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过了40岁，当了23年摇滚乐手，跟张楚、郑钧、许巍、谭维维合作过，也上过《我是歌手》和春晚；写了6年微博，攒了100多万粉丝。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很久没什么事能让我害怕了。可《奇葩说》的编导找到我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了，我不知道自己只是在摇滚圈里、小众里有趣，还是大众里都比较有趣。
他们找过我四五次，我都没同意去，因为辩论对我来说太激烈了。但是最终决定去，是觉得总得干点新的没挑战过的事。我本来想自己做个脱口秀，讲讲摇滚圈从1990年到2000年之间发生的事。2000年以后的事有影像资料记录，可90年代只留在我们这帮人的记忆里了。后来左思右想，自己做一季影响力也许还不如人家成熟节目一期，不如就试一试。
从《奇葩大会》到《奇葩说》，我都特紧张，常常觉得前路漫漫，害怕路远马亡。紧张的表现就是结巴，其实我平时说话不这样，所以《奇葩大会》的时候，马东虽然给我举了牌，但是说我表达有问题。那时候没人想到我能走到半决赛，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在微博上开玩笑说我上节目就是想红，想挣钱，这是为了气那些（骂我的）人，我还是有些事情想表达，就像我在《奇葩大会》说的，现在的摇滚圈快把我逼疯了，我没法说服自己，我特别看不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和气劲儿，我觉得摇滚乐不应该那样。
当年搞摇滚的这帮人现在有点钱了，身边搂着妞，一副中年人志得意满的样子，这难道不是我们年轻时最讨厌的样子吗？我们穷怕了，所以越发小心翼翼生怕砸了手里的饭碗，别人歌颂爱情我们也歌颂爱情，遇到事别人不敢发声我们也不敢发声，还整天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觉得自己特牛逼，我就不明白，你到底牛逼在哪儿了？
2012年4月30日，臧鸿飞参加首届MMAX大爬梯音乐节。图 / 来源网络
摇滚就是对生活说我不服
因为敢在微博上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前几年豆瓣上有人给我封了一个“摇滚圈纪委”的名号。那段时间我说过大张伟的歌俗，也说过《中国好歌曲》里不少好歌被刘欢老师精心一编排变得更差了。但我公开说话有原则，一个是对事不对人，一个是不涉及任何人的隐私。
这两年我常拿汪峰开玩笑，我们很早就认识，他录第一张唱片还是借我的乐器，一借借了一个多月也不还。我只是不喜欢他现在这个状态，你不能什么都得着。他一边天天抨击名利场，一边又在选秀节目贩卖成功学。每天做出俯视苍生那样，痛哭流涕的，然后又在春晚上唱《我爱你中国》。你哪儿哪儿都得占着，哪儿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是吧！
为微博上的事他工作室也给我打过电话，说以后咱们能不能互相友好一点，我说我觉得还行吧，我也没有诬陷你。他们最近不是弄了一个APP嘛！然后说想让我过去签约，但是我没敢去，我有点怀疑是想把我骗过去然后把我给揍了（笑）。
我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和特质，不能因为第一代大王老崔那么牛逼，第二代大王窦唯那么帅，就顺理成章地觉得现在的大王也要那么牛逼那么帅，这个时代催生出了汪峰。
在《奇葩大会》里有一个年轻女孩说她不认为摇滚乐必须愤怒，她觉得摇滚乐就是让大家跳舞，就是高兴。我不同意她说的，那不是摇滚乐。
很多歌唱比赛里看到歌手穿着皮夹克扯着嗓子说我唱摇滚风，流行歌手们比着非常六加一的手势说“摇滚起来！”为什么周杰伦《双节棍》用那个大失真（电吉他的一种音效）还是流行，约翰•列侬《imagine》那么柔情还算摇滚？个人觉得流行就是在歌中对生活说我服了，摇滚就是对生活说我不服，这样区分，不是外在。
跳舞的音乐可以让人快乐，但是反抗的音乐可以让你自由。
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它兴盛都有时代的原因，从国际上看，冷战一直到越战是摇滚乐最兴盛的时期，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绝望的时代，整个世界，年轻人需要看到旗子在挥舞，你要推动历史进程，所以摇滚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现在的90后，就是生在蜜罐里，就是喜欢电子乐，喜欢享受的东西，这很正常。如果没有大的变动、经济的低潮，摇滚乐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生长在那个年代，我们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们就还这样活着。
