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银行无疑被寄予厚望。近日，围绕“一带一路”相关话题，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专访，透露了中行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的设想与进展，以及未来打算。
据田国立披露，至
3
月末，中行已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意向性授信支持超过
1005
亿美元，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及能源矿产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中行兼顾了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至
2016
年末，中行“一带一路”沿线机构不良率仅为
0.55%
，
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机构税前利润在集团占比较
2015
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未来中行还将尝试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扩大和优化全球布局。
但“一带一路”于金融业，机遇与挑战依然并存。田国立建议，政府部门探索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由产业投资基金、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担保机构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取长补短，有效分散风险，建立专门服务境外融资的政策性保险和担保机制。
田国立还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基础，人民币有望进入沿线国家资产负债表，被广泛用作储备货币。
上证报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行从体制机制包括机构设置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田国立：
为配合国家对外开放新格局，挖掘未来经济合作潜力，近年来，中行将“一带一路”作为海外机构拓展的重点目标区域，并于
2015
年初明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的构想。经过不懈努力，截至目前，中行海外机构覆盖全球
51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20
个国家和地区，亦为中资银行之最。
中行通过重组东盟机构推进中银香港区域化发展，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中银香港从城市型银行转向区域性银行，将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发挥人才、产品、体系方面的集约化优势，为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作出更大贡献。
为积极鼓励优秀人才到海外机构，特别是艰苦地区海外机构工作，中行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制度，目前，中行已选派
200
余人次到艰苦地区海外机构工作。同时，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非英语国家，中行总共储备了涉及
29
个语种的小语种人才，实现了沿线已设立机构国家语种全覆盖。
围绕“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部署，中行先期在沿线国家探索开展了非官方援助性培训，先后面向柬埔寨、菲律宾各成功举办一期“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两国政府高度重视，选派政府高级官员、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参加，柬埔寨首相洪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临中行总部。研修班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中行的国际视野、责任担当和风范，得到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反响强烈。中行将继续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举办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
上证报记者：就中行一线了解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几年，沿线国家看法如何？对当地的经济有多大拉动作用？
田国立：
“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基础设施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共识。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同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自己的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紧密对接，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英国“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等，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
第二，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2014
年至
2016
年，中国与有关国家贸易总额约
20
万亿元，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企业先后在
20
个沿线国家建设
56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
185
亿美元，入区企业
1028
家，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
11
亿美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增强了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感。倡议的实施也为完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业化能力等作出重要贡献。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降低中欧之间的交通运输成本，比利时、荷兰和斯洛伐克的国际贸易增长幅度将接近
10%
，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摩尔多瓦、德国、波黑及波兰也将达到
8%
以上。
第三，推动了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基础设施方面，
2016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1260.3
亿美元，累计合同额
3049
亿美元，这将有效提升这些国家港口、航空港、铁路等领域的建设水平。贸易方面，
2016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
9536
亿美元，占我国与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为
25.7%
。投资方面，
2016
年，我国对沿线
53
个国家直接投资
145.3
亿美元，三年（
2014
年
-2016
年）累计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产能合作方面，各类双边、多边产能合作基金规模已超过
1000
亿美元。金融方面，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相继建立，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跨境金融合作深入发展。至
2016
年，人民银行与
21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央行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约为
1.4
万亿元；
6
个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额度
3300
亿元；在
7
个沿线国家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等，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超过
2.63
万亿元。
已意向性授信支持超1005亿美元
寻找潜在并购目标优化布局
上证报记者：目前中行在沿线国家有多少项目储备？主要聚集在哪些领域？未来拟投入的规模有多大？
田国立：
截至
2017
年
3
月末，中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共跟进境外重大项目约
460
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4372
亿美元，提供意向性授信支持超过
1005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电力、铁路、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矿产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能源矿产领域。
