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大连女孩被杀一案几度登上热搜，体现了全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忧虑心态和沉重思考。青少年的保护和犯罪总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点在校园暴力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公平正义不仅仅是成年人社会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也必须延伸至少年人社会。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法律手段积极介入，也需要社会的及时参与。
原文 ：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作者 |
中国政法大学 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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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些未成年人的行为即使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但由于未到法律规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也不能给予刑事处罚；即使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也会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增多，随着传播方式越来越便捷，未成年犯罪，特别是14岁以下的少年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应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是：通过修改刑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譬如说，如果12岁或13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据了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把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2岁或13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然而，相反的意见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太低，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的过错，即使是严重的过错，也应当以批评教育为主，未成年人毕竟还是小孩子。
的确，把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送进监狱，从情理上看，毕竟还是有一些不妥之处。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随即突显出来：受害人怎么办？
在暴力侵犯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受害人基本上也是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该不该保护？如果不以刑罚的方式惩罚加害人，也许就不足以遏制未成年人的犯罪冲动。对施暴者仅仅止步于批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抹去了施暴者对社会和他人造成的严重危害，同时还会间接导致这样的结果：对受害的未成年人未能给予足够的、充分的保护。
加害人与受害人都是未成年人。如果刑法惩罚了加害人，则有助于保护受害的未成年人，但没有在刑法层面上宽容加害的未成年人。反之，如果刑法不惩罚加害人，可能就没有在刑法上保护受害的未成年人，只是在刑法上宽容了加害的未成年人。
前者的负面效应主要是“没有宽容”，后者的负面效应主要是“没有保护”，哪种选择的负面效应更大？
“没有保护”恐怕更大，因为这是失职，相比之下，“没有宽容”主要是“不够仁厚”。从这个角度来看，刑法还是应当惩罚加害人。
从公平正义的要求来看，公平正义既是成年人社会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其实还可以延伸至少年人社会，甚至必须延伸至少年人社会。
少年人之间的公平正义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少年人犯罪不能得到适当的惩罚，受害方就有可能在法律之外寻求“私力救济”。然而，绕过法律的“私力救济”并不符合国家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我们再从加害方的角度来看，加害方是否需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即使是未成年人，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我们的制度在奖励做出积极行为的未成年人。
一个理性的社会在奖励未成年人的同时，也应当有相应的惩罚制度。
如果不给予惩罚，则是在变相地助长甚至是默许这样的犯罪行为。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刑法就应当积极介入少年人社会。
少年人社会不必作为刑法所不及之地，在少年人社会的治理中，刑法不能缺席。这一点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法律理念。但是，我觉得倒不必那么急。因为刑法毕竟是最后的威慑手段，可以有，可以用，但要留到最后才用，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
我的具体建议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可以尝试着先行修改行政责任年龄，把行政责任年龄从14岁降到12岁左右。
可以让14岁以下的少年，在违法行为情节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承担像行政拘留这样的行政处罚。这既是涉及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其实也是一种严厉的教育。同时，也是在以法律的方式，为14岁以下的少年划出一条坚硬的行为边界，以法律的方式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如果仅仅依靠行政处罚，依然不能遏制14岁以下的少年犯罪问题，如果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还需要给予更有效的保护，那么就可以考虑迈出第二步：修改刑事责任年龄，从刑法的层面上处罚少数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的14岁以下的少年。
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对14以下的少年犯罪的刑事处罚，必须给予严格的限制，并规定相应的保护或救济措施。
当然，针对14岁以下的少年，无论是行政处罚的设定还是刑事处罚的设定，都需要进行前期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