第一次看摇滚后，没法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
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孩，我妈后来说，小时候越听话，青春期叛逆起来越厉害。
我妈是钢琴老师，我3岁就开始学琴，弹的全是古典音乐，我真的理解不了两百多年前欧洲人的生活，但是也没什么别的事干，反正就学着吧，一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升到附中。实在无聊的时候，我把《霍元甲》编成了一个小歌弹，老师听完就说我大逆不道，说我们这种学校，学古典乐的，你怎么能弹这种曲子呢？但是他就没有想到这是我自己编的。
其实我听话不是因为不叛逆，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可叛逆的。现在的小孩叛逆起来可以说我要玩游戏、我要这要那。我小时候，1990年以前的北京，所有人都穿着蓝绿灰，梳着一九分的头，人和人没什么不一样。我姥姥姥爷算是高干了，最多就是国家给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别的什么都一样，我以为生活就一种样子。
为了让我学乐器，我爸每星期都带我去听古典音乐会。13岁那年，路过首体，我爸看到一张海报上写着“90现代音乐会”，还以为是什么演奏会，就给我买了张票，进去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第一次大型摇滚乐演出，上台的有臧天朔、常宽、眼镜蛇乐队，音乐震得我爸心脏病都快犯了。我那时候小，还听不懂他们唱什么，blues、funk哪儿听得懂啊！直到唐朝乐队出来，4个人又高又帅，留着长头发，穿着皮夹克、靴子，就在舞台上蹦。天哪我根本没见过有人这么穿衣服、这么唱歌。我当时就崩溃了，前13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全部崩塌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音乐可以那么自由。回去我就不行了，没法再像以前一样生活了。
那时候我上初中，黑豹乐队出了第一张同名专辑，我逃课排队去买，后来那盘磁带一共卖了150万盒，同一年出的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卖了200万盒，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那几年音乐圈有一个概念叫“94新生代”，高晓松在节目里说过，主要就是两拨人，一拨是晚会圈，有孙悦、林依轮、杨钰莹那些，一拨是摇滚圈，这两拨人是对着的，晚会圈是歌颂，摇滚圈是咒骂。
黑豹首张专辑《黑豹》
那几年音乐圈的爆发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你想90年代初才有了唱片公司，出了第一批唱片，所有民间20年攒下来的作品一下全出来，94年突然就特辉煌。
“喜欢”就是为了干这个才活着
北京搞摇滚的圈子不大，我去看演出，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慢慢认识了他们。93年我和王磊、高峰、周凤岭、单晓帆组了一个叫“红桃5”的乐队，当起了职业键盘手，就彻底不上学了。
家里人当然不同意，他们觉得我让他们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我留长头发从胡同里过，总能听到有人说，“你看这孩子，留着头发不上班，早晚进监狱”。这些闲言碎语给我造成一个后遗症，就是我至今开车路过西单，头都没法往家里那个方向回。我没办法说服家里支持我，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不干，我们就这样僵持着。
为了挣钱我在一个酒吧演出，一个星期演一到两场。有一次客人点了《爱拼才会赢》，我不会唱，老板就以这个理由开除我，本来150的工资，只给了50。那天夜里北京下着大雪，冷极了。从酒吧出来，想到那50可能就是我今后手里全部的钱，生生走回了住的地方，一直走了两个小时。
年轻时的臧鸿飞。图 / 臧鸿飞微博
