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谢地是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巩任职于中共长春市委党校。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不同于一般贸易理论的有效解释及说明，有助于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是全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而美国意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增加就业是一个伪命题；美中贸易逆差中存在“反比较优势”，且很大程度上与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链布局有关；究其本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守成大国零和博弈思想作祟，旨在遏制中国崛起，它不仅体现了美国利益集团和诉求，也凸显了中美两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上的冲突。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着最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特征，难以用纯贸易理论进行解释。用贸易摩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进行解释可能更容易窥一斑而见全豹，厘清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是全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经济复苏缓慢，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使全球贸易增长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有效需求包括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以及企业对投资品的需求等。有效需求不足是生产过剩、全球贸易萎缩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摩擦正是在全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发生的。此时，贸易保护主义在与自由贸易的较量中容易占上风。贸易保护主义旨在发挥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缩小贸易逆差，增加来自国外的有效需求，从而缓解生产过剩带来的危机。
二、美国意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增加就业是一个伪命题
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更先进的甚至完全替代人力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而在更先进的甚至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上，不变资本比重会进一步增大，长期中，利润率的下降以及失业增加同样不可避免。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减少了美国的就业，企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促进制造业回归、增加就业，而不是通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来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这种转移视线、掩盖矛盾的做法，不可能成功。
三、美中贸易逆差的生成机理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链布局有关
缩减贸易逆差是美国频频挑起贸易摩擦最为直接的经济动因。事实上，20世纪60至80年代，在产业转移浪潮的推动下，美国已经把丧失比较优势的加工装配低端制造业转移至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 (亚洲四小龙)，而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其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它们也开始将国内的加工制造业转移至中国内地。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制造业门类齐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的中间产品汇聚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再销往世界各地。所以，中国作为最终产品的出口国，有相当一部分对美国的顺差实际上是中国对韩国、日本等国的逆差转化而来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利润被美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赚走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直接向母公司出口应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而在统计上却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四、美中贸易逆差中存在“反比较优势”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该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和国际收支平衡。在产品结构上，中美两国的互补性明显强于竞争性，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相对于美国较强的比较优势，而美国相对于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其高技术，如果双方在贸易中都能够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就不会产生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但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使中美间的贸易优势互补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形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但长期以来，美国宁愿承受巨额的贸易赤字也不愿放松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可见，寻求贸易平衡并不是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首要考量。
五、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守成大国零和博弈思想作祟，旨在遏制中国崛起
根据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思想，“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时，核心区国家就会采取有利于本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策略。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国际贸易摩擦，这种国际贸易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完全崛起之后”。美国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崛起让其感到国际地位备受挑战，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国内贫富两级分化、失业率高以及双赤字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零和博弈的贸易保护主义渐有抬头之势。特朗普在谈到中美贸易关系时曾多次强调，长期以来，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而美国则丢掉了无数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巨大。这一论断是典型的重商主义零和博弈思想，即一方受益、一方受损。
从美国根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1300种产品征收约5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中可以看出，清单主要覆盖了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高铁设备、新能源汽车及航空设备等领域，基本都属于“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范围。如果只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那么美国应该对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等中美贸易顺差行业加征关税，而不是中国并不占贸易顺差优势的高科技领域。很显然，美国此番制造贸易摩擦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寻求贸易平衡，而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崛起。这一目标在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上展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六、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利益集团诉求
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利益集团因素，利益集团通过投票、游说、政治捐献、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并参与政策制定，从而使贸易政策朝着符合其利益的方向发展。纵观美国200多年对外贸易决策历史，可以发现,利益集团扮演着十分重要且难以替代的角色。美国学者戴斯勒曾评价：“综观大部分美国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确起到了主导作用，贸易政策太照顾他们的利益了。”从支持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类利益集团数量的对比来看，支持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的数量远远大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因此，在2018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意愿会更为强烈。
七、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两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上的冲突
美国针对中国“232调查”的理由是，由于某些国家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钢铝产品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致使美国国内钢铁产业失去竞争力，危害国家安全。同样，美国对中国“301调查”结果的征税清单直指“中国制造2025”也显示了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