋里，就如穆齐尔笔下没有个性的人一般，被迫直面一个强大结构下抹去个性和经历、如粉末一般随风而逝的残酷现实。

而货币哲学的诱惑之处在于，它的治理并不是强制、武断的，反之充盈着 自由的幻觉和物质享受的慷慨 。客观文化的蔓延使得个体从紧绷的社群纽带中逃逸而出，一种现代的个体主义真正成为可能。悖谬的是，现代人所谓自由的欲求永远处于货币的塑造之下，金钱作为人与物、生命与意义之间的中介，先在地嵌入了某种“市场偶像的虚假意识”（阿多诺188），横亘在个体与欲望对象之中。这一个体、虚拟他者与金钱的几何结构将“自由”的欲求异化为对他者的模拟和误认（基拉尔28），而最终呈现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主观文化便在货币的步步紧逼下节节败退、无能为力，失却了有意义地与客体文化交互的力量。在个体沉沦的悲剧性叙述中，即便是最为私密的领域如包法利夫人歇斯底里的情热，都和商品经济的幻象有着某种共谋关系，个体的生存已被围困，“冒险处于视野之外”（昆德拉10）。由此，现代主体只能以“残缺无力而不是无所拘束的自我认定”（特纳434）的面貌持存，而现代社会标榜的平等与自由也不过是金钱式幸福的又一个象征，匮乏的灵魂在无尽辛劳的幻象中受苦，唯有玫瑰“继续生活在自我欢娱的美丽中，以令人欢欣的漠然对抗所有变迁”（106）。

对 女性本质 和 女性文化的形而上探求 ，是齐美尔剖析现代性悲剧的核心问题意识之一。恰恰由于“大量一般性的人类行动形式正是在两性关系的行为方式中找到了其规范性例证”（168），故妇女生存状态在卖淫、婚姻、都市中的显影便宛若一幅精巧的窥镜，映射出现代文明的爱欲与生命至为幽微的境遇。齐美尔的女性视点并不着意于同时代妇女运动对身份和政治议题的关注，而是聚焦在男女两性的形而上精神领域。劳动分工使得男性的性别存在消弭于庞大的客观文化阶梯中随之呈现出二元的相对性，而性别特质对女性则是绝对且自为的，女人存在与性别有着“最深刻的同一性”（176），从中栖居着“女性本质的全部深邃和美”（143）。从本质主义观之，理想的道德和伦理在女性生命中圆融和谐，女性“直接生活在源泉中”（191），不必经受在客观文化中分裂漂泊的折磨，象征着“自体自根的、没有分化的灵魂”（189）。由是，习见中男性优于女性的等级结构轰然倒转，女人成为了“比男人更具本真性的人”（180）。

同时，也正是女性在形而上意义上的优越与男性在现实语境中压倒性统治的对比，酿成了 现代性的生命悲剧 。从来不存在中性的文化，主宰社会的经济、机构、意识形态等诸多范畴的“历史形态完全是男性的”，“客观等于男性”（172）。因而，现代客观文化入侵主观文化的危机与男性依仗抽象观念将自己与生存本质分离开来的弊病同根同源。通过解蔽男性主导的文化威权之实质，齐美尔有力地点明了启蒙主义理性精神用二元对立的普遍主义立场构建线性历史规律（霍松79）的破产。而女性作为男性文化中本体论意义上的他者，注定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和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166），故在男性创造的评价体系中一再贬损，其终极表现便是卖淫——女性存在最私密和本质的一面在货币中消除殆尽，沦为没有差异的等价商品，“货币与卖淫现象之间不详的类似性”（297）则标志着生命内在同一性的彻底败坏和现代道德的金钱本相。

面对这一空前的文化堕落，齐美尔再次诉诸于 女性形而上学天性所能为现代文化注入的独特活力 。女性自为自洽的本质使得其进入男性文化领域的诉求只能导致生命力的枯萎，相反，男女两性的天然差异让女性在艺术、医护和家务等领域如鱼得水，凭借自身品质打造纯粹的文化新大陆（152），建构客观文化中的救赎飞地，进而解决现代性的困局。讽刺的是，齐美尔对形而上文化哲学的孜孜以求将其诱离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诉求而走向了自身立场的反面。形而上语言中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践，通过操演生产而且强制形成的”（巴特勒83），对女性职能形象的假定则是某种符号系统中失真的“性代码的意义生产”（Showalter 128），故作为本质的女性天性恰恰是浸淫于父权制文化氛围的齐美尔先在地认同和限定的产物。女性的本质优越绝不构成对客观文化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二元对立的撼动，而只是上述等级结构的简单倒转，并且在他者诉求的遮蔽下加固了现代认知范畴的基础。同时，女性文化大陆的发掘，终究难以建立在对男性文化的撤离和对立之上。象征界的男性语言作为个体形塑无法绕过的中介，使得女性话语始终笼罩在男性经典催生的“作者身份”的影响之下，并不断与“文化造成的对自我戏剧化的胆怯之心和对女性是否拥有正常创造能力的焦虑”（吉尔伯特，古巴65）搏斗。通过在男性语言之网中的穿梭游击和“高潮、泛滥、发作”（西苏6）无从顾忌的宣泄，女性方得以建立多元的身体据点，并用美杜莎式的白色墨水突破被挤压的生存空间。