但你说那时候觉得苦吗？根本不觉得，因为太喜欢了。现在我去超女快男当评委的时候，很多选手说我如何坚持梦想，我觉得如果你说“坚持”，就是你不喜欢。喜欢是你干不了别的，我就是为了干这个活着，不干这个我就可以不活着，就这么简单。尤其像我们在80年代长大的人，更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我们就是这样，别的不重要。
1996年开酒吧的钱，还不如在五道口买两套房
因为没钱，我辗转住过很多地方。我和我们乐队的王磊住过圆明园的画家村。那儿当时就是个城中村，全是砖房，住了一大批艺术家，诗人、音乐人都有，岳敏君、谢天笑当时都在那儿。画家的画室需要宽敞，都租最大的房间，但是他们却是最穷的。我们搞音乐的实在没钱了可以出去给人演出，一星期演一场好歹也能挣个一两百，他们的画卖不出去就是真的没钱，但也没人会在乎，互相接济着过日子呗。那时候我但凡手里有点钱，一两顿请客就花完了，别人也这样。
在那儿我就像块海绵，整天看书，和各种艺术家闲聊，看他们前卫的作品，偶尔去排练，一头扎进自己向往的世界，觉得每天都过得有意思极了。
1995年，艺术家们没暂住证，画家村就散了。我住过一个哥哥的房子，他是倒腾汽水的，整个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全是北冰洋的玻璃瓶子。实在没什么演出，太穷太饿的时候，我就偷偷拿他几个瓶子出去卖，换顿饭吃。
我在红星生产社也住过。这是一个叫Leslie的香港人办的音乐公司，他早年发掘了beyond和黑豹，把王菲带到香港。到内地以后，签约了郑钧、许巍、田震、小柯等等一大票歌手。王磊当时给他们录歌，我就和王磊蹭住。许巍从西安来北京，住在我们隔壁的隔壁，写的歌都是《两天》、《在别处》这种比较悲观的，歌词里写“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
刚出道时的许巍
他不怎么爱说话，有一天他说想买一个蛙音效果器，一看价格是1300块，听完我们都惊了，天哪什么时候才能有1300块啊！
红星这个公司很有意思，他做大之后给所有签约的歌手发工资，每人每月5000块，在当时绝对算巨款。他们录过一张摇滚拼盘专辑，一年之后又把哥几个叫回来。大家一头雾水说干嘛呀！结果老板说这是你们的版税，你们拿着。那是所有人第一次听说版税这个词。下回大家高高兴兴录了唱片拿了钱，然后会说，明年见嘿！
1996年，我问我爸要50万在五道口开了一间酒吧，生意总是不咸不淡。当时北京会听摇滚演出的也就几百人，唐朝、张楚这些明星演的时候观众会多一些。但是我们总算有固定的地方演出、排练了。没过多久，酒吧挣不着钱，就倒了。现在想想，还不如当时在五道口买两套房。
再后来，摇滚渐渐就没什么人听了，唱片业也挣不着钱了，红星生产社倒了，一手推出窦唯、张楚、何勇的魔岩也退出内地了，一个时代过去了。
历史不容假设，没了就是没了
1995年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小，就住在那间全是汽水瓶的房子里。当时对死亡没什么概念，根本想不到他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只觉得那么年轻一个人怎么就不在了。我真正和唐朝的人私交好起来是96年以后，等于我这辈子和张炬正好错过了。
张炬去世之后，唐朝乐队也再没有当年《梦回唐朝》那样的歌出来，成员也一直进进出出。很多年以后我带五哥（唐朝乐队原吉他手刘义军）去香港看红辣椒乐队的演出，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7•11门口，买了很多啤酒聊了一个通宵。我问五哥你为什么不在唐朝了，五哥长叹一口气，那个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张炬是一个能够协调大家的人，没有了他，五哥和老丁（唐朝乐队前主唱）面对面就有点不行，很多理念不一样，没法统一。这就像窦唯离开黑豹，是不可避免的事。
张炬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张炬没有去世，如果窦唯没离开黑豹，这两个乐队应该都还能往上走，哪怕再多5年，就能成为更伟大的乐队。或者如果中国多出几个黑豹这样的乐队，唱旋律感强的、谈论爱情谈论青春的歌，也许更有利于摇滚乐的普及，不像那会儿好不容易崔哥（崔健）那劲儿过去，又出来一个何大壮（何勇），高喊李素丽漂亮。但历史不容假设，没了就是没了。
2005年许巍第一次在工体开演唱会，他觉得肯定没什么人看，彩排是坐着地铁去的。工作人员都惊了，说你怎么能坐地铁来呢！演出那天，他唱到《两天》和《在别处》的时候，我和翟翊、董鹏（DJ）啊什么的抱头痛哭，身边所有人都哭了，抱着陌生人哭。
