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数据公布，610.6万的结婚对数，创下近40年来新低，比2023年少了将近160万对。
与之关联，今年的出生率大概率也会同步下降，连全国最喜欢生娃的广东人也无法撼动大趋势。
广东这几年一直在领跑全国的婚育数据，其中粤东的潮汕地区则是很多人印象里，广东的“生育冠军”。
但过去五年来，整个潮汕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了1/3以上，特别是潮州，2023年只生了2018一半数量的孩子。2024年潮汕各个城市的结婚登记对数，更是全省倒数。
潮汕在婚育数据上的急剧变化，让它成为我们观察当代青年婚育观转变的一个样本。
这次我们采访了十二位潮汕青年，从他们那儿或许能窥见这一代潮汕人的不同选择。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所示，广东省的出生人口高达103万，超过了江浙沪的总和。广东只占全国8.9%的常住人口，却贡献了11.4%的出生率。
这其中，离不开粤东潮汕地区的贡献。广东省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前五名——东莞、汕头、佛山、广州、揭阳中，潮汕占了两席。
很长一段时间，潮汕的生育率都维持在高位。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粤东出生率为12.6‰，远高于全国的7.52‰，也高于全省11.1‰的平均水平。
不过变化来得也很快。在24年婚育数据上，潮汕的各个城市，结婚登记对数都跌出了全省前七，同时在生育率上也低于广州、深圳以及粤西的湛江，只是高生育的刻板印象依然没变。
近40年来，全国结婚登记人数变化
数据来源：民政局、国家统计年鉴
汕头市2020-2023人口数据，出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红黑人口网
为什么短短几年内，潮汕人的婚育观就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当潮汕在频频因为英歌舞、“拜老爷”的传统文化魅力而出圈，在传统的另一面——宗族观念强、重视子嗣传承、“多子多福”，这些潮汕人坚固的价值，是否正在被当代潮汕青年所击穿？
小羽是出生于潮州的零零后女生，喜欢韩剧、二次元文化，正处在个人意识觉醒的年龄段。
她从小生活在市区，成长于市场化浪潮的洗礼下，接受相对开明的教育，因此对“多子多福”的叙事已经厌烦。她自己并不排斥小孩，目前对婚姻和生育都没有向往。
1990年生的汕头女生安可，年少时生活在小镇，毕业后她在汕头生活。她是一个明确的不婚主义者。
更多的潮汕女生，处于犹豫或中立的态度，“可以接受生一个”是常见表述。
Coral在潮汕长大，在广州读大学、就业，曾短暂回乡工作一年。她在婚育议题上属于中立派，会考虑因为想要一个女孩而结婚。
通过组建家庭来营造小共同体是李钰和肖雪的想法，她们都喜欢小朋友，倾向于把生育看做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方式。
橘子已经订婚，她身边倒是有些朋友表示想生男孩，并不是因为觉得男孩比女孩好，而是为了以后能够减少亲戚催生的压力。
某种意义上，生男孩在潮汕一直是一种执念。柏麒家有三个孩子，他是哥哥，有两个妹妹。父亲在有了他之后，原本还想再要一个男孩，结果母亲生了个女儿，父亲很喜欢这个女儿，就留了下来。阴差阳错，柏麟则是跟太太很想要一个女儿，结果生出来是个男孩。
作为家中的二儿子，35岁的汕头澄海人杨振在大学毕业后，去欧洲学人类学，之后留在巴黎定居、教书，也是名“不婚者”。每年过年前后他会回到老家村里，一年一度的返乡是他的“田野观察”时刻。
“与市区相比，农村地区在观念和个人抉择的压力上都会更保守。”在杨振看来，这种保守不完全是经济差异导致，“在村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不一样”。
催生，特别是生男孩，“是一个从社会到家庭，层层压力传导的结果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被个人高度内化的选项”。
杨振的父母一直在村里开一间“祖传下来的”中药铺，“就像《俗女养成记》里那种，老街，老铺子，我们全家就住在药店的楼上。”
这是村里一个特别的公共空间，也是信息交流的场所。“昨天就有人来给我介绍对象。你几乎无法避免亲戚、邻居来聊天、见你，自然就会谈到‘催生’的话题。”
在杨振看来，
从父辈到这代潮汕男性，特别是长子，大部分人无法摆脱这种“传宗接代”文化
，甚至不会去做“摆脱”的设想，“比如我哥，他会觉得这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杨家的这份重担由杨振的大哥来承担，他目前育有一男一女，在市里的中学做体育老师，这让每年只是短暂归家的杨振获得一份相对的轻松。
对于今年31岁、原本是独生女的大头而言，“生男孩”意味着一场陡然的家庭变故。她在汕头的一个体制内家庭长大。九十年代的潮汕，恐怕只有公务员无法躲避计划生育，大头的父亲只好暂时压抑了自己想生儿子的愿望。