除却独立的女性文化大陆本身纠缠的形而上悖论，在齐美尔所描述的被金钱统摄的客观理性文化氛围下，其文化救赎理念或许也注定落得 精神贵族乌托邦设想的结局 。在对卖淫、性爱和婚姻的碎片式阐述中，现代婚恋制度再度融于生命悲剧的序列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不公待遇源于“婚姻的客观精神在发展上落后于主观精神”（377），现代人的高度分化使得在家庭中毫无保留献出自己个性的女性难以觅得绝对契合的伴侣。因此，女性的性爱个人主义和爱欲革命成为了冲破婚姻、卖淫等客观文化压制形式（254）的理想路径。而现代爱欲的个体化使得全然结合、以被动性及“转变为幸福的受苦”（列维纳斯250）承认和释放他者可能性的突围渺茫，爱欲变为了对自我的想象性确证和自尊的满足（Lacan 253）。现代男女只能以卖弄风情的游戏姿态彼此试探，而女性在男性心中激起的“拥有与没有”（168）、迎合与退避的摇摆同样展示着计算及衡量的价格本质，并蕴示了“情感资本主义”（易洛思163）将取代肉身吸引占据着亲密关系和自我解放的核心。女性大陆与卖弄艺术，最终共同确证了现代爱欲的悲剧本质，以及齐美尔对女性精粹的讴歌下挥之不去的深刻形而上学孤独：“人最终不过是一个陌生人，不仅在世界万物的关系中如此，而且在与最亲密的人的关系中也是如此”（168）。

无论是金钱理性主义分裂了主客观文化，还是情感资本固化着两性不可调和的形而上孤独，其中最具症候性的概念均为 “距离” ——货币作为中性等价物使空间从地点分离开来而催生了脱域现象（吉登斯16），而在外在距离急剧缩进的同时，货币也稀释了人与物原初的内在联结，“我们和事物完整的、与众不同的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被瓦解分裂了”（389），客观之物成为外在于主体的对象并转而压迫主体自身。此外，深陷于都市“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伯曼15）中的现代人也不得不拉大与他人的心理距离，充当着社会交往客观化背景下“与内心设防和矜持相伴随”（388）的屏障。这一心理距离的突显标志着陌生人社会的生成，陌生人处于特定空间却又不属于这个空间，在远与近的拉扯中蕴示着难以规约的异质性，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114）。现代都市瓦解了传统共同体中的亲密团结，从而将个体推入时刻的焦灼和紧张之中，城市作为无止境变动的“心智状态”（帕克5）把都市人塑造为人群里一个个忧郁的栖居者，以麻木而冷漠的目光观看他者。

如果说“风格存在的纯粹事实本身就是距离化”（384），那么这一风格表达最具统摄意义的现代形式就是 时尚 。时尚使得被距离驱动的夸张个体主义找到了平衡和掩饰，其二重性“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体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95）。它立足于过去和将来、存在和非存在的分水岭上，彰显着一种转瞬即逝的新感性（沃勒斯坦527）与当下即永恒的强烈现在感。历史的纵深、未来的延展在现代个体的图景中消逝了；个体被抛入了存在的时间焦虑之中，如同都柏林海港旁无法前进的伊芙琳，“世上所有的海浪都蓦地劈向她的内心”（Joyce 34），永远停滞在了不可能做出抉择的此刻。

自由的延宕和时尚的更替“瓦解了主客体之间同化和吸收的内在过程”（374），促使现代人在乐极生厌和玩世不恭的两极摇摆，从具有生命质态的价值个体主义踅入形式个体主义，化为自己的陌生人，而呈现出虚浮衰弱的心理结构。个体将商品作为自我价值的延伸，其排列和趣味独特性的强调成为了阶级、文化资本的表征，而物之序列追逐迅速消逝的虚构模范的实质则彰显了“时间的真实向度的丧失”和时尚的“非现实性”（鲍德里亚167）。由此，个体通过内化商品神话所询唤的价值（Barthes 122），无意识地消费着阶级资源分配不公的补偿性意识，在时尚的游戏中听取了现代资本对与众不同的渴盼“想象性的承诺”（詹姆逊384）。现代人与物保持着某种内在同构关系，由时尚起落迅捷的节奏主宰内心的冷热交叠，兀自跳着《子夜》中没有现实指涉的死的舞蹈。对物质世界狂热的追求代替了本真性的生活，淹没在佩雷克自在自为的商品阵列中欲逃逸而不能，“总感到浑身绷紧，充满焦虑，欲火焚身”（93）。