大家总觉得这种悲观的歌小众，可其实中国13亿人呢，总有1亿人是悲观的。那天那种全场大合唱，和大家一起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大家自己喜欢这种歌，觉得肯定没人喜欢，但到了这儿才知道，原来有15000人都喜欢，原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那一刻大家找到了彼此，这就是摇滚乐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意义。
一个摇滚乐手再辉煌也不过如此了
2000年以后我开始接音乐节演出，键盘手门槛高人少，我的活没怎么断过，生活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
我是10年左右去许巍乐队的，说起来也特别偶然，是有一次在酒吧演出遇到李延亮，他问我干没干过演唱会，我说没干过但可以试试，他就把我叫过去了。当时圈里公认最好的乐队就是老崔的和老许的，这步台阶上去了，别人就都觉得你行，会叫着你，所以那之后我活比较多。
我和三哥（崔健乐队鼓手，鼓三儿张永光）关系变得特好，就是因为一起在老许的乐队干活。其实我们认识得很早，90年代后期就认识了。但是他那会比我大太多了，我就是一小孩，我们俩没法聊。我就记得三哥爱逛公园，一闲了就开车叫我逛公园去。所以你看，搞摇滚的不都是一个样子，也有人爱逛公园。他特别聪明，是我们这群人里第一个开车、第一个学英语的。
崔健与张永光
当年老崔的演唱会，全场观众集体从“三儿来一段”喊到“三大爷来一段”，就要听三哥打鼓solo，一个摇滚乐手再辉煌也不过如此了。
后来一起共事之后，他去世前住的房子是我给他租的，和我就在同一个小区。他还把那个房子给重新装修了，地下弄成练鼓的地方。
2014年对我比较特殊，步履维艰，摇滚圈不见起色，却渐渐有了流行圈的势力和门户之见。梁翘柏给我发了个私信把我叫到《我是歌手》去弹键盘，我慢慢踏入流行圈，作为新人处事也要处处小心如履薄冰。
这一年，三哥也都没什么演出，有点颓。见了他，他也会说休息休息挺好的，但是闲对他来说一定不好受。
后来中国歌舞团还给他打电话让他办退休。他是中国歌舞团子弟，人家其实是好意，虽然他很多年没上过班，退休了还是可以领到工资。但是退休这两个字肯定对他打击挺大的，一个曾经那么牛逼的人，才50多岁就要过上不干活让人养起来的生活，我想如果我有这么一天，我也不是特别能接受。
10月份开始他吃过一阵治疗抑郁症的药。圣诞节那天夜里，他就没了。我是第二天一早收到微信的，当时就受不了了，脚一软就蹲地上了，控制不住。
一个不养艺术家的国家
那天中午我是第一个到他们家的，下午老崔他们都去了，说既然这事儿已经这样了，那咱们就得做一个纪念三哥的活动。我想那行呗，哥哥们有想法，我们就把执行工作做好。
三哥的告别仪式在愚公移山酒吧，那是我们的一个据点。我算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当天看这批人能体面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把这次活动办好，心里感慨这一代摇滚圈的人还是有这种凝聚力的。但是下面一代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告别式上，很多人上台致辞。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和平发来一个视频，视频里他说：“他是一个幸运的鼓手，可幸运的背后却不知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他相当聪明，却从不逢场作戏；他极其敏感，却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他才气过人，却不懂得自我包装；他经历了无数来自心灵的折磨和痛苦，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将一切放弃。”
梁和平是94魔岩三杰红磡演唱会上何勇乐队的键盘手。两年前他出车祸了，高位截瘫，只有脖子以上能动。
著名音乐人梁和平
对于三哥的走，我没怎么公开出来说话，平时还是继续在微博上发段子，但其实那段时间我心里一下就慌了。
三哥也好，梁和平也好，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都是巨星中的巨星。我们这帮人进入这个圈子，就是受他们的感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结果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晚年都过得这么凄惨。那段时间我们这帮中生代很多人互相打电话，感叹的都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2014到2015的跨年，《我是歌手》录制结束，没有别的演出找我，那是我10年来第一个没有演出的新年，我开始被我可能过气了的情绪干扰。