大头上高中时，父母离婚，父亲再娶，生下一个比大头小18岁的男孩。“他那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已经40多快50了，我觉得他是专门要的。”得知此事的大头已经考上华南理工大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可能（在父亲那儿）女儿还是没有儿子重要，即使他的女儿已经考上了华工……
”
重男轻女的根源是宗族观念。
在潮汕父辈看来，每个
宗族都需要一个儿子在祠堂里拜祖，族谱才能续写下去。
处理白事时，需要一个儿子抬香炉。
在安可的观察里，汕头市区跟一线城市的观念较为接近，家庭会更平等地对待子女。而在县区和乡镇地区，像潮阳、澄海、濠江，重男轻女的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宗族氛围浓厚，女性地位较低，家庭中的女性多是家庭主妇，甚至汕头市潮阳区有女性必须生儿子才能领结婚证的习俗。
不过在杨振的观察中，因为年轻一代的不断出走，
现在宗族文化也在变，但“可能不是解体或者消失那么简单”。
“以前村里、家族，拜神、祭祖，一年各种活动能有几十场，现在减少到快个位数了。”年轻人都去市区以及更远的大湾区了，随着大家回乡的频率越来越低，祭祖也有了新方法。
“现在我们这里很多人会把祖宗的骨灰带一点点去庙里，
所有人的骨灰都放到同一个香炉里去供着，再由庙里的师傅到了固定的时间统一帮大家‘代理’祭拜。
”
在杨振看来，宗族文化不是留存和消失的二元选项，而是一种与时代同步的变化。
对许多潮汕人来说，妈妈是一个家庭里最不能缺的大人物。妈妈被视作奉献者而得到礼赞，妈妈也因为太辛苦而被子女同情。
小羽警惕这一套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潮汕妈妈奉献叙事”。为什么一定要是妈妈奉献，而不是爸爸？为什么在潮汕家庭里普遍存在多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搭配？
如果牺牲自我是赞美的前提，如果大家一边赞美妈妈，一边又参与对妈妈的剥削，这种赞美究竟是真诚，还是在维持一套古老的秩序？
大头把“潮汕妈妈”视为维系潮汕传统家庭的关键。
一个标准的“潮汕妈妈”每天会给家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专属早餐
，“我小时候以为天下所有的妈妈都是这样的”。大头结婚后不愿再像妈妈那样，“找男朋友的时候，我专门要找一个会做饭的。”在她看来，
当一个女性选择不做“潮汕妈妈”之后，绝大多数所谓“潮汕传统”都会从家庭里消失。
这其中的原因是，
围绕宗族进行的祭祖和拜神、族群内的活动，也是由“潮汕妈妈”来承担。
杨振介绍到，“男性一般负责实际事务，比如对族人的帮扶。而文化层面的、仪式性工作反而是外姓的媳妇在做。”比方说：过年过节要祭祖，需要女性做粿、叠纸钱……种种繁复工作使得潮汕女性跟男性的回乡体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很多时候“潮汕妈妈”从头忙到尾，却未必得到家人尊重。
潮汕女生阿宁分享了一个身边的例子：“一位邻居过年时忙到忘记吃降血压药，脑出血直接进了ICU，可丈夫消极应对，最后想筹款治疗，医生说错过手术时机，女人至今未醒，丈夫却不乐意把她接回家照顾，而是靠着娘家兄弟姐妹接济医疗费。”
桃李是一位“非典型”潮汕男生，他警惕那种以爱之名建立的捆绑，渴望探索更平等、松弛的关系。在他看来，
潮汕地区固然重男轻女，但它更像是中国的缩影，而不是一个极为突出的地带。
“在潮汕，重男轻女更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贴童男童女的时候，童男略高童女一点。女性操持祭典所需的一切，而主持的权力则交由男性。
宗族文化中，女性只有成为媳妇的身份才拥有话语权。
但与此同时，女性掌握经济后，宗族也逐渐会有女性的声音。”
青年导演周樊曾拍摄出一部13分钟短片，叫做《我的潮汕妈妈》。片子的剧情介绍页写道：“我的妈妈，刘锐君，一生从未离开潮汕。2023年元旦，我找到一个借口，终于带她离开了那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土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有了三天新的瞬间。”
这部短片拍摄于2022年春节期间，周樊以返乡为契机，重新去呈现自己过去看似熟悉、实则忽略了的母亲生活里的细节。
比方说：母亲愈发严格的精打细算、看电视会不自觉地打瞌睡、拜老爷永远只会保佑家人。还有三个家庭在小姨开的肠粉店闲聊、阿妈挑橘子、拜神的时候请教上香的具体数量和分布……这些细节凝结成一位潮汕妈妈的常规生活。
周樊说：“
我的妈妈，应该和许多的潮汕妈妈一样，把自己短暂的青春，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家庭。
”
2022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上映。它讲述一位潮汕青年带着外地女友回家见父母，遭遇冲突、成见，又最终走向理解与接纳。“观潮”为这部电影举行了露天放映。功铭记得：那天吸引了很多路过的人，还有人是站着看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