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秋季大戏《安娜在热带》,是我在北大的第一部戏。面试地点在当时二教地下那接天连地的灰尘与东倒西歪的废旧自行车中。在这个说话念词都有回声会吃土的地方,我试遍了所有角色。最终,在导演“渴望年轻血液”的意图下,我以全剧组最小的年龄出演了剧中最为年长的父亲桑提亚哥。
跳过了场场新人小戏,一跃成为了大戏演员,这给了我无穷的激励。
那时,我们每天在历史上最好的排练场地——法学院地下一层,串台词、写人物小传、脑补角色故事外的悲欢喜乐。《安娜在热带》是关于一个古巴雪茄厂的故事,于是我们早早地买来一盒雪茄,围坐着一起看国外的演出片段找感觉。“桑提亚哥”和“奥菲利亚”是一对恩爱的老夫老妻,为了演出这样的感觉,我和“奥菲利亚”花了大量时间“谈情说爱”,一边想象吹着海风,一边抱在一起聊情话,模拟夫妻情深。
那时的我一边承受着数院水深火热的学业,一边耗着整晚整周末的时间背词、拍戏。这最终导致,我大一上的成绩惨不忍睹。
但我从未后悔。我经常说,幸亏那时在拍戏,不然我早跳楼了。
经过了《安娜》,我也熟悉了北大剧社奉行的“导演中心制”。导演负责贡献金钱、时间与劳动力,必要时还得撸袖子挽裤腿充当编剧。在导演的“导演”下,我们建组、排戏、演出,喝酒、喝酒、喝酒……
所以,每一部大戏,都会在剧社建立一个最铁、最出色的“朋友圈”。他们过从甚密、出镜频频,成为了剧社当之无愧的“门脸”。
剧社的“老人”们总说上一辈是“黄金时代”,这并非仅是“今不如昔”的思维惯性。我大一的时候,北大剧社在中央戏剧学院罗锦鳞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在希腊迈塞尼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古希腊戏剧节,用中文演出《俄狄浦斯王》。在中国,中戏的两位导演对我们进行每天10小时的寒假集训;在希腊,我们在露天古剧场演出,在剧场外喝酒跳舞,吃难吃的沙拉与好吃的中式盒饭。那段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而在北大拍戏并非总是如此专业高效、条件优越。有时我们只能流窜于计算中心五楼、二教地下、新太阳或者任何空地。只要不会影响别人,或者即使影响了也不会被赶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排练场。一群人吃着舞监从东南门外买来的炒土豆条,一边解释自己为什么还没有记住调度,一边开始一天的排练。
排练的频率随着期末的临近飙升。刷夜、排戏到两三点后再刷夜、刷完夜后惊恐地发现明天一整天还要排戏……这大概才是在北大排戏的日常。
说到这些日常,就不得不提到那位个人风格显著、已经毕业的导演陈巨二。他是这样排《宇宙种马》和《跳格子》的:
说了要排戏却迟迟不建组,招了演员后却迟迟没有协调时间;等舞监协调好了时间,正式见面却发现没有剧本。导演兼编剧勒令舞监天天追着他自己索要剧本全本。舞监不惜拳脚相加,却依旧难敌躺在地上死皮赖脸不肯去写剧本的导演。演员看着老板们在地上扭打,心急如焚却只能默默地掏出书自习,暗想:“这戏肯定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