中国是一个不养艺术家的国家。日本的鼓手FUNKY可以靠版税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三哥就不行。乐手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职业，主要是成就别人。有时候有一些喜欢的粉丝会跟你说，你是谁谁的御用什么，显得你特重要。但是你这个人不在了，也没有人问起你。老崔身边不管是谁，该唱《一无所有》还是唱《一无所有》，汪峰身边不管是谁，该唱《飞得更高》还是唱《飞得更高》。
我还不到40岁的时候，以制作人的身份去参加某当时还挺火的电子乐选秀，别人就嫌我年龄大，危机感摆在眼前。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必须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渴望，别人介绍我说这是谁谁乐队的谁谁谁，我就觉得我特别想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开始很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那些内心还有火焰的人
我这个人特别后知后觉，在开心网眼睁睁看着别人头像一个个都灰了，我问他们你们都去哪儿了？他们说微博，那好吧我也去吧。
刚开始我每天发“睡吧”、“醒了”、“出门吃披萨”、“在迷笛（音乐节）演出”，评论1，转发0。
我在社交上是很被动的人，不会主动去认识朋友。我微博上关注的全都是朋友，或者谁关注我了，我点进去看你发的东西很有趣，就回关一下。有一年过年休闲璐把我拉进一个抢红包的群，群里除了黄觉全是段子手，直到现在，这就是我几乎全部的社交圈。在那个群里他们每天瞎聊天给我很多启发。
我的微博第一次有点声响，是有一回从门头沟的音乐节演出回来，整个人特脏，灰头土脸。在鼓楼进停车场，有一个奥迪堵在门口，我开不进去，就下车去敲他的车窗想让他挪车，可是他看了看我，冲我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我心想什么路子呀，只能又过去敲，丫一看又是我， 皱着眉头从窗户递出来一块钱……
我把这件事写成段子发在微博上，转发一下过了5000。后来我在《奇葩说》里又提起这个段子，结果门头沟的朋友急了，说门头沟不脏，你才脏呢……
后来又发了一个雾霾天配上《西游记》音乐的短视频，一下转发过了10万，再加上别的段子，参加《我是歌手》、《超女》、上春晚、《奇葩说》什么的，粉丝慢慢涨起来了。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突然就开始讲段子了。一边当摇滚乐手一边讲段子是不是特矛盾，我觉得一点都不矛盾，都是表达方式，我想说的话从来没变过。很多人对微博有偏见，谁说微博就不是以后的诗歌呢？
我在青年时代曾经不苟言笑、愤怒、蔑视一切规则，但是后来发现太微弱了，你什么也撼动不了。一个人对我说，你看周星驰，其实小人物对抗世界最大的力量是幽默。那好吧，慢慢地我就变成了这个开玩笑讲段子的我，多好呀，大家见到我都哈哈哈哈，笑嘻嘻的。
《奇葩说》结束了，今后我还是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前段时间刚去录了深圳卫视的《年代秀》，键盘手当然还会做，但是会减少一些，平衡一下。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人类观察员，人就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有人骂有人夸，我不是很在意，到现在我的黑名单是空的，没有人。我希望用我的一生做一个行为艺术，我一辈子没工作过，尝试好多事儿，也拒绝好多事儿，到我死了你们就知道了。
我在《奇葩说》参加的最后一期节目，辩题是：“奇葩村有一口愚人井，喝了井水的人会变得意识错乱，颠倒黑白，所有人都喝了，那你喝不喝？”
我不是一个辩论咖，我在节目里说的话，大多是自己真想说的。这道题对我来说是一道应用题，世界上根本没有疯人井，但是在乱世中，我们都需要保持独立思考和自我意志。这个情境又让我想到摇滚，想到摇滚好像不再被大多数人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始终不能与社会和解，但更年轻的人可以，我们错了吗？我们没错。摇滚乐就是在这个混乱的尘世中，当所有人都心如死灰的时候，那些内心还有火焰的人发出的声音。
节目只是个游戏，但有一半的人都选择了喝下去。我知道现实中人都会害怕，我知道独自面对整个世界有多孤独，但我还是想劝大家都别喝这口水好吗？哪怕还剩下一个人，只要觉得不对都要抗争，这就是摇滚乐的意义。