在这一物欲增生而光怪陆离的世界， 重启审美之维 便成为了齐美尔打破生存困局的题中之义。审美救赎于齐美尔绝不是标签化的以印象派形式攫取都市碎片的玩世主义。以“为艺术而艺术”与形式自律为旨归的唯美主义纨绔子通过标榜对资产阶级庸俗现实的绝对否定而实现了“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Baudelaire 28)，但也因与社会保持距离而丧失了先锋艺术的批判职能。更为致命的是，纨绔子在都市中游荡并以瞬间即永恒、生活艺术化自我塑造的信条正与现代人的感性个体化不谋而合。由于纨绔子意欲反抗之地恰是其谋求生计之地，故其艺术自律无法真正超脱于现实而彻底独立，难逃“文学形式和总的商品关系之间严格的结构同源性”（Goldmann7），而充当了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压抑欲望后上涌的语误和无意识，以及消费社会中恋物式的文化资本。

相较于现代生活的英雄，毋宁说齐美尔更肖似一个 生命悲剧的预言者 、 “精神上的冒险家” ，他“毫无希望地但并非因此而毫无意义地企图把握一种精神上的姿势”（210）；也正是出于这灵魂深处的寂寞，他方得以超越与现实的暧昧纠葛，而在无法消解的疏离中上升至形而上的哲学遐思和纯粹形式的否定的神学。对日常生活碎片的微观审美体悟成为齐美尔切近现实完整图景的入口，他“沉浸在日常生活的无意义之中，并在其内发现了社会总体性的基础性力量。如此的美学没有消除日常的日常性，相反，它蓄意要在其核心揭示日常性”（Highmore 39）。 由此，审美即在哲理审思中构成了对社会结构谦逊而顽固的抵抗，生命本质的永恒追问在都市碎片文化症候的流动中徐徐展开，进而实现碎片与总体意义的弥合和对痛苦界限的解脱。 审美乌托邦的建立，就依托于思想冒险家在漫溢的污物之中潜心打捞内孕着美学精粹的碎片，这一为习见所不耻的拾荒动作包藏着强烈的宗教悲悯，在尘埃和瓦砾之中预先照明了某种尚未存在的现实性。碎片折射着历史的星丛，使得其中的每一道折痕都成为弥赛亚进入的时间窄门；现实的整体性被击碎至废墟，而又在毫不妥协的幻象破坏中获得了簇新的能量，那“最后一日的美之图像”（本雅明，《德意志》295），在碎片的闪光之中缓慢升腾……

在社会学的起点，齐美尔已走得太远。货币、理念、橱窗初现时引发的悸动与燥热，以及那在智识上难以抗拒的整体性建构的诱惑，都在其碎片式的灵光闪烁中被吸收和抗拒了。身为学术体制中的局外人，他深知自己将在没有学术继承人的情形下死去，而其异端式的现代洞察，终究证明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合乎当时的经历”（鲍曼281）。他无意于为任何一种体制或信念而辩护，在时代声浪的喧嚣中，兀自因寂静而埋没，也由寂静而留存。在间离的审美之维中，逐渐生长出一抹画外人独有的明晰： 不论以怎样的面目出现，欲望一旦满足，就会幻为悲剧的形相。

面对弥散着无意义的本质性的悲剧，线性的历史远景不再具备形而上的严肃。齐美尔的社会学哲学，就倘若纳博科夫在阐述普鲁斯特的时间时所描摹的那样，如同一个有着无限切面的晶体，沉静地映射着时代芜杂的霞光。而如果普鲁斯特以时间的棱镜召回了记忆中的世界， 齐美尔则在都市碎片的展演、交互和变幻中勾勒出了现代性蓬勃前进的脚步背后投下的巨大阴影。 晶体的光晕既是对现实的批判映现，也交杂着他人对其暧昧不明的学术旨趣不乏武断的揣测。这一与现实、与他人交手又分离的舞步永远不会终止，而晶体的光晕始终从容，在无力和无定中显出力量，“我们的任务不是谴责或原谅，而仅仅是理解”（279）。

晶体映照着 时间的绵延 ——似乎在形式与生命互相依赖又彼此压制的永恒博弈中，在生命质态被固化形式空前扼杀的此刻，对无穷碎片的洗涤与抛光依然捍卫着生命的某种整体性。我们在那弥赛亚式的悲悯中，得以短暂沉浸于一个难以抛弃、也不必抛弃的希望——有朝一日，生命之河会再度冲决形式的堤坝，在贫瘠的土地上肆意流淌，灌溉一株株行将枯萎的玫瑰。而奔流中的生命将在自身的血肉之间完满，分裂、匮乏和幻灭于时间的交融中成为前世的记忆：

“多么幸福的一天。

晨雾早已散去，我在花园里劳动。

蜂鸟落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的事物我再也无所企求。

我知道没有什么人值得我去羡慕，

我遭到的种种不幸，也早已忘记，

想到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并不感到羞愧。

我的身体也没有任何的病痛，

我挺起腰，看见了蓝色的大海和船帆。”

——米沃什《礼物》

参考文献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米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