2015
年至
2017
年
3
月末，完成对沿线国家各类授信支持超过
680
亿美元，“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建设已初见成效。按照计划，
2015
年至
2017
年中行将力争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授信支持。
上证报记者：大家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投入周期较长，项目金额大，中行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未来有没有可能发行“一带一路”债？
田国立：
当然，沿线周边多为新兴市场国家，基础建设资金需求旺盛，不同程度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一带一路”项目金额大、周期长。除了传统的客户存款、同业拆借等方式，中行这两年也特别注重通过境内外发债、吸引社会资本等创新途径，满足“一带一路”资金需求。
第一，运用债券市场为“一带一路”建设主体募集资金。中行非常关注沿线主权国家发债需求，
2016
年先后协助匈牙利在境外发行
10
亿元人民币点心债；协助波兰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
30
亿元人民币熊猫债，这是沿线国家首只主权熊猫债；协助沙特在境外发行
150
亿美元债。同时，中行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和境内外市场参与方共同探讨发行“一带一路”债券的可能性，协助境内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化运作经营主体在境内银行间市场发债或发行海外债券。
第二，通过自身发行债券募集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匹配的资金。中行近年先后发行了三期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债券，共募集约
76
亿美元资金，币种不仅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性货币，还涉及新加坡元、澳元、人民币等货币。值得一提的是，中行匈牙利、约翰内斯堡分行的债券发行，均突破了所在国的国别评级上限，获得同总行一致的国际评级（
A1/A
），降低了融资成本
40-100
个基点。债券发行主要考虑项目需求和中行资产负债情况，未来如有合适的时机，中行还会考虑采用类似形式发行“一带一路”相关主题的债券。
第三，中行首创“中银全球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务”，帮助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截至目前，中行已在全球举办
31
场跨境撮合活动，
2
万余家中外企业参加，开展了
1
万多场一对一洽谈，达成合作意向
5000
多项，帮助企业成功实现贸易、投资、技术引进等一系列商务合作，行业涉及高端制造、环保、信息科技、教育、医疗、现代农业、食品加工、机械设备、化工、汽车等众多领域。
上证报记者：未来中行在沿线国家的机构设置有什么考虑？未来有没可能通过收购当地机构以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田国立：
未来中行仍将坚持国际化发展方向，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机构拓展力度，根据海外合规、反洗钱等外部监管形势和目标国家国别风险情况变化，稳妥推进海外机构拓展。在机构拓展方式上，除了自设机构以外，也将充分重视兼并收购，紧跟客户和市场，寻找潜在并购目标，在适当条件下尝试通过海外并购方式不断扩大和优化全球网络布局。
上证报记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被普遍认为风险程度高，中行怎么兼顾使命与盈利，确保风险可控？目前沿线国家资产质量如何？沿线国家利润贡献度在中行业务中表现如何？
田国立：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被普遍认为风险程度较高，中行仍然在拓展业务的同时积极加强风险防控，兼顾了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第一，持续加强国别风险研究。密切关注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监管和市场形势的变动，完善国别风险评级管理、敞口跟踪、限额管控、重大事项报告等机制，严格防范当地系统性、行业性、区域性风险，防范国别风险对中行业务可能带来的冲击。同时，积极跟踪及评估有关地区监管政策变化的影响，确保依法合规经营。目前，沿线国家已全部纳入中行的评级和限额管理范围。
第二，充分关注客户的经营风险。中行叙作“一带一路”相关授信业务的过程中，严格遵循“商业性原则”筛选项目，保证项目综合收益达到一定水平，加强风险缓释手段的运用。同时，强化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管控机制。贷前加强准入把控，贷中强化发放审核，境内外机构联动业务中强调贷后双重管控、及时沟通信息。
第三，高度重视行业风险管理。中行重点支持与海、陆、能源等互联互通相关的铁路、公路、港口、仓储物流、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存在地域、资源和经济结构互补性、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行业，支持高铁、核电等具备技术优势企业。
第四，做好资产质量监控。中行通过按月非现场数据监测和资产质量预测，监控海外机构资产质量变化，并通过经营形势分析报告、集团风险报告等及时向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通过定期报告，深入分析报告海外机构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状况。截至
2016
年末，中行“一带一路”沿线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
1.39
亿美元，不良率
0.55%
，资产质量可控。
近年来，中行沿线国家机构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重大机遇，业务稳健发展，利润保持平稳增长，
2016
年沿线国家机构税前利润在集团税前利润中占比较
2015
年提高了
0.1
个百分点。
上证报记者：中行在推进沿线国家业务的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些？对于政策方面有什么诉求？
田国立：
“一带一路”构想对金融业而言，机遇挑战并存。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语言文化差异大，项目周期长，对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管理也提出了较大挑战；另一方面，随着“走出去”业务的深入开展和全球监管要求的持续加强，商业银行面临更加严峻的法律合规风险管控压力和困难。
在这方面，我想简单提两个建议：
一是希望政府部门探索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提示风险，促进合作共赢，并构建由产业投资基金、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担保机构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取长补短，提升服务效率，有效分散风险。
二是建议建立专门服务境外融资的政策性保险和担保机制，扩大原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境外保险和担保业务范围，并大力培育更为了解中资企业的国际性评级机构。
上证报记者：目前国有银行之外的商业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开发情况如何？
田国立：
除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中小商业银行也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据悉，目前共有
9
家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
26
个国家设立了
62
家一级分支机构，授信规模超过
1
万亿美元，项目储备超过
1500
个。除五大行之外，中信、浦发、兴业等股份行也在积极参与。
上证报记者：社会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投资前景看法如何？中行与社会资本是否有开展合作？与国际性金融机构合作情况如何？
田国立：
目前，社会资本对部分“一带一路”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等存在一定顾虑，但表现出兴趣并主动参与的社会资本大大增加。一方面，中行非常愿意和各类社会资本加强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我们也在通过积极创新合作模式、强化境内外联动、加快金融工具创新等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参与。
中行与金融同业、多边机构等“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类金融参与方均开展了积极的合作。
2014
年以来，中行先后与泰国盘谷银行、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及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等签署了“一带一路”业务合作备忘录，并与德交所集团、新加坡交易所等
20
家境外知名交易所建立合作关系，为我国“走出去”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中行与全球超过
1600
家机构建立了代理行关系，覆盖
179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500
家